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险恶多变，曾经改变了多少人的正直之性。但在这个官场的大染缸里，寇准始终如一，能够秉公执法，洁身自好，其品格德行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称赞。正因如此，在寇准启程赴道州所的途中，虽然风险重重，杀机四伏，终能遇难呈祥，逢凶化吉，平安到达了荒远的道州。
虽是偏僻贬斥之地，寇准并不因此懈怠，每天清晨早起，身着朝服升堂理政。公务之余，还专门造了一座藏书楼，置放经、史、佛、道等书，每遇闲暇，便手不释卷，仔细研读，十分投入。观其所为，似是远离官场争斗中心、心境自然淡泊的文人政客。其实不然，寇准的心潮无时无刻不汹涌激荡。他的一腔热血始终在沸腾着，正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时的寇准，依然怀着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经常独自翘首北望，向往日后再次秉政，施展自己的才学与抱负。有诗为证：
萧萧疏叶下长亭，云淡秋空一雁轻。
惟有北人偏怅望，孤城独上倚楼听。
这是寇准在道州所写的《春陵闻雁》七言诗。在云淡秋高的时节，萧萧疏叶只有轻轻坠落一途，北归宏愿充其量只能成为憧憬和梦想，挥斥朝堂也只能是对往事的回味而已。
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二月，宋真宗病危。这时丁谓更加专权，凡不阿附自己的人，即一概指斥为“寇党”，轻者贬官，重者流放。引用私党钱惟演为枢密副使，又欲对冯拯等人加官进爵，专横跋扈。宰相李迪看不过，与其争执于朝堂，官司打到赵恒面前，赵恒周围都是钱惟演、曹利用的人。结果，李迪被罢相，出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再贬寇准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朝政为丁谓、曹利用等人把持，朝中正人为之一空。这时赵恒的病也日渐危重，不仅喜怒无常，且更健忘，语言错乱，不知寇准月内三黜，还问左右：“为什么我久不见寇准？”左右慑于丁谓权势，都不敢应答。
丁谓等人不择手段陷害、打击忠良，就连他们的同党也颇觉不忍。但丁谓等人并未就此罢手，而要将寇准置之死地而后快，想出一条毒计，在传刘皇后懿旨时，故意在中使（太监）马前悬一锦囊，内插一把宝剑，并有意将剑穗飘洒在外，以示将行诛戮。中使来到道州，寇准正与郡中僚属在府内聚饮，众人一见杀气腾腾的来者，十分惶恐，惟有寇准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对中使说：“朝廷若赐寇准死，我当亲眼看圣旨。”中使见计谋不成，只得如实宣旨：敕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寇准异常镇定叩拜完毕，然后继续宴饮，直至日暮才罢。
寇准次日，寇准打点行装，再赴雷州贬所。年逾花甲的寇准在一月之内三次被黜，真是感慨万分。身处偏僻荒远的异乡，远离喧嚣的政治中心，加重了他对往昔的深深回忆，一首《感兴》诗道出了他的心声：
惜昔金门初射策，一日声华喧九陌。
少年得志出风尘，自为青云无所隔。
主上抡才登桂堂，神京进秩奔殊方。
墨绶铜章竟何用，巴云瘴雨徒荒凉。
有时扼腕生忧端，儒书读尽犹饥寒。
丈夫意气到如此，搔首空歌行路难。
回想昔日金榜题名，踌躇满志，更加重了如今举目苍凉的气氛，他的激愤越来越高昂，禁不住要大声控诉宦途的艰难及险恶。
朝堂之上忠奸不辨古已有之，但人民却能公正评说是非曲直。丁谓等人排挤走一班清正大臣后，又将寇准远流于绝地，之后便横行不法，为所欲为，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京师官民十分痛恨这帮奸邪小人，怀念寇准，编了几句顺口溜：“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钉”为丁（谓）之谐音，寇老，即对寇准的尊称。
寇准再贬雷州不到半年，丁谓也获罪被贬至崖州（今海南岛）。丁谓到崖州贬所，必经雷州。寇准家僮闻讯，欲杀此贼。寇准不愿以私仇坏国法，竭力劝阻。丁谓察知这般情况，仓皇而逃。
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寇准忧病交加，病在雷州贬所。此时的寇准虽然品格、情操依旧，心却彻底冷了，对宋廷彻底绝望了。当年九月，寇准最终走完了荆棘丛生、坎坷多变的人生之路，享年63岁。寇准病逝后，其妻宋氏请求归葬西京洛阳，仁宗准奏。
寇准的灵车北归，取道公安（今湖北公安）等县。沿途官民设祭哭拜，路旁插满了竹枝，其上悬挂祭品。一月之后，枯竹竟然发芽。人们纷纷议论，这是寇公的高风亮节感化所至。因此，人们争相修嗣立庙，年年岁岁祭奠英灵。这充分反映了老百姓对他的怀念之情。
为政忧天下冤沉岳阳楼
——范仲淹之冤宋朝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及仁宗初年章献太后执政时期，已有70余年，积弊日深，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三月章献太后死后，仁宗始亲政，群臣希望革新政局，这时，范仲淹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走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上。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江苏吴县人。他出身贫寒，小时勤奋好学，出仕后直言敢谏，政绩卓著，成为北宋时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庆历年间任参知政事，大力推行新政，然而却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先后被贬谪到陕西、山东等地，后病死在由青州赴颍州的路上。他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后世传颂的千古名句。
