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偶然看到英国首相丘吉尔登出的一幅最新照片。丘吉尔爱抽雪茄烟，去拍照时也叼着一支长长的雪茄烟，且面带微笑，正等摄影师按下快门。但摄影师迟迟不动手，因为他想在战争年代人们想看到的领袖不应是笑得甜蜜蜜的这副模样，而应该是威武不屈的刚毅形象。所以他走到首相面前，不客气地取下他正叼着的雪茄烟，故意激怒他，果然丘吉尔发怒了。就在这一瞬间，摄影师果断地按下了快门，拍下了这张鼓舞人心的政治明星照片。登出来后，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人们看到自己的领袖如此威严刚毅，信心倍增。
罗斯福看到的正是这幅照片，他也不能不佩服丘吉尔沉着应战的作风和毅力，但左看右看，依然心存疑虑。为了摸清对方的底细，当面观察他的内心隐秘，于是他决定约见丘吉尔。有一天晚上，美国总统便去“夜探”英国首相。
当罗斯福按约来到丘吉尔的住处时，也许稍为早了一点，丘吉尔正在洗澡。他听说罗斯福已经来了，便顾不得外交礼仪，连衣服也未穿，就赤身裸体地走出来了，还不无幽默地调侃说：
英吉利对美利坚来说，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总统先生，现在这一切你都看到了吧？
罗斯福刚开始看见丘吉尔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站在自己面前，他确实感到很窘，不知怎样面对这个尴尬的场面，只有连声说“稍锐稍锐”（对不起）。但直至听丘吉尔这么一说，他也忍俊不禁地笑了，说：
“看到了，看到了，一切都看到了。”
就这样在谈笑间，一切都涣然冰释了。
一幅照片，多么平常。
一个裸体，多么滑稽。
然而，就是这一幅平常的照片，却成了两位风云人物见面的“机缘”。就是这一个滑稽的裸体和笑谈调侃，却成了沟通两位政治明星心灵的“契机”。
不久，罗斯福偶然看到一幅德国出版印制的名为“中南美洲地图”。
这是一幅以德国政府的名义出版印制的国家地图。此图公然将中南美洲14个国家的疆界按德国的意图，作了重新的分割划分。
其中巴拿马、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竟然合并为受德国控制的“新西班牙”殖民地。而墨西哥居然成了德国的石油输出管道，巴西的国土也扩大了很多。更令人吃惊的是，与美国息息相关的巴拿马运河与整个拉丁美洲，即美国的整个“后院”，也都被划进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了。
总之，此图已暴露了德国的狼子野心，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山姆大叔，德国在征服了英法，打败了苏联之后，下一个目标就会轮到美国了。
罗斯福看了后，不禁大吃一惊，但旋即一想，又觉得如此机密怎么会从天而降呢？他立即寻问了美国情报机关，这才得知此图来自英国的情报部门。于是，他一下便明白了此图的真相。心想：准是丘吉尔搞的“杰作”，如此小小花样也想拿来糊弄我，但此公用心良苦，倒也难得。他是求美心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既然你玩假把戏，我就来个以假乱真，假戏真作。
也许是山姆大叔在一战中尝到了“中立”的甜头，现在当二战爆发时，他同样想保持中立，坐收渔翁之利。因此罗斯福曾多次向国会提出的援英议案，都遭到议员们一致的否决。
现在“地图”在手，不愁说服不了那些保守怕事的议员。于是他通过传媒，公布了这幅地图。果然，一“图”激起千层浪，美国上上下下，顿时舆论哗然，群情激奋，都在喊打倒希特勒，援助英吉利。
罗斯福借助民众舆论的“东风”，一下便摆平了参众两院，顺利通过了向英国和苏联提供紧急战争援助的议案。
因此，二战不久就出现了“转机”。
事后，果然证明了这幅图是英国情报机关，按丘吉尔的授意而假造的。
人们都反对“假货”、“冒牌货”，但在特殊的情况下，“假”的也能显示出它“真”的价值来。
