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军疾风暴雨般的进攻，使宋朝内部惊慌失措。边关告急文书一日来五次。在群臣惶恐无主时，寇准却显示出杰出政治家难能可贵的镇定风度。他将告急军报搁在一边，照旧饮酒谈笑，安定了人心。但一些胆小怕事的臣僚十分惊慌，忙把军情转奏给宋真宗。赵恒对契丹的入侵本来就缺少足够的思想准备，这时更不知如何措置为好，急召寇准。
寇准坦然自若，漫不经心地说：“陛下欲了此患，只需五日便可。”真宗急问有何妙计，寇准便请御驾亲赴澶州。赵恒害怕赴河北，推说回宫后商议。寇准向前阻住，劝谏道：“倘若陛下入宫，则群臣不得见君，必然惶然无主，那就要贻误军国大事。恳请陛下立即起驾，以安人心。”毕士安从旁附议，力劝真宗领兵亲征。迫不得已，真宗只好同意亲征，召集群臣商讨进兵事宜。一些贪生怕死的大臣出来反对皇帝亲征。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皇帝迁都金陵，以避辽军；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川蜀人，他请求御驾西幸成都。真宗本来就顾虑重重，听此二人一讲，不免动摇起来。
寇准为了坚定真宗亲征的决心，在朝堂之上，义正辞严地驳斥了南逃之议，为真宗分析其中的利害。他说：“谁为陛下出此南迁之策，就有可杀之罪。当今皇上神武非凡，武将与文臣能同心协力，若大驾亲征，敌人必定不战自溃。如其不然，还可纵奇计挫败辽兵，坚守城池使敌劳师费财。彼劳我逸，利弊迥别，我可稳操胜算。为何要抛弃宗庙社稷，流亡到偏远的楚、蜀二地呢？如果那样，所在人心动摇，辽兵必乘虚直入，大宋江山岂能复保？”真宗听罢，甚觉在理，本来真宗觉得南逃之议也不可取，就同意了寇准的建议，决定领兵亲征。这时辽兵攻势更加猛烈，河北大名急需一名大员进行全面统辖。寇准深知王钦若智谋多端，擅于权术，唯恐他留在朝中扰乱视听，再次阻挠北上成议，便举荐他出任此职。王钦若有口难言，只好勉强就任，这就为主战势力搬开了一块绊脚石。
景德元年十二月，宋真宗从京城出发，北上澶州。行至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时，复因有人劝他南退金陵，避敌锐气，产生动摇，召寇准商议进退。寇准正色劝谏道：“今敌已迫近，四方危机，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并指出退却的后果，必是“万众瓦解，敌乘其后，金陵也回不得了。”但真宗仍是惴惴不安，难以启驾。
寇准见此，心生一计。他急忙走出，找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问道：“太尉深受国恩，今且何以报效国家？”高琼大声道：“高琼为一武夫，但愿以死殉国。”寇准听了十分高兴，对高琼面授机宜，然后去见真宗。高琼随后而入，立于廷下。寇准对真宗说：“陛下对我的话不以为然，何不听听武官高琼的意见？”高琼赶忙奏道：“寇宰相之言确是良谋。目前敌师锋芒受挫，我军士气旺盛。陛下正应亲征督战，以期促成大功。”
宋真宗见将帅也如此坚持，只好继续前进，行至卫南（今河南滑县），得知攻打澶州的契丹军受挫败退，悬着的心这才放下，继续进至澶州南城（澶州因黄河从此经过，故南北岸分建两城）。初欲到此为止，寇准力排众议，执意真宗渡河北上，他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越发不安。若不前进威慑敌军，煞煞辽寇气焰，我军绝难取胜。况且，杨延昭、杨嗣、王超诸将已经率领劲兵分屯中山等地，李继隆、石保吉诸将排开大阵迎击辽军，左右牵制；四方征镇赴援的将领也纷纷赶来勤王；陛下此行万无一失，为何迟疑而不进呢？”宋真宗听罢军情，才继续渡河北进。
宋真宗在澶州北门楼，接见了众将帅。城下诸军见皇上亲征，欢声雷动，倍受鼓舞。这时先后集结到澶州周围的宋军达几十万人，将士们只等朝廷发布号令，便驱逐强敌，复仇雪恨。河北前线各地的军民闻听皇帝亲征，也纷纷发动攻势，出击敌人。莫州团练使杨延昭还上书，主张乘敌军人困马乏、我方士气高涨之际，由朝廷饬令各军，扼敌归路，围而歼之。且收复幽蓟故地，也指日可取。但是真宗没有这样的勇气和信心，只想尽快结束战争，无论采取何种办法。他把军事大权悉数交与寇准，由寇准指挥对辽作战。但辽军近在咫尺，宋真宗的心始终放不下来，夜不成眠，暗地里派侍从察看寇准的动静。却看见寇准依旧饮酒、下棋，还不时谈笑、歌吟。宋真宗听说寇准一如既往，立刻放心了，心想：寇准如此坦然，我又有何忧！其实，寇准未必不是焦思如焚，夜不成寐。但作为前线的主帅，只有镇定自如，才可安定军心、民心。寇准所作所为正起了这样的镇定作用。