家境贫寒发奋求学
范仲淹范仲淹的祖先本是邠州（今陕西彬县）人，后迁到苏州吴县。他家祖上几代都在南方的吴越王钱氏手下做官。他的父亲范墉，博学能文，是一个靠微薄官俸为生的官吏。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八月二日范仲淹出生在徐州。两岁时，父亲就病故了，母亲谢氏贫无所依，只好带着他改嫁到山东淄州长山县一户姓朱的人家。从此，范仲淹改姓名叫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
青年时期的范仲淹刻苦好学。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他在醴泉寺读书时，经常一个人伴灯苦读。每到东方欲晓，僧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那时，他的生活很贫困，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韭菜末就算是一顿饭。但是他对这种清苦的生活却毫不介意，而是用全副精力在书中寻找自己的乐趣。寒来暑往，范仲淹已经在醴泉寺苦读了三个春秋，学业上有很大进步，可他并不满足于此，总感到这里孤陋寡闻，既得不到有学问的老师指教，也缺乏共同切磋讨论的同学。
范仲淹渴望着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访师问友，增广见闻，以便将来为国家干出一番事业来。正在这时，有一件事成全了他。原来，范仲淹在朱家虽然受歧视，却并不了解自己的身世。朱家是长山的富户，子弟惯于挥霍，范仲淹看不惯他们那种奢侈浪费的作风，曾多次劝止，因此引起朱家兄弟的不满，嘲讽地说：“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听了一惊，觉出话中有话，马上追究盘问，方知自己的家世。这使他受到很大刺激和震动，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毅然离家往南京（今河南商丘）求学去了。
大中祥符四年，23岁的范仲淹风尘仆仆地来到南京，进入了他思慕已久的应天府书院。
当时的南京本叫宋州，因为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发祥地，所以在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被升为应天府，不久又被定为南京。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这里逐渐发展成一个人烟稠密的大都会，教育事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应天府书院正是在这期间由睢阳学舍扩建而成的，睢阳学舍是前代著名学者戚同文聚徒讲学的地方。
后来，当地人曹诚在戚同文故居旁盖房百余间，置书数千卷，扩大了睢阳学舍的规模。这一举动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将这所学校改为由应天府直接领导的府学。应天府书院名气越来越大，后来成为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因此，当范仲淹入学时，这里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范仲淹顿觉眼界大开，过去缺师少友的苦闷心情一扫而光，他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有一次，宋真宗去朝拜亳州（今安徽毫县）的太清宫，路过南京时，整个南京城都轰动了。人们争先恐后跑去看皇帝，唯独范仲淹闭门不出，仍然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去叫他：“快去看！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是范仲淹只说了一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又继续读他的书了。
自从离家后，范仲淹的生活更困苦了，常常连吃饭的钱都不够，有时甚至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这种情况被他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行政长官）的儿子看到了，回家告诉了父亲，留守就叫人给范仲淹送来许多酒菜。可是几天过去了，食物都放坏了，仍不见范仲淹尝一口。留守的儿子就问他为什么不吃，范仲淹说：“我不是不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我已习惯于粗茶淡饭了，如果现在就享受这种丰盛的饭菜，以后还能吃得下粥吗？”就这样，范仲淹在南都学舍“昼夜苦学”，有时夜间实在太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再坚持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五年寒窗苦读，他终于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踏上仕途兴利除弊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范仲淹考中了进士，不久就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当地刑法。他把母亲接来供养，并恢复了原来的姓名。当时范仲淹只有27岁，正当年富力强，很想施展自己的一番抱负，他满怀豪情地踏上了仕途。
