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萨诸塞州的雪季刚过，一片春花烂漫的景象，小镇上的人们面露喜色。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天，被雪水泡得肿胀的大地变得柔软肥沃，阳光终于代替寒风，亲热地在街上投下不停移动的影子。
告别了四月的小镇，前几天我回到了深圳，一股热浪把我的意识唤回到故乡。
我和我父亲的朋友们一起去喝早茶，一坐下就面临他朋友们的各种问题。首先几岁，然后读什么，听到读历史的，又说：“读历史以后出来能干吗？”我笑笑不予解释，对方乘胜追击：“很多现在的大学生出来都没事做啊，你读历史完蛋了。”父亲的脸色已经是相当难看，一脸期许看着我，从小以伶牙俐齿著称的我，这一刻却什么都不想说，因为这样的问题我已经听到太多太多。碍于父亲的面子，我只能说了句：“我学的不只是历史，是人文也是基本素养，相对于其他事情来说，我觉得这是根本，我本身也非常需要。”父亲如释重负，对方立刻转移话题。
可能是我在国内的圈子太局限的关系，我接触的人实在不多，而能接触到的这一部分的人所表达的观念又十分统一，物质主义已经完全占主导位置，我听不到任何让人觉得舒服或善意的话语，也很少看到真诚或耐心的微笑。周围人群似乎都在讨论如何赚钱。
我理解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我很难想象金钱能够作为一个主题，横跨所有领域，且全部占主导位置。我听过很多的士司机抱怨，我也看到很多服务生不耐烦地翻白眼，好像很多人都不热爱自己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很多人都在挣扎着想走出现在的状态。相信这背后必定是有爱的驱使，为了父母，为了妻子丈夫，为了孩子。但难道不是如Mary Wollstonecraft（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英国作家）所说的爱让一切劳作变得甜蜜吗？还是我太不世故，不理解当中的辛劳和苦楚，才会一厢情愿地希望所有人都能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快乐？
我在学校打工期间认识一位工作者。他叫Rafael，哥伦比亚人，说英语的时候带有浓重的口音，但他在我们学校持续工作了四十年，日复一日做着八种不同口味的手制比萨。有时食堂的饭实在太难吃，我会冒着增肥的危险拿一块吃。他的比萨很好吃，很薄的底，厚厚的芝士和新鲜的蔬菜，而且不油。我开始觉得他很辛苦，但他总是微笑，如果看到他熟悉的学生或职员，就会走出工作区域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佩服他，总会给他做杯橘子茶，顺带给洗碗的时候关照我的Peter大叔也做一杯。后来慢慢成了习惯，我风雨不改给他做茶，他风雨不改每次看到我，走出来，一个拥抱，叫我“miya”（音译，西班牙语），意思是女儿。
终于有次在他休息的时候我们聊了很久，他指指比萨的架子，说：“你肯定觉得这很枯燥吧？”我说：“是的。”他说：“我做比萨的时候不单只是在做比萨，我的脑袋在思考。”我笑，表示完全理解。他说：“我在这里做了四十年的比萨，你是第一个愿意给我倒茶的人，从来没缺过。其实我也是一样的，四十年来只是做着同一件事，心里怀着对生活的热情。我相信主，但不以任何宗教的名义。我不信宗教，它们都是人为的谎言。我信这天上不知名的神明，它很厉害，它知道我想什么，它也知道我是完美的，就像你，还有他们（头转向别的学生），我如果有能力，会尝试换工作，但我发现我最好的天赋就是做比萨，这难道不是安排好的吗？如果它（指指天）给了我更好的能力，我就不会在这每天做一样的事了，但我做得最好的就是这个了，所以我热爱做比萨，正如我热爱生活。”
