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开国之君刘邦的一曲“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豪唱，则更透出一代君王气吞山河的雄风。而且说到做到，他居然成功地网络了一批勇士精英为自己打下了江山。事后有人问他有何本事，他说：
“我打仗不如韩信，计谋不如张良，后勤不如萧何，什么本事也没有。”人家问他：“那你怎么当上皇帝的呢？”他说：“别的什么都不会，但我会管住他们，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跟我鞍前马后地卖命奔跑。”这就是帝王的本事，领袖人物的风采。
李嘉诚也有这种本事，他“让别人为自己赚钱”，他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从而创建了李商王朝的金融帝国，他则成了独领风骚的一代金融领袖。他在汕头大学的演讲，实际上就是一篇君临天下，气壮山河的“领袖艺术”的“大风歌”。他说：“人的志向是由儿时的幻想到以后成长中，逐渐形成的。”其中，“儿时的幻想”对“志向”的形成，非常重要。
走笔至此，我又想起曾在四川山区一个名叫“般若洞”中的那次对禅机的参悟（见本书《般若洞里说般若，禅机山上悟禅机》）。
那个百岁高龄的老禅师说：佛祖刚一出生时就指天戳地呼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婴儿出生时头先着地，旋即一声呼喊，便从“自然人”一跃而为“社会人”。婴儿哭叫的内涵就是“我要出人头地”，也就是佛祖说的“唯我独尊”。儿时玩的也都是争王称霸“打江山”的游戏；听英雄故事时想的也是我将来也要当英雄、做皇帝。因为只有当了英雄君主后才有美女不招自来，才能权倾四野，玩遍三千宫娥六宫粉黛，吃尽山珍海味龙肝凤胆。这种名欲、权欲和色欲的巨大诱惑是不可抗拒的，也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本性。正是这种“恶劣的情欲”，推动了历史的车轮，成了撬动地球的杠杆。所以从儿时起，人们就萌发了想当领袖、皇帝的欲望，只不过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有的想当风流天子，有的想当一代明君，有的想当行侠仗义的英雄，有的想做黑道上的好汉。
从李嘉诚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看，他似乎很特别，好像没有这样的“野心”。在有关他的传记和媒体评介中，大多把他塑造成从小就有一种健康的良好心态，他聪明、善良、敦厚、老实，绝无幻想、浪漫。在人生的酸甜苦辣中，他懂得做人的责任和艰辛，生活也一向简朴，不抽烟不饮酒，除爱玩高尔夫球外，他并无其他更多的嗜好，更不与女明星们纠缠。他懂得“能选择自律心灵态度的人更容易备受欣赏”。
那些传记作者和媒体将他塑成“绝无幻想浪漫”的乖孩子和诚实者，也许是未能窥视到他内心的隐秘。殊不知像他这样的人恰是当天才领袖的料，如果是做皇帝的话，那一定是个明君圣主。他之所以不肯张扬，一向低调，是因为机缘未至，为生计环境所迫，正如他说的：
我知道今天的我没有本钱好高骛远，我也想飞得很高，在脑袋中常常记起我祖母的感叹：“阿诚，我们什么时候能像潮州城中某某人那样富有？”但我又不想像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一样，凭仗蜡做的翅膀翱翔而堕下。
未能飞并不等于不想飞，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不好高骛远是因为还没有足够的本钱。这时他只能暗自卯足劲头，以“能忍”和“任劳任怨”的心态和毅力，默默无闻地去追求“最好的”，在每一个领域里都想去争当“第一”。
当李嘉诚已超越一般“商人”这一词义的简单含义，从寄人篱下的“茶博士”一跃而为世界精英人物时，当他经过50余年奋力拼搏，由几个小公司发展到今天在全球52个国家中超过20万员工的大型集团企业而一富在天、富可敌国时，也只有在这时，一向低调的李嘉诚这才登高一呼，唱出了他类似于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
李嘉诚以一方宗主和一代企业领袖的姿态向世人宣告说：
我常常问自己：你是想当一个团队的老板还是领袖？一般而言，做老板很简单，你的权力主要来自地位之变，这可来自上天的缘分或凭仗你的努力和专业知识；做领袖则较为复杂，你的力量源自人性的魅力和号召力。要做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态度与能力一样重要。领袖领导众人，促动别人自觉甘心卖力；老板只懂支配众人，让别人感到渺小。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李嘉诚讲的“管理”，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管理艺术”，而是当今世界正流行的那种“管理者资本主义”模式。
众所周知，西方老牌传统资本主义早已病入膏肓，早为“业主资本主义”取代。但所谓“业主”并未完全摆脱“老板”或“资本家”的旧壳，所以很快又被“管理者”取代。但从现在施行的情况看来，似乎已不灵了。