范仲淹入仕后，最初十余年一直担任地方上的小官吏。他上任期间十分注意体察民间疾苦，一心想为国家兴利除弊，干一番事业，不同于当时官场中那些碌碌无为之辈。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任西溪镇盐仓监官，掌管盐税。泰州和附近的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市），位于淮水以南，东临黄海，经常受到海潮威胁。唐朝时曾在这三州修过一条捍海堤，但是年久失修，早已颓坏，因此每年秋季海潮泛滥时，沿海各州往往庐舍漂没，人畜丧亡，盐灶也多被冲毁，灾情十分严重。退潮以后，过去的良田都变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老百姓无以为生，只好携家外逃。这件事本来不属于范仲淹的职权范围之内，但他积极上书给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建议修复捍海堤。
张纶也是个实干家，十分赞同范仲淹的意见，立即奏请朝廷，任命范仲淹为灾区中心的兴化县县令，主持整个修复工程。可是还未动工，就有许多人反对说：“修堤能挡住堤外的海潮，但不利于排除堤内的积水，不是划不来吗？”张纶坚持道：“海涛造成的灾害有九分，而堤内积水造成的灾害只有一分，利多弊少，为什么不值得干？”
在张纶的大力支持下，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秋，范仲淹率领通、楚、泰、海（今连云港西南）四州民夫四万余人，开始动工修堤。不料刚开工不久就碰上大雨雪，海潮骤然上涨，汹涌的浪涛冲垮了堤岸，顿时吞没了一百多个民夫。这样一来，那些反对者可抓住了把柄，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淹死了几千人，海堤不能修了。”消息传到中央，朝廷派人下来检查，工程大有停罢之势。范仲淹、张纶一再力陈修堤的好处，才又获得批准，使工程没有半途而废。
在范仲淹和张纶的先后督促下，经过将近4年的努力，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春，长达150里的捍海堤终于修好，解除了这一带的潮水灾害，保护了农田和盐场。2600户外逃居民也纷纷返回家园恢复生产，原来葭苇苍茫的荒地，又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政府的田赋、盐课也大为增加。为了纪念范仲淹和张纶的功绩，当地人民为他俩修建了祠堂，并将捍海堤取名叫做“范公堤”。
过了6年，范仲淹又在苏州主持了另一项大的水利工程。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苏州暴雨成灾，伏天的大水，过了秋天仍未退下，农田被淹，秋收无望，数万家农户面临饥饿死亡的威胁。当时范仲淹刚调任苏州知州（一州的行政长官），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焦虑。通过调查他了解到，苏州地势低下，常发生涝灾，过去积水靠排入太湖，再通过周围的河渠将水排入西北的扬子江或通过东南的松江导入大海。但是由于这些河道长期没有疏浚，多被淤泥堵塞，不能分解水势。太湖要承纳数郡之水，却只有松江一处能排流，所以一到多雨之时就出现大水泛滥成灾的局面。摸清情况后，范仲淹立即上书朝廷，提出疏五河，导太湖之水入海的计划。得到批准后他亲临现场，督修这项工程。在他的领导下，苏州人民一致努力，终于疏通了淤塞的河道，把积水导入了江海。太湖周围的苏、常、湖、秀四州，都是全国著名的水稻产地，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有七百万石之多，素有国家粮仓的称号。这次太湖水道的疏通，对保障东南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范仲淹每到一地都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并且很有成绩，这在当时的官僚集团中是不多见的。因此他的名声渐渐传扬开。早在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他的才干就受到宰相王曾、副丞相晏殊的赞赏，晏殊荐举他进京任密阁校理。到了中央，范仲淹更关心朝政得失和民间利病，又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展开了反复的斗争。
当初宋真宗死时，继位的仁宗年纪还小，由他母亲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七年，仁宗可以亲政了，但刘太后仍独揽大权，把皇帝当成傀儡，满朝文武畏于权势，谁也不敢说话。范仲淹却挺身而出，上书批评这种现象。晏殊知道后大惊，忙把范仲淹找来，斥责道：“你这般狂妄好出风头，自己倒霉不说，连我这个荐举人也要受连累了。”
看到晏殊怒容满面，范仲淹严肃地说：“我是您推荐的，常常怕自己不称职而使您为我羞愧，万没想到会因忠直得罪您。”接着，范仲淹又给晏殊写了一封信，坦率地谈了自己冒死直谏的理由。信中说：“我的官职很小，俸禄也不多，但每年也有三百贯铜钱，相当于二千亩地一年的收成。如果我坐食禄米，不去为国为民立功，那和专门糟踏粮食的螟虫又有什么两样？人都说犯颜直谏会给自己惹祸，不是明哲保身之计。其实说这种话的人才是最没眼光的。他们不懂得，只有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敢于直言，君主才不会犯错误，百姓才能没有怨言。政治上清明，才能祸患不生，天下无忧，这不正是远离祸乱、保全自身的根本之计吗？”一番话，正气凛然，说得晏殊无言对答，只好谢罪。不久，范仲淹因奏请太后还政，触怒了太后，被贬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