他这段话我想了很久很久，我原本以为他是规劝人要安于现状，但我觉得他是在教导我热爱生活，无论我做着什么样的工作。没想到仅仅是为Rafael倒杯茶就能听到这么一番真诚的话语。相比我在深圳看到听到的一切，我感觉到，很多人都十分的疲惫，很多人都没时间关照下自己的内心，问问它是否丰足，是否渴望圆满，是否还有一点点位置，让自己喘喘气。
我有些二十岁以上的朋友已经面临家长的压力，要求相亲，要求结婚，要求生孩子。而我一个二十九岁的女性朋友更是和我诉苦说被周围的人当作异类，似乎不结婚是奇耻大辱，难以自立。她说：“在这里，人们审视你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在审视你。他们看到的不是你，是你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她的存在对于有些人来说是特例，而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对她也是一种压力，一种无形的压力推着她。最后她办理了工作签证去了澳洲，前阵子看到她的照片，笑得很舒心。
我在深圳的日子里很简单：早餐完，看书写论文；午餐完，继续看书或者写字；晚餐完，出去散散步，或者和朋友看电影。我很少看到有人在路边看书，或者在餐厅看书，似乎会被当成异类。而我在美国生活的地方，那个如今还飘着梨花有河水环绕的小镇，还有无数的老人坐在长椅上抽着雪茄看着书，校园里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有人在看书，或者讨论问题，不论学术还是简单的天气。
镇上有家吉卜赛风格的餐厅，每到周六就有open mic（乐队访谈）的节目，上次来了一个乐队，贝司手键盘手主唱小提琴手吉他手每个人至少都有六十岁了。当他们演奏起来，眼里流露的那种沧桑和缅怀，那种坚定和理解，让我手里那杯冻柠茶都暖了起来。可能演出完了，他们会换回自己的衣服，可能他是个司机，那个他是个修电工，主唱可能在肉类包装公司，又或许吉他手只是个超市收银员。
去年选修环境学提到当地一条河近年来受到的一些污染，教授Donald带我们认识一个致力于这个课题三十年的一位教授，他叫Tom。Tom介绍说发电厂非法排放工业污染物，导致河流严重受到污染。当他还是个本科生的时候，他就注意到这个现象，于是和政府部门举报，政府部门和当时的发电厂显然串通一气的，回复他说：“你只是个本科生，这件事与你无关，你无权参与。”
因为这句“你只是个本科生”，他一赌气念到化学博士，全身心投入到这个课题，正式起诉发电厂。他的无营利组织现在还在努力改善当地的河流。他和我们道别的时候挥挥手，说：“记住我吧，我叫Tom，还是个提琴家。”就消失在一片农场的松树林中。
而我的环境学教授Donald也有十分坎坷的经历。在南美洲的时候喝森林里的水，从此染上怪病，大脑严重受损害，部分记忆丧失，双腿无法行走，但是他坚强的意志力让他挺了过来。他当时已经有博士学位了，但大脑受到损害后，他又花了四年时间补全了所有专业知识，继续教书。双腿快好的时候他去超市买东西，出来的时候被一辆飞驰的车把左腿彻底撞断，现在他拄着拐杖，走路一瘸一拐的，上下楼梯都很不方便。
我听经常和我讨论文学诗歌的一位女诗人说（这位女诗人在我们学校长达五十年），Donald年轻时是她见过最帅的男人。那年她第二个女儿刚出生，她抱着小女儿，丈夫抱着大女儿坐在学校的草地上野餐，Donald弹着尤克里里，唱着歌，场景很美。我闭上眼，好像也能看到现在苍老的老教授当年意气风发的模样。他现在经常待在花房，看他种的植物，一看就是一下午，还自己给学校的食堂种土豆，和那条叫“Sasha”的狗说话；那金毛狗不怎么爱听，跑了，他就自言自语。
两个星期前我合唱团有演出，音乐厅里坐满了人。我有点紧张，往台下一看，突然看到做比萨的Rafael站在最后面，工服还没来得及脱，可能刚下班就赶过来了。他看到我在看他，朝我用力挥挥手。我有点意外，但我唱到《Nightingale》（《夜莺》）那首歌的时候，我看到他眼睛里似乎有模糊的泪光，我不确定，因为他那时还笑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