这也正是“机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大多是在说说笑笑的戏剧性变化中进行的。当然，一张照片、一个裸体和一幅地图，并不能改变二战的命运，但它却可以成为沟通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契机”，从而，成为撬动地球、推动历史车轮的“支点”，并从中找到二战的“转机”。当然，其中尽管还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因素，但这一“点”却是不容忽视的。
事实上，古今多少大事，都是在“笑谈”中不经意间“完成”的。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坚冰奇迹般地被打破这一震惊全球的国际大势，则更是“都付笑谈中”。
（二）
1969年，美国共和党领导人尼克松击败了民主党竞争对手，登上了美国第37任总统宝座。但尼克松的“机运”不佳，一上台就碰到上届总统留给他身陷越南战争而不可拔的大泥潭，再加上经济不景气社会问题多和苏联的压力，所以他一上台就急于想改变自己的处镜，从危机中去寻找转机，从而为美国带来一派生机。
这时，中苏正好发生珍宝岛事件的边境冲突，而苏联竟主动向美国通报相关信息，这正是天赐良机。于是尼克松决定打出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中国牌”。但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长期对立的封闭状态中，要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的确是一件天大的难事。尼克松只有在焦急难耐中，默默地寻找“时机”。
当时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巨浪狂潮之中，虽然全国山河一片红，但毛泽东也意识到危机四伏，长期如此关起门来闹革命毕竟不是办法。为了走向世界，他也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想从中找到转机。
为此，他煞费苦心地将多年的好友美国作家斯诺安排登上天安门城楼，同自己一起检阅浩浩荡荡的红卫兵队伍。这分明是向大洋彼岸的山姆大叔发出的一个政治气球，他原以为对方很快就会作出回应。
但也许尼克松正为越南战火烧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心思去领会毛泽东的这一意图，或者他把斯诺上天安门城楼这件事，压根儿就没当一回事，所以毫无反应。
毛泽东见政治气球放飞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倒也想得开。因为他的这一心中秘密，并未对其他任何人透露过，连最亲近他的人也猜不到他的这个想法。何况远在天边的尼克松哩！事实上，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心中想些什么，特别是有关重大决策，开始时只有他本人才知道，别人是看不透的。
这次发“短信”对方“关机”，毛泽东又叫人在报上公开发出呼吁：
“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这一次用不着打哑谜了，如此公开明白的话题难道美国人还看不出来吗？其意也很明白，过去我们一直把美国当成敌人，现在我们要和你们交朋友啦！
然而，可惜的是对方仍无反应。要不是装聋卖傻，要不就是政治灵敏度太差。其实事后证实，美国人根本就不曾想到毛泽东玩的这套文字游戏，他们太一本正经了，只从大的方面去考虑。因此又一次错失良机，毛泽东也徒叹奈何，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就只有等待天机啰！
果然天赐良机啦！但谁也想不到能撬动大地球的天赐良机，竟然是一个小小的乒乓球。
当时中国的乒乓球队正在日本参加国际大赛。有一天一个名叫“科恩”的美国队员，阴差阳错地搭错了车，竟上了中国队员的车。大家都觉得好笑，他也并不在乎。当时的世界冠军庄则栋还主动与他打招呼，分手时还送科恩一件小礼物，记者也趁机拍了照。次日，这个搭错车的笑话连同照片一起见诸报端。但不管怎样，大家都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话来流传。而且很快就传到了中国，传进了中南海。大家同样把它看成是茶余酒后的笑料。
