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次浪潮中涌现出来的区域合作组织，在一体化的程度上和合作内容的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欧盟成立后，又出现了统一货币——欧元，欧盟成为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区域组织。其他新一代区域合作协定，内容之广前所未有，这在前面已有论述。值得一提的是，这类新协定都强调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的规则相一致，而在自由化程度上，不少已超过WTO的规定，被称之为“超WTO”（WTOplus)。此外，一些超大规模的区域组织也正在形成中。例如，2004年5月欧盟已从原来的15个成员扩大至25个成员，最终可能覆盖整个欧洲。另外，计划在2005年成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其成员囊括了南北美洲除古巴外的全部34个国家，这将在人口和产值上都成为超过欧盟的世界最大区域合作组织，必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三)是全球化还是区域化
当前区域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兴起，已成为众所瞩目的现象。而20世纪90年代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浪潮也曾得到过世界广泛的关注。
区域主义第三次浪潮的出现和持续，是否意味着区域化将取代全球化，成为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区域化与全球化两者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吗？
关于区域化与全球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指出，普遍的认识是“区域化是和全球化同时并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二者并行不悖例如，有人考察了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后认为“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二者是相互作用、共生并进的；也有人提出这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过程和趋势，在其发展中，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
但是，也有人认为，区域化只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诸多阶段，其中经济区域化是经济全球化不可逾越的一个重要阶段笔者比较倾向于这个观点。笔者认为，区域化与全球化并非互相独立、齐头并进的两股潮流。两者都是世界各国相互依赖加深的产物，其背后的重要原因是现代科技迅速发展导致的国际分工格局和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台阶和依托。全球化首先表现在生产和经营的国际化上，这种国际化通常是从本地区起步，然后逐渐向外扩散的，因为地理位置越近，跨国生产和经营成本自然也越低，从区域合作中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
如果把区域化看作是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一个阶段，就不必把这两者相对立起来。区域化的加深将加快而不是阻碍全球化进程。就拿地区贸易协定(RTAS)与全球贸易协定(WTO)框架的关系来说，有人认为，RTAS的爆炸性增长将削弱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因为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与其利益更为密切的RTAS上，从而增加了WTO谈判的难度。这种观点有失偏颇。虽然RTAS的迅速增长与WTO谈判久拖无果有直接关系，但新一代的RTAS/FTAS都强调与WTO规则相一致，并且在自由化的范围和程度上超过了WTO的规定，这对WTO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区域化的加深还将提高全球化的质量，今后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将建立在更为制度化和自由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上。换言之，今天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其最终结果是明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
二、东亚区域合作发展过程
(一)东亚体系的演变
1.历史上的“东亚体系”
19世纪以前，东亚地区曾是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所谓“独立”，是指东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很少，但内部却自成体系。大约从中国宋代(9世纪）开始，东亚便形成了一个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边国家为边缘的朝贡体系。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东亚的古典文明是以中国大陆为中心而向东北亚与东南亚呈扇形展开的，因此，以中国的儒家伦理为中心的政治模式、重农抑商的农耕文明、汉字书写与印刷文化，都直接投射到中国周边的原始与半原始经济区，形成以中华帝国为中心，以朝贡贸易与册封体制为特征的东亚世界体系学术界将这一体系概括为“华夷秩序”，“华”即中华，“夷”则来自“蛮夷”一词，指中国周边未开化之国家；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华夏秩序。不管名称如何，事实上朝贡体系确实使东亚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而延绵近千年之久。
