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的政绩和刚直抗颜使他受到百姓的拥戴，却得罪了浙江总督胡宗宪、权贵鄢懋卿之流。原已调升嘉兴通判的海瑞，还未上任，就被鄢懋卿的同党袁淳捏造罪名而削去职务。后来经原任福建提学副使、时任吏部尚书朱衡的力荐，才被重新委派任兴国知县。在兴国一年半，海瑞仍像在淳安任上一样，通过了解百姓疾苦，提出了改革弊端的《兴国八议》，上报南赣都御史吴尧山。其中提出的主要措施是清丈田亩、裁减冗官、招抚逃民等。这些措施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受到百姓的拥戴。
在嘉兴任上，海瑞对于豪强欺凌、鱼肉百姓的做法仍是毫不手软。当地乡官张鏊曾做过兵部尚书，因年岁已高回乡养老。他的两个侄儿张豹、张魁仗势欺人，当海瑞传讯两个人时，张豹、张魁竟然抗拒不上公堂，并大闹县衙门。海瑞怒火中烧，捉拿张豹押送到府里。张鏊四处游说，以至于张豹无罪获释。海瑞闻听后，屡次“上诉”，直至给张豹、张鏊定罪。所以说，海瑞有“青天”之说，并非徒有虚名。
海瑞崇尚节俭，反对请客送礼，对上司也决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在淳安任上时，按以往惯例，上司或朝廷要员到来，地方官均要送礼。同时，对于地方官来说，要想入朝进京，更是必须搞好关系。海瑞对此则不屑一顾，他认为：“所有的官员都不向上司送礼，难道就一个也不提升？所有的官员都贿赂上司，难道就一个也不降职？为什么要做这种既违心又犯罪的事呢！”
相对于海瑞“舍得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的胸襟气概来说，海瑞与官僚豪强作斗争就无需大惊小怪了。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海瑞被调到京城任职，在户部担任云南司主事，从而使他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考虑国家大事。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他掌握了许多关于朝廷腐败的材料。世宗皇帝朱厚熜自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以来就不上朝理事，拜“仙士”陶仲文为师，求长生不老之术，全然不顾国家的兴衰得失。而对于世宗的此种做法，督抚大吏争上符瑞。而对此提出异议的有杨最、杨爵，杨最被当场打死，杨爵则被打得血肉模糊，昏迷一夜才苏醒过来，并为此在监狱中被关押了五年。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就没有敢言论时政的人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世宗的做法是放纵还是规谏，海瑞勇敢地选择了后者。
为使明王朝能长治久安，海瑞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也称《治安疏》，目的在于“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为此，海瑞披肝沥胆，为世宗陈说利害。
海瑞海瑞的言辞，其理甚切，其意至明。同时，海瑞真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在奏疏中，海瑞大胆地引用民谣，说：“嘉靖（家净）是什么意思呢？嘉靖就是家家干干净净，什么钱财都没有。”
明世宗看完奏疏后大怒，将奏疏扔到地上，并命人去抓海瑞。宦官黄锦在一旁说道：“海瑞一向以痴志闻名，听说他在上此奏疏时就知道触犯皇上是死罪，并已经备好了棺材，还与妻子儿女诀别，吩咐家仆在他被定罪后也各奔东西，看样子海瑞是下了必死的决心了。”世宗闻听，沉默良久，又拿起奏疏读了几遍，对其中的道理有所感悟，说道：“此人可与比干相比，但是朕也并非商纣啊！”虽然没有立即把海瑞抓起来，但过了几天，还是命将海瑞交锦衣卫审讯，定海瑞死罪。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世宗崩，穆宗即位，海瑞才被释放。
海瑞获释后，复任户部云南司主事，不久又改任兵部武库司主事。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调任专管皇帝玺印的尚宝司司丞，之后又调任大理寺寺丞，专管平反冤狱。同年冬，调任南京右通政。
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五月，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以钦差大臣身份总督粮道巡抚应天。由于连年受灾，加之贪官污吏的盘剥，百姓负担日重。“盖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怒而恨，两京十二省无有也”。为改变这一局面，海瑞决心革黜贪官污吏，搏击豪强，矫革浮淫，厘正宿弊。
海瑞到任不久的一番措施，使风物顿易。有一权贵曾把自己的门第漆成红色，以示招摇，听说海瑞将至，一夜之间急忙将门第改漆成了黑色。一太监任江南织造，出入乘八人肩舆，见海瑞到任，心中畏惧，遂将八人肩舆改成四人肩舆。然而，最关键的还是怎样改变“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状，以利于民。在海瑞看来，吴淞江是国计所需，民生所赖，修之举之，不能有一日的迟缓。吴淞江是引太湖水经黄浦江入海的，年久失修，致使通道填淤。同时，地处常熟境内的白茆河也流泄不通。为此，海瑞主持疏浚吴淞、白茆，通流入海，使百姓得到了极大的好处。同时，海瑞在兴建水利工程之中，还通过兼行赈济的方法，使千万饥民的生活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海瑞向来不满于高官大户对于农民田地的兼并，于是采取措施逼迫乡官退田，实行均田均税。退田措施是与推行“一条鞭法”同时进行的。