宋、辽在澶州相持多日。辽兵孤军深入，急于求成，但却数次受挫，其统帅萧达揽被宋军射死，辽军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加之给养困难，久陷中原战场对其十分不利。耶律隆绪和萧太后采纳宋朝前降将王继忠的建议，派人传信给赵恒，提出罢战议和，条件是辽国长期占有山海关以南的土地。这正合宋真宗的意愿，他当即回书表示，宋朝也并非喜欢穷兵黩武，愿双方息战安民，派殿直曹利用为使议和。契丹复派使韩杞面见真宗，提出以索还后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故地为罢战条件。真宗深怕割地议和，为后人唾骂，只要不割地，可不惜重金与之言和。真宗之意，是想快快结束战争，早日回到京师。寇准坚决反对这样做，且欲令辽国称臣，使之献出幽燕十六州土地。为此，他献计真宗：“若依计而行，则可保百年平安；不然，数十年后敌人仍将生事。”可宋真宗无心久战，推脱说：“数十年后，自有御敌的人物。我不忍生灵涂炭，姑且和议吧。”
寇准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无奈朝中大臣多是贪生怕死之辈，纷纷在真宗面前诋毁寇准。有人甚至说：寇准主战，是为了借机抬高自己。寇准在受到四面围攻的险境下，只能忍痛放弃有利的战机，同意议和。曹利用出使辽营前，问真宗到底可允许给契丹多少，真宗不假思索地说道：“若迫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寇准闻知，激愤不已，把曹利用召至帐下，命令他“所许银两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回来后就砍头。”宋辽最后以宋每年给契丹银绢三十万两达成协议，罢战言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辽国得到实惠，乃引兵北归。订盟之后，宋派何成矩、李允则、杨延昭等一批强干的官员和将领，分驻北边要地，使河北地区稳定下来。同时，宋为了向辽表示友好，“改威虏军曰广信、静戎曰安肃、破虏曰信安、平戎曰保定、宁边曰永定、定远曰永静、定羌曰保德、平虏城曰肃宁。”这些沿边地名的改变，对当时民族关系的改善是有积极意义的。宋辽边境渐渐平静下来，真宗不免得意，也日益器重寇准。寇准在朝中大权在握，选贤任能，惩治邪恶，大刀阔斧地实施他的治国良策，却对日益逼近的官场暗流毫无察觉。
澶渊之盟后不久，宋真宗就把善于奉迎的王钦若召回京城，给以资政殿学士的宠遇。王钦若在战前遭寇准痛斥后，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的一天，宋真宗会见文武百官。朝散之后，寇准先自退班，宋真宗敬慕寇准，注目远送。王钦若看在眼里，心中已盘算好了如何使真宗疏远寇准的办法。他说：“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想必是因为他立下捍卫国家的功劳？”真宗点头称是。王钦若出其不意地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国，究竟是何道理！”宋真宗不解其意，王钦若就分析道：“城下订盟，为《春秋》所耻。澶渊之盟正是在大敌逼近城下而签署的盟约。陛下以大国皇帝的尊严，竟然订立城下之盟，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
看到宋真宗脸色大变，王钦若继续火上浇油，欲置寇准于死地。他说：“陛下听说过赌博的事吧。赌徒快要输光的时候，便尽其所有来做赌注，这叫做‘孤注’。寇准让皇上亲征，是拿皇上作‘孤注’，孤注一掷岂不是危道吗？”这些话，给真宗的心蒙上了一层阴影，竟使他接连几天闷闷不乐、寝食不安，也渐渐疏远了寇准。当时起用寇准，真宗是让他帮自己渡过难关。寇准为相后，不仅在几次关键时刻争理不让，使真宗有些狼狈不堪，而且敢于打破惯例，提拔任用寒俊敢言之士，论列朝政，也让真宗不自在。经王钦若的挑拨，往昔的尴尬一并袭来，宋真宗对寇准已生弃意。
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失去了保护伞，景德三年二月，真宗以寇准“过求虚誉，无大臣礼”为借口，罢其相，出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后来，寇准又改任户部尚书，兼知天雄军，镇守河北大名。天雄军地处边疆，与辽相望，寇准在其任上，加紧备战，以抗击来犯之敌。辽国得知寇准到此，对寇准人品极为赞赏，曾派使者劝降寇准，遭到严厉的拒绝。一计不成，又使出挑拨一招说：“相公德高望重，为何不在中书省做官，却到天雄军来呢？”寇准机智、巧妙地对答道：“如今朝廷无事，无需我居中任职。皇上以为天雄军系北疆锁钥，非我执掌不可。”辽的这次阴谋又告破产。