李嘉诚既顺应了这股历史潮流，站在时代的尖端，但同时又根据东方特色对“管理者”加以整合贯通，融进了他自己的成功经验，从而形成了他特有的“李氏管理模式”。其关键核心是，他既找到自己作为“领袖”的位置、支点，同时也找到了他和被他领导的“众人”的支点和契机。
这就是作为领袖人物，你想“让别人为你赚钱”和“自觉甘心卖力”，你就不能像当“老板”那样，只懂得“支配众人，让别人感到渺小”，而是要让别人变得伟大崇高，感到自我有充分的发展空间，能较好地充分发挥自我的创造潜能，而且也能公平而公开地享受到改革发展的劳力效果。
武大郎开店，只接收矮子而拒绝高人，武老板只能是一辈子都开卖烧饼的鸡毛店。
如果要打造出像模像样的百年老字号的大型集团企业，那就只能让别人变得伟大，而非渺小。
李嘉诚毕竟是李嘉诚，他将“老板”和“领袖”分得清清楚楚，也将“业主”和“管理者”作了区分，并为他们找到了支点的位置和契机，同时也总结出一套“管理艺术”（见《附录节选》）。
但管理艺术的真正核心并不在于看年度报告书和抓脆弱环节等具体业务上，而首先在于领袖的人格魅力和博大胸怀。
老子说“大者宜为小”，你要想当龙头老大，“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一统江山，乃至一统全球，成为世界霸主，那就要将自己置于江河的下流位置，让别人变得伟大，自己则更伟大。
李嘉诚当初把塑胶厂取名为“长江”，就是因为“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这叫做“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得乎其下下”。这恰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最佳位置和领袖胸怀。
这才是李嘉诚登上“东方人格金字塔”，成为商界一代雄主和一天富贵的真正成功之秘诀。
然而，好在这里，也难在这里。因为这已不仅是李嘉诚及其长实集团个人和个体的问题，也是全体华人和全球人类的问题。想当年希特勒和东条英机们一度要称霸全球，但都以惨败而告终。当代山姆大叔也想成为世界的一代霸主，但成功的希望也十分渺茫。当今的许多商家巨贾，也都想出人头地，争当领袖。但曾几何时，都纷纷落马，折戟沉沙。这并不是他们缺乏智能本事，经营无方，而更多的是不能审时度势，不能适应“生态环境”，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不知道我是谁，谁是我。
李嘉诚的成功就在于他不仅找到了领袖与群体的支点和契机，同时也找到了最能适应自己生存的“生态环境”，找到了沟通时代的契机。
（四）
歌德说过：“不论你们的头脑和心灵多么广阔，都应当装满你们时代的思想感情。”
每一个时代环境都有其特定的精神气候，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李嘉诚广阔的心灵中，也装满了特定时代的“思想感情”。
他曾反复地问自己：
我有什么心愿？我有宏伟的梦想，但我懂不懂什么是节制的热情？我有拼战命运的决心，但我有没有面对恐惧的勇气？我有信息、有机会，但我有没有实用智能的心思？我自信能力、天赋过人，但有没有面对顺流逆流时懂得恰如其分处理的心力？你的答案可能因时、因事、因处境，审时度势而有所不同，但思索是上天恩赐人类扞卫命运的盾牌。……李嘉诚生于大陆而长于香港，虽然都同属于一个中国，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和诸多的因素又造成相合相分的局面。因而他就不能不处在一个相同又相差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的夹缝之中，而且作为一个有宏伟梦想和有领袖欲望的商家，尽管他不想和政治家们过热地交往，但又不能不与政府官员们往来。
我曾将新加坡和香港作了比较，发现他们虽然各不相同，但又出奇地相似。他们都是东西方文明、资本和社会五方杂处、多元化的聚焦之地。余世存先生在《李嘉诚和他的时代》一文说得好，他写道：
香港的幸运在于，它在冷战的岁月里，在一种动荡然而又基础稳固的条件下，成就了一个全新的华人群体。香港的50年，其社会环境有如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不断持续创造性的社会变迁。这种政治经济机制和社会环境叠加在一起，使得人的活力一旦发扬，成就是惊人的。政治、文化方面的难以突破，却给了行政、经济领域无限的机会。
尽管李嘉诚们对政治一直保持距离，在商言商，颇有欧美早期的清教徒之风，但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已与政治、文化、文明和国家牢牢地系在一起了。这一点尚无多少人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从事加工企业与全球性的政治动荡相关就不用说了。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李嘉诚在香港的所有收购举动都与内地政治变化有关：内地“文革”造成的香港移籍潮让李嘉诚在1967~1969年收购了不少廉价地产；70年代后期内地“文革”停止，实施改革开放，英姿怡和在香港的信心出现动摇，李嘉诚趁机与其直接竞争并一举收购和记黄埔；80年代初，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争端再度给市场带来动荡，李嘉诚逢低收购港灯和青州英泥；他甚至计划在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联合其他地产商一举收购置地公司。这期间，李嘉诚借助政治气氛在股市中低进高出而大获其利的操作更是数不胜数，他不仅赚得利润，还因此赚得救市的声誉。