但当这个笑谈传到毛泽东那里时，他却从笑谈中看出了“小球能推动大球”的先机。也就是说，他终于找到了能撬动地球的“支点”，所以他竟然高兴得彻夜未眠。
次日，当周恩来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时，他对周恩来说：想不到科恩这个嘻皮士小伙子，无意中却闹出一桩惊天大笑话。他搭错车，我们不妨来个将错就错，歪打正着。索性把美国球队请到中国来，举行一次友谊赛如何？
周恩来心领神会，说主席是想用小球来推动大球。
毛泽东徐徐地吐出一串串烟圈，说双方都想解冻破冰，但又都想保持大国的尊严，谁也不想主动亮牌。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我们不妨先下个“矮桩”，主动亮相如何？
周恩来说：“让别人伟大而自己渺小的人，其实他显得更伟大。”他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毛泽东说：说得好，颇有哲理。那就把美国人请来吧。
中国此举震惊中外，白宫的主人这次终于明白了北京的意图。但尼克松仍不想通过邦交形式，公开解决两国的对抗关系，只想暗箱作业，秘密往来。因此，他指令在华沙的外交官员悄悄地与中国外交官员接触，套近乎，进一步摸清中国的真实意图。这便出现了美国人在厕所里与中国人套近乎的笑话。
消息传到中国后，开始大家也把它当成笑话来流传，只有毛泽东才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他对身边的人先背诵了《三国演义》开头的那首《临江仙》后半段：“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然后说：“天下大事，重大决策，并不都是在会上正襟危坐中想出来的，往往是在信马由缰、闲庭信步和说说笑笑中捕得灵感先机的。”正如商家的好点子、金点子，大多在茶楼酒馆放松状态下偶然得之一样，都在笑谈中。事前事后，也都是笑时得天机，笑后悟禅机。
“明治维新”是日本的福还是祸
明治维新既是日本近代文明的起点，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源头。
“轻自我之生死”，不必“轻他人之生死”。救中有杀，但杀中未必有救。
当年“脱亚入欧”的日本，如今又回亚洲来了。它要干什么？
（一）
明代的云居戒禅师，曾模仿《孙子兵法》十三篇，写了一本《禅门锻炼说》。一看这书名，便隐隐感到有一种杀气。他说：
锻炼说而拟之孙武子，何也？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佛法中据位者，治丛林如治国，用机法以锻炼众如用兵，奇正相因，不易之道也。拈花一招，兵法之祖。
这位口吐莲花的“戒”禅师，竟然认为在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中，也都含有杀机。至于天下禅机的“机法”，他则更视为奇正相因的“兵法”。
而始作俑者，恰是释迦牟尼。
佛祖在前世时，的确杀过人。那个诽谤大乘佛教的婆罗门，就是被佛祖亲手杀的。为了众生的利益，佛祖说我不能不杀掉他，既是为了众生，同时也是为了救他。这叫杀中有救，救中有杀。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佛门禅宗这一大派中，一直是杀声震天，硝烟滚滚。南泉斩猫，丹霞烧佛，赵州狂喊：“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家眷杀家眷，始得解脱”。
有人问宗杲禅师，“眉间挂剑时如何”？宗杲说：“血溅梵天！”
佛门禅师为什么也要大开杀戒？理由很简单：杀一魔障，可以救一梵天。
就像孙武当年刀斩二美人一样，杀掉两个美人，换来的却是国家军事的强大。
“勇猛精进”，正是“首楞严三昧经”的骨髓。
“慈悲如佛，凶狠似魔”，正是禅师们的宗风道骨。
但这种从杀机中寻找生机的宗风道骨，在以儒治国，以善为本的中国，早已化为一首和谐而宁静的田园牧歌了。别说被历代统治者弃而不用，就是在禅宗派系里，这种宗风道骨也没有构成主流，大多数禅师和尚们念的依然是“善哉善哉”的和平经。