但是，经过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和19世纪末叶的中日甲午战争后，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彻底解体了。其原因，从外部看，主要是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从体系内部看，则是日本的崛起。实际上，东亚作为一个独立国际体系，早在16世纪便开始了其漫长的分化过程。从葡萄牙入侵马六甲（1511年)开始到20世纪初，几乎整个东南亚都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东南亚在欧洲入侵者统治下逐渐脱离东亚体系，被纳入西方殖民体系。16世纪末，日本开始挑战中国的中心地位，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直到三个世纪后，打赢甲午战争，取代中国，占据了东亚体系的中心地位。而中国则被迫从该体系的中心退到边缘，逐渐衰落。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摧垮清政权统治的中国后，开始利用从中国掠夺的财富在东亚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帝国体系”，并于20世纪30年代以武力实施梦寐以求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企图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甚至大洋洲和南太平洋岛国都纳入其殖民地统治的范围。这一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是继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后的又一个标志性的东亚体系，尽管它只存在了短短的半个世纪(1895-1945)就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而被埋葬了”
1945年二战结束，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标志的旧东亚体系解体，被丢入历史垃圾堆。东亚随之发生巨变，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
2.东亚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
二战后的40年（1945-1985)中，东亚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内部看，最大的变化是大批殖民地国家走上了独立道路，民族主义浪潮风起云涌。从外部看，最大变化有三：（1)美国填补了欧洲殖民地帝国瓦解和日本战败所留下的霸权空间，成为东亚的新主宰；(2)雅尔塔体fG下的美苏对峙格局，把东亚各国分割为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上互相对立的两大阵营，东亚进入了漫长的冷战时期；（3)东亚先后发生了朝鲜和越南战争。
而从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大环境来看，主要的变化有：（1)世界经济进入增长期，20世纪50-70年代正处于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长波的第四次周期的上升期，美欧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空前的经济景气。（2)以原子能、半导体、电子计算机、合成化学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产业的大调整，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3)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幅增长。这些巨变为东亚的迅速现代化创造了历史性机遇。
例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长期的冷战所引来的大量美援为战后初期东亚地区走出严峻的困境提供了机遇；美国为遏制中国而对日本的大力扶植，使日本起死回生，同时日本还从“韩战特需”中获益。另外，以中、朝、蒙、越、老(挝)等国为一方(社会主义阵营)和以日、韩、港、台、新(加坡)、马、泰、菲、印尼等国(地区)为另一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东亚两大阵营的对立，也造就了两种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竞争。不过，更重要的是，上述世界经济环境变化为东亚带来了发展机遇。日本、“四小龙”充分利用了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美欧市场需求扩大带来的机遇先行起飞，东南亚则利用日本、“四小龙”对其产业的转移随之崛起。
二战结束初期，东亚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已经崩溃，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东南亚(新、马、泰、菲、印尼等)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这一体系的边缘地带。但是，在后来的40年时间中，这些国家与地区抓住了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几次机遇，利用来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资本、技术、市场和贸易、金融、货币机制，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使东亚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建立起新的东亚资本主义体系。
构成东亚新体系主轴的是“雁行”国际分工体系。这是一种建立在东亚阶梯形差异基础上，带有较多互补性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其结构犹如一列秩序井然地飞越长空的雁队：领头的是日本，中间是“四小龙”，排在后面的是东盟四国(泰、马、菲、印尼）。它们分别生产着资本、技术和劳动等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产品，日本、、四小龙”和东盟四国之间形成了产业渐次传递和技术渐次转移的阶梯性结构。而东亚产品出口的最终帀场王要是美国。美国的巨大进口能力为东亚经济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这表明，新的东亚体系与历史上的旧体系完全不同，它与外部世界是紧密相连的，它既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一个有着密切的内部联系、相对独立的国际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美国这一外部因素之外，东亚新体系形成的一个内部因素是日本。长期以来，日本先后通过对“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战争赔款、政府发展援助（ODA)、直接投资、技术转移等多种方式苦心经营“东亚经济圈”；而在技术转移上，日本刻意保持与东亚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使自己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另外也要看到，东亚的“雁行”分工体系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东亚各经济体在自然资源、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禀赋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这有利于各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发挥各自的优势，获得比较利益，同时也有利于东亚经济体的整体发展。