从穷困少年到“塑胶花大王”，从地产大亨到救市的白衣骑士，从超人到新经济的领袖，从管理大师到传媒高科技弄潮儿……李嘉诚的路还在继续，他几乎一直在捕捉先机，发出时代的先声。在一个行业、一个产业、一种潮流里领先，从小到大，从夕阳产业到高科技产业，到后来，跨产业、行业、领域，由经济到文化传媒到政府公共领域，他总能占据主动，引导前行；这位以资本为对象的战略大师一生学习不辍，敢于尝试新的未曾接触的领域。他对产业趋势的判断和市场时机的把握非常准确，从塑胶花到房地产，再到石油、电视以及当前对数码港、中药港计划的热衷，每次都不仅适应产业趋势的变迁，而且推动了社会的潮流。到后来，李嘉诚不仅富可敌国，而且与一个地区的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有了难解的联系。（《南风窗》2002年）
从李嘉诚身心上看，他的确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上百年历史进化的缩影。从中不难看出，的确充满了他的满腔热情和挑战命运的决心，同时也充满了他对时机的选择和审时度势的掌控能力，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时势能造英雄也能为难英雄。
“官商勾结”，也许是古今中外的一个普遍现象。没有官方的支持和默许，商人很难立足，事业很难做大。倘能讨得官员的欢心，即可得到许多实惠。但过分地拥抱官府，往往也要吃苦头。因此要给政治家们跳好“狐步舞”，就得要把握好分寸。所以，但凡成功者，大多是能在“政治运营与经济运营”之间走钢丝的高手。
李嘉诚在此二者之间，总的说来还不错，颇有分寸感，支点和契机也都恰到好处。在“紧守商家角色”的同时，总是不失时机地靠拢政治家。
李嘉诚始终关注北京高层领导人的动向，也总是不失商家身份和不失时机地与他们频频往来。他甚至还把儿子也带去北京见江泽民李铁映等人。
至于在香港与港府大小官员的交往，那就更频繁了。在董建华出任香港特首和后来的“倒董”活动中，李嘉诚始终是“挺董”派，竭力支持他。曾荫权走马上任后，他也尊敬有加，热情支持。每当香港风云骤变时，他都挺身而出，维护港府的权威。反过来，港府也支持他。当美国和欧盟掀起反对李嘉诚的风波时，港府即包容和维护他的合法权益。
但李嘉诚毕竟是商界领袖，并不是政治明星，甚至可以说，他对政治这门学问的认识还不是很到位的，有时还显得有些经验不足。
1991年至1994年间，李嘉诚率领香港地产群豪与港府唱对台戏时，有人说显示了李嘉诚作为一个一呼百应的领袖风采和灵活的策略，其实，恰好说明他对政治的认识还很不够。
商家要与官府硬拼决斗，一般是没好果子吃的，输的往往是商家。
有人说“在李嘉诚们购并、大战英资时，其行止‘犹可说也’。而后来强敌已去，暴发称雄，已经求败不得，其作风则‘不可说也’。”因此，给他戴上“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帽子，视之为“既是伟业也是罪行”。亚当斯密也说过：“只要是同一行业的人在一起聚会，即使是娱乐和消遣，聚会也是以反对公众的阴谋或某种提高物价的阴谋而结束。”
其实，这些说法对李嘉诚并不实用，他的行为仍是商家“投机”的行为后果而已。因为商场无父子，无英雄、无理性、无程序、也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李嘉诚说“商场每一天都是一场严酷的战争”，既是战争就要死人，不是输家就是赢家。我们很难用中西方的传统道德观念和人道主义来评判商业文明的伦理和资本扩张的规律。
不过从中倒可以发现，李嘉诚在“政治运营与经济运营”之间，有时也错失良机，支点没有选准。正像余先生说的：
1992年后，李嘉诚增加内地投资，将合作方仍然盯在中央或地方政府身上，而不是企业。但东方广场项目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教训，他计划在天安门广场旁建造一个房地产的神话。这位超人没有忽视政府的作用，但经过了几年的反复，他最终发现，在北京，商业是第二位的。这一认识的代价是，不仅使得原来的计划大打折扣，同时在余下的商业利益上也要做出让步。民众们也无法同情他，他像一个孤独的异类。
对于内地的市场环境，亲身领教过的李嘉诚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内地要发展，必须舍弃一些传统的，死硬的做法，“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这也是他在1998年对香港投资环境感到失望的重要原因。对强大力量政府的担心，促使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增加海外投资，虽然他没有将公司迁册海外。在这种情况下，自认为成功与特权无关的李嘉诚终于更深地卷入了权力的关系之中，收购香港电讯即是明证。
李嘉诚已在权力之中。风险更大，发展更不确定。而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渗透已到了与大陆传统文化短兵相接阶段。李嘉诚在大陆发展的差强人意只是序幕中的一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