然而，这种充满杀气的中国禅风，一经传播到日本后，却成了日本人从危机中找到生机的一把利剑，直至形成与日本的花道、相扑、柔道、茶道和室道等并驾齐驱的“剑道”，最终又凝结成为一种武士道精神。
远的就不必说了，单从100多年前掀起的明治维新运动和二战后日本的再度复兴和崛起而从危机中找到生机来看，就足以说明中国禅风帮了日本人的大忙。
但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当日本从“杀机”中找到自己的“生机”时，却又因“杀机”断了别人的“生机”。当日本因此而从免于沦为殖民的“危机”中摆脱出来后，却反把别人推到沦为殖民地“危机”的深渊里。日本从“杀机”中养成“轻自我生死”的信念，这也罢了，那是他们自己找的。但不知为何，却要把这种“轻自我生死”的信念，转驾到“轻他人之生死”的头上来？不难发现，当日本人自己习惯于剖腹自杀、动辄就跳崖自尽时，往往也把许许多多善良的人推到死亡的深渊。难道这也是为了“杀中有救，救中有杀”吗？难道这也是中国禅宗的宗风道骨不成？
因此，看来有必要解剖一下日本的“杀机”与“生机”了。
（二）
先说日本明治维新吧。
梁启超在回顾日本明治维新这段历史时，曾说日本维新派的前辈们“皆为《海国图志》这本书所刺激”。还说过：“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北京大学学报》）章太炎也说过：“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初集·答铁铮》）
我已在《禅的人生与艺术》一书中，对此有过论述，不必重复。这里，只作简单评介。
所谓“心学”和“王学”，指的就是明代王阳明倡导的以“良知”为准绳，以“知行合一”为手段的“禅学”。以讲“童心”而不忌讳私利人欲的晚明思想家李贽等一大批“狂简”之士和“异端”人物，即是王门禅学的佼佼者。
《海国图志》的作者、清代思想家魏源，也是王门禅学的忠实信徒。
王、魏二人的着作先后相继流传到日本后，为日本维新变革人士擦亮了眼睛，成为日本知识界和商界的必修教材。再加上西方海洋文化的叩关刺激，日本很快就完成了整个民族向西方资本主义看齐的转化。而且很快就将“脱亚入欧”的浪潮，推到了日本的最前沿。
这时，中国与朝鲜等南亚诸国，在福泽谕吉诸人的眼里，已经成了“恶友”、“恶邻”和不屑与之为伍的“另类”。福泽在《脱亚论》中明确宣告说：走西方先进文明的道路，脱离亚洲的那些“恶邻”、“恶友”和落后的国家，才是日本唯一正确的选择。他说与中、韩等国为伍，对日本形象十分不利。
其实，“脱亚论”的核心就是“脱儒论”，就是对儒家道德价值观的彻底否定。从而建立一个“非原理主义、非理想主义、非道德主义”的新道德、新伦理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日本要彻底抛弃东方的“善”文化，而转向西方的“恶”文化。对亚洲的既定方针，不再是崇敬和同情，而是攻击和征服。
由此可见，日本已将自己的“位置”，从亚洲转移到欧洲的社会平台上，而“支点”却选择在远离日本本土的“大东亚共荣圈”。它要凭借这个“支点”来撬动“地球”。
日本向西方文明学习、靠拢，本无大错，或者说还是日本近代化成功的起点。但在向西方人学习、靠拢的同时，干吗非要视亚洲人为恶邻、恶友而一味地非要攻击征服不可呢？
既然要打造一个“大东亚共荣国”，为什么还要索地赔款、侵占毁灭别人的家园呢？
李鸿章在日本春帆楼签署《马关条约》时，曾对日本一再说明：“中日近邻，同文同种，且同受欧美欺侮，应从长期友好来考虑双方的关系。”他说：“应力维亚洲大局，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
对于这些颇为贴近日本倡导的“亚细亚主义”的言辞，日本人根本不予理睬。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我们索要的土地钱款，一个都不能少。你赶快签字吧！
“一将功成万骨骷。”日本要充当亚洲的龙头老大，就不能不把亚洲那些弱小邻邦踩在脚下，然后在他们的尸骨上建立起他自己一代霸主的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