很难想象公元1966年9月2日深夜，是怎样一个古怪的夜晚！也许那夜就像打翻一瓶墨水，整个一张稿纸没有一点洁白的地方；也许那夜狂风大作，雷霆万钧，偌大的上海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也许那夜花好月园，竹影摇窗，与从前的夜、未来的夜别无二致。然而就在此晚，午夜已过，凌晨刚至，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傅雷与夫人朱梅馥携手同肩，双双自缢身亡。
傅雷夫妇走得干干净净，义无反顾，几乎不留任何痕迹，就像风吹绉一池春水，遂又了无纤痕。傅雷长身玉立，气宇轩昂，就像一棵笔挺的秀竹，宁折不弯。他的夫人雍容静肃，端庄厚憨，柔情似水，就像一根缠绕秀竹的春藤，温存有余。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自然放射出人生最瑰丽的光芒。一对恩爱夫妻，如胶似漆，举案齐眉；但真正能够做到携手共赴正义，蹈死不顾，恐怕自古至今也屈指可数。贝多芬有句名言："为了真理，给个国王都不换！"傅雷做到了，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崇高人格的大写意。
傅雷走得干干净净，从从容容。傅雷和夫人临走前的9月2日夜，曾给他们的亲人留下一封仅千余字的最后家书。这封遗书是写给傅雷的小舅子朱人秀的。遗书写得笔墨清晰，条分缕析，坦坦荡荡，磊磊落落，至今读来都令人潸然泪下，振聋发聩。从遗书里看到，傅雷的反党罪证无非是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登有宋美龄的照片；而这两件东西又都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他家的，并非傅雷本人之物。正像傅雷所言："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然而作为一介书生，即使竭尽全力呐喊也是微茫的。理智的傅雷清醒地觉察到树欲静而风不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没有向任何人申辩，只在遗书中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痛切的自白："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是一个多么干净、彻底、从不苟且的傅雷。
傅雷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托付朱人秀上缴当月55.29元的房租，没有忘记给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块女表，一个旧挂表，一张600元的存单作为她过渡时期的生活费，并说："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如果说傅雷临走前有什么遗憾的话，恐怕这就是唯一的遗憾，带着深深的同情的遗憾。要送人或该还人的东西，傅雷都一一道来，共13条。最后剩下的53.30元又托付给朱人秀作为他们的丧葬费。至于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一切均有安排，决不乱套，就像夫妻两个要出门远行，或到国外看儿子，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和疏忽。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不动声色，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
傅雷一生脾气暴躁，因而大大小小的折磨在所难免；可是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多亏他有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朱梅馥在家书里对傅聪说："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些帮助，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正因为"缺一不可"，如今大祸临头、在劫难逃的傅雷，不免要带上爱妻到天国走一遭了；而忠贞不渝的梅馥如影随形，甘愿相濡以沫，爱河饮尽九泉下。这是中国文坛一则多么凄艳寒凉的千古佳话文如其人，唯其有干干净净不朽的人品，才有干干净净不朽的文章。傅雷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当年翻译法国文豪的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宁愿精益求精，一译再译，把自己的文稿修改得体无完肤，可是一经定稿，就不许编者妄自改动一字一句了。傅雷把这种严谨的为文之风又用在教子上。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重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响声。对孩子做到了无微不至，仁至义尽，把孩子打造得璞玉浑金，天然所成。按他的话讲"园丁以血泪灌溉出来的花朵迟早得送到人间去让别人享受"。他不仅把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翻译给中国读者享受，还把一个饮誉海外的音乐家儿子傅聪献给了全世界人民。
傅雷干净了一生，与人无求，与世无争。9月3日凌晨，他和夫人化作两粒晶莹剔透的露珠，在天亮前降临大地，其璀粲的锋芒一直照彻敬佩他的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