“一条鞭法”最先是由大学士桂萼在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提出的针对赋税制度的改革措施，是对宣德以来各地役法改革的概括和总结。其内容是把过去田赋的各项各款，如均徭、力差、银差、里甲等等统统编在一起，通计一省丁、粮，通派一省差役，官收官解，除秋粮外，一律改折银两交纳，从而把复杂的赋役简单化了。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运输费用往往超过赋税本身。而改实物为货币，避免了官吏对农民的层层盘剥，也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力依附关系有所松弛。海瑞“意主于利民”，曾说“欲天下治安，必行丈田。”可见，海瑞对当时土地兼并的忧虑之深。同时也反映出，一项新的措施，一点改革，在当时皇帝昏庸、大官僚地主作祟的情况下该是何等的困难。
搏击权贵抑郁而终
正当海瑞施展他的才华时，却遭到朝、野官员的围攻。海瑞“搏击权贵”的措施触动了地主阶级及官僚士绅的利益，因此招致许多人的怨恨。首先发难的是都给事中舒化，他“论海瑞迂滞不达政体，宜以南京清秩处之”。另一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对此，海瑞十分愤慨，在《被论自陈不职疏》中对戴凤翔的诬蔑进行反驳。
海瑞的反驳严词义正，句句在理。但是，海瑞还是被罢免了应天巡抚之职，降为督南京粮储。而这一切，是在海瑞到浙江任上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发生的。虽然如此，海瑞打击兼并及其采取的各项利民措施却使他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后来，朝中官员多次荐举海瑞，却遭到一些人的阻拦。海瑞将要出职新任时，遭到当权的高拱和张居正的排挤。高拱素来积怨于海瑞，就派他到南京户部任职。张居正也不喜欢海瑞，并令巡按御史查证海瑞是否廉洁。御史到海瑞住所查访，见海瑞正一边喂鸡一边端着饭碗吃饭，屋内四壁萧然。御史不得不惊叹海瑞的清贫，悄然离去。然而，张居正忌惮海瑞的“峭直”性格，虽百官举荐海瑞，张居正仍然不用海瑞。直到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神宗才恢复了被排挤、革职闲居达16年之久的海瑞的官职，并擢升海瑞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南京吏部右侍郎。此时的海瑞已是年逾古稀、72岁高龄的老翁了。
海瑞年老却雄心未泯，虽然“衰老垂死”，但依然“愿比古人尸谏之义”，上疏神宗，力主严惩贪官污吏。此外，海瑞其他劝谏时政的建议措施，语言也极为恳切，切中时弊。然而，海瑞的建议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御史梅鸥祚竟因此弹劾海瑞。神宗认为，海瑞的言辞虽然有些过火，但精神可嘉，因而诏贬了梅鸥祚的官职。但是，事情并未因此了结，提学御史房寰也弹劾海瑞本“一介寒生”，却“以圣人自许”，并责问海瑞要把圣上置于何位，极力挑拨神宗和海瑞的关系。海瑞正不怕邪，上书力驳房寰。对此，神宗却不表态，认为“是非自有公论”。就这样，此事不了了之。心灰意冷的海瑞有苦说不出，要求告老还乡，神宗又不准。抑郁中的海瑞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一月去世。
海瑞死后，佥都御史王用汲到海瑞家中探慰，见海瑞家境清贫，大受感动，聚钱为海瑞下葬。市民敬慕海瑞，都自动停止营业。在为海瑞送葬的沿江两岸，均是穿白戴皂的送葬人流，祭奠的人潮百里不绝。
海瑞死后，被追赠太子太保，谥号“忠介”。纵观海瑞的一生，是反对贪官、清正廉洁、不畏权贵、搏击豪富的不屈斗争的一生。海瑞为官期间，曾经平反了一桩又一桩冤狱，而他自己却屡遭谗陷和排挤。真不希望历史开这样的玩笑，而这又岂止是玩笑？
因别于世俗遭诬陷刎身
——李贽之冤明代时期是我国哲学史上又一个集中发展的时期。明朝前期，程朱理学很流行，在思想领域处于统治的地位。至明朝中期以后，王守仁的心学兴起，一时影响极大。
明代后期的进步思想家李贽，他虽是王学传人，但他的思想含有唯物主义成分，是王学左派的代表人物。他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反对把儒家经典看作是真理的标准，对理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这是由于当时明朝正处于由强盛到衰败的激烈变化中，个性解放与个体自由的人文心态正在逐渐形成。李贽在学术界所倡导的人性解放论，无疑给当时中国的社会进步注入了一剂强心剂，因此有人称他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启蒙运动的先驱。然而，但凡是历史的进步，必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李贽“洪水猛兽”般的言论思想，最终使他遭到诬陷而冤死狱中。
胸怀大才家门不幸