最后需要指出，二战后，中国及朝鲜、蒙古、越南等国被纳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错过了战后初期东亚发展的几次大机遇。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加上其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未能融入到东亚新体系中去；而且，就当时的意识形态而言，中国也不可能融入该体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才出现了这种可能性。而1985年日元的大幅升值及由此引起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浪潮，为中国参加东亚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国的加入，使东亚体系发生了重要变化，也有力地促进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
(二)东亚区域合作的起步
1.区域合作思想的产生
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50年代，随着旧体系的瓦解，东亚各国忙于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及重建经济、恢复秩序等迫切任务，无暇思考区域合作问题。到20世纪60年代初，东亚地区基本上恢复政治稳定，经济也有所发展，区域合作也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在战后第一次区域主义浪潮兴起的背景下，东亚的区域主义也有所抬头，其标志是日本民间出现的区域合作思想。
1960年，日本政治家兼商人贺岛森之助向上议院提出建立“泛太平洋组织”的提案。这也是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区域合作设想。1961年，原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今天的亚太经社理事会，即ESCAP)的一个三人专家小组提出建立“亚洲经济合作机构”(OAEC)的报告。有人认为，这是战后在亚洲主张建立合作机构的“最早的研究报告”
1963年，日本企业界和政界人士提出《关于太平洋经济合作方向》报告，主张由太平洋五个发达国家——美、日、加、澳、新(西兰)组成一个地区性经济组织，以抗衡欧共体。
1965年，日本着名学者小岛清和粟本弘在题为《肯尼迪回合与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设想》的研究报告中，建议仿效欧共体，成立由日、美、加、澳、新(西兰)五国组成的“太平洋自由贸易区”(PAFTA)。此建议虽然最终未能实现，但小岛清等人的思想对亚太区域合作的产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其核心内容是：（1)区域合作要以自由贸易为主线；（2)要以亚太地区为范围。这里有一个从未被人提及的问题，即相对于以前的旧区域主义，东亚区域主义的再生，为什么要以更大的区域——亚太地区为依托？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
如前所述，历史上出现的两次东亚体系都在东亚地域范围之内，它们的共同点是与外部世界联系较少。但战后情况发生了巨变，美国一跃成为东亚秩序的主导国家。东亚地区除日本外，没有其他经济强国，东亚的经济发展需要依赖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所以，东亚的区域合作也好，区域主义也罢，都离不开美国。另外，日美之间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日本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需要依赖美国。美国还与韩国、泰国、菲律宾等东亚国家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要把美国排除在东亚区域合作之外是不可能的。所以，东亚的区域合作一开始就以亚太为舞台和起点是很自然的事情。指出这一点在目前很有现实意义。东亚区域合作发展到今天，各国已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而走向这一目标的进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与地区外大国——美国的关系。这是颇值深思的问题。
2.民间区域合作机构的出现
1967年，日本领头建立了由日、美、加、澳、新(西兰）五国企业家组成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BEC)，后又陆续吸收东盟、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地区）的450个大企业为成员，主要以年会的形式关注太平洋地区贸易和投资问题。该组织一直活动至今，这是区域合作最早的民间机构。它的出现标志着亚太区域合作从设想发展到实践。
1968年，日本学者领头组织了以学术界为主的“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PAFTAD)，探讨“太平洋共同体构想”，主张以日、美、加、澳、新(西兰）为中心，组成类似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那样的政府民间协商机构来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
上述两个民间机构的出现，为后来产生的PECC(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打下了基础。
需要提到的是，1967年在东南亚诞生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这是东亚地域内第一个区域合作组织，但它只是一个次区域组织，其合作范围也仅局限于东盟成员之间。
3.半官方区域合作机构的诞生
直到1980年，亚太区域合作的第一个半官方机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才正式诞生。
从区域合作思想的产生到PECC的问世，经历了20年之久。这20年中，亚太区域合作一直由民间机构在推动。这意味着，亚太区域合作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市场，而非官方。这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