李贽李贽（公元1527—1602年），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李贽家境“至贫”，7岁时由其父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李贽12岁时，由其父命题，作《老农老圃论》，被同学称羡，人谓其父“胡子”，意即李贽将来可博取人间富贵，而李贽却说：“这怎么能以世俗的眼光来窥测，而事先就表示祝贺呢？”可见，李贽聪慧好学并非以贪图富贵利禄为目的。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李贽乡试及第，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被授共城（今河南辉县）教谕，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迁南京国子监博士而迁至南京，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补礼部司务，潜心研究明朝理学家王守仁（阳明）的学说。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后历任南京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出任云南姚安知府。李贽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春弃官，移居湖北朋友黄安家中，后又徙居麻城龙潭湖芝佛院，从事读书著述20年。李贽潜心研究明朝理学家王守仁（阳明）的学说，是我国明朝著名的思想家。
李贽的家庭生活是不幸的，充满艰辛磨难。李贽与其妻黄宜人生有四男三女。李贽在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于共城教谕时，其长子去世。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李贽刚被任命为北京国子监博士官职不长时间，其次子丧。同年，由于共城遭遇旱灾，当地官吏横行霸道，不许用河水灌溉农田，致使李贽的二儿三女因饥饿又相继夭折。幸亏有朋友相助，才使李贽的家属得以勉强维持生计。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痛楚非亲历是难以想像的，失去亲人的悲伤与打击对于李贽来说是极为沉重的，然而又出于无奈。在此前的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李贽做国子监博士而迁至南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李贽与上司和同僚的关系不睦，故由共城教谕改任南京国子监。
天有不测风云，李贽到南京国子监不久，其父白斋公病逝，李贽为父奔丧。服丧后的李贽被贫困的家境所迫，举家入京以谋生计，谋官无着而不得不开馆授徒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虽然如此，其家境仍未得到改观。然而，李贽的家庭悲剧并未就此完结，最让李贽痛彻心扉的是，其妻黄宜人也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去世。
68岁的李贽，既受朝廷与假道学者迫害之苦，又受家庭长期分离之痛，更受家人相继早他而去之伤。在李贽的子女中，既有溺死者，又有饿死者，并最终与夫人“临老各天，不及永诀”，这真让李贽欲哭无泪了。凄凉中的李贽以诗《哭黄宜人》来悼念爱妻。
（一）
结发为夫妻，恩情两不牵。
今朝闻汝死，不觉情凄然！
（二）
不为恩情牵，含凄为妆贤。
反目未曾有，齐眉四十年。
政治黑暗遁入空门
李贽为官期间，曾经历了嘉靖、隆庆至万历三朝。而这一时期正值明朝末期，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土地兼并，赋税繁重，农民起义不断。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李贽十分怀念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治国之道和繁荣景象。
李贽称誉明太祖的目的在于：他竭诚拥护处于上升时期又推行开明政策的封建政权；劝谏统治者心存社稷，顾念臣民，无时或忘小民的疾苦；更应思贤若渴，务得贤能以为辅。所以，李贽对当时社会潜伏的危机十分忧虑。李贽痛时政之浊乱，哀百姓之困苦，慨自身之力微，这种心情是常人所不能想像的。
在怀念圣明之君的同时，李贽对于历史上有过德政的清廉刚直之吏则满怀激情地倍加揄扬。李贽对当时的“存天理，去人欲”的虚伪说教，对作为明代后期腐朽的官僚地主阶级辩护工具的“道学家”尤为愤恨。他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所以见道人就厌恶，见僧人就厌恶，见道学先生则尤其厌恶。”这些人满嘴仁义道德，实则男盗女娼。李贽痛斥他们为“鄙儒”、“俗儒”、“迂儒”、“腐儒”，指斥他们“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为和猪狗没什么区别”。
李贽借批判孔子而将锋芒直指那些打着孔子的旗号，而其实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伪儒们，这些假道学家们所言所行是与真正的儒家所倡导的“仁政德治”、“爱民利国”的精髓大相径庭的。这充分说明李贽的政治思想在于追求儒家思想的精华，借以维护封建统治。而其言行切中时弊，击中了那些貌似儒家，实则欺世盗名的假道学家们的要害。
李贽不仅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史学家。他撰著的《藏书》六十八卷，《续藏书》二十七卷，是他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虽然两书的史实取材于历代正史、人物传记和文集，但却依照作者自己的观点对其中人物加以分类，细立名目，并撰写了叙论、专论或短评，从中反映了李贽的史学观和政治观。
李贽在某些领域里还作了大胆的突破。例如，李贽在评论武则天时，一方面对其残杀唐朝宗室、夺取王位、伤害无数公卿等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一方面又按史实记载并赞扬了武则天的政绩。李贽的这一评论基本符合史实，也是具有独到见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