三次入相遭遇小人
寇准被罢相后，宋真宗任命王旦为宰相，王钦若、陈尧叟为参加枢密院事。一班朝臣中，只有王旦较有德望，奉公守法，但缺乏向邪恶势力斗争的气魄和勇气。其他如王钦若、陈尧叟之辈，老奸巨猾，制国无方，惑主有术，煽动真宗封泰山，西祀汾阴，闹得乌烟瘴气。
王、陈二人的倒行逆施，引起朝野的不满，遭谏官连章弹劾。复有人上书揭露其卖官鬻爵、家藏禁书，真宗罢免了二人。及宰相王旦病逝后，朝中无人，真宗又想起寇准。这时寇准正在前往永兴军的途中。他没有想到，一个关乎他名誉的难题摆在了面前。
宋真宗崇奉祥瑞，沉湎于奉祀，朝内一班大臣也极意屈奉迎合，希求加官进爵，以固权位。每次奉祀前，都有人奏报得到“天书”，而真宗也就奉“天书”为先导，进行大规模的封禅活动，以致于“天书”频频出现。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三月，巡检朱能与内侍周怀政通谋，伪作“天书”，置于长安西南的乾佑山。当时寇准已调往此地，任永兴军长官。宋真宗得到“天书”的消息，欲得“天书”，但朝臣中有人坚决反对，认为天书纯属无稽之谈。有人就献计说：“最不信天书的是寇准，如让寇准进献天书，官民准会信服。”于是，真宗命周怀政晓谕寇准进献天书。
这确实给寇准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寇准是不信天书的，认为是荒诞不存在的；但作为政治家的寇准是不甘寂寞的，他的治国谋略还待施展，况官场厮杀、拼搏，也是其乐无穷。在权力欲的支配下，寇准听从了其婿王曙的怂恿，携带“天书”入朝进献。宋真宗一见，非常高兴，亲自将寇准迎入禁中。不久即拜寇准为相，兼任吏部尚书，寇准重又卷入政治的名利场。
进献“天书”是寇准一生最大的失策。但寇准毕竟还保持着自己正直的性格，对别人的讥讽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认为自己是“名利”思想在作怪，足见其坦荡的胸怀。
真宗在拜寇准为相时，寇准举荐丁谓为参知政事，做为自己的副职。在对待丁谓的问题上，寇准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丁谓多才多艺，机敏过人。但为人奸诈，善于揣摩人意，曲意逢迎，趋炎附势。寇准只看到了丁谓的才学，却未能及时察觉丁谓的无德。其间，有许多人向寇准提醒，要提防丁谓。寇准的同年好友张咏曾以死极谏，仍未引起寇准的警惕。寇准重用丁谓，结果却被丁谓所害。
丁谓由寇准举荐升任副宰相，对寇准十分谦恭，乃至低头哈腰，曲意逢迎。寇准对其做法开始反感起来。有一次朝廷会宴，寇准在豪饮之后，胡须上沾上了羹汤，丁谓马上站起来亲手为寇准拂拭。寇准先前虽被他一时蒙蔽，但终究不失清廉正直本性，难与此辈同气相求。今见他如此奴颜卑膝，心生厌恶，讥讽他说：“丁参政是国家大臣，怎么能屈尊为人擦胡须呢？”丁谓十分难堪，下不了台，对寇准便忌恨在心。枢密使曹利用也曾受过寇准的当面挖苦，曹利用为一介武夫，因平定宜州（今广西宜山）陈进起义之功，青云直上。每当二人议事有分歧时，寇准就讥讽他说：“君一介武夫，岂知此大政！”他也对寇准怀恨在心。丁谓、曹利用由此串连一气，伺机排挤寇准。
天禧三年十二月，宋真宗任命曹利用、丁谓为枢密使，执掌军机。手握重权的丁、曹二人开始向寇准发起进攻。而寇准却未能组织起正义之师，向邪恶势力反击，只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终于又被拉下马来。
天禧四年，宋真宗得了风瘫病，患病后的真宗日益迷信，对军国大政敷衍应付，经常避居深宫，沉溺丹鼎，刘皇后渐渐专权朝政。此前，刘氏宗人横行不法，强夺蜀地百姓盐井。真宗碍于皇后情面，本想原宥其罪，无奈寇准铁面无私，依法惩治。为此，早已惹恼刘皇后。及真宗卧病，刘皇后执掌政柄，曹利用、丁谓趁机依附刘皇后，并结纳内亲、翰林学士钱惟演，联党固权，沆瀣一气，引起朝野纷纭。寇准深以为忧，于是奏请赵恒：“皇太子渐已成人，人望所属，愿陛下思社稷之重，付以神器，以固万世根本。丁谓为人奸佞，不可以辅佐少主，请择方正大臣以为羽翼。”真宗点头答应。
寇准既得允准，立刻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诏书，拟用太子监理国事，且欲用杨亿辅政，取代丁谓。杨亿深知事关重大，候至深夜，方才逐退左右，亲自撰写书稿，事情机密，无人知晓。这年六月，事至关键时刻，寇准却在狂饮之后，醉酒走漏了风声。丁谓急找钱惟演等，通谋刘皇后，谗言赵恒，说寇准专权，欲挟太子，架空皇上，图谋不轨。真宗患病后，事多健忘，这时竟记不起与寇准商定过传位之事，轻信了丁谓等所言，将寇准罢相，降为太子太傅，担当有名无实的角色，擢参知政事李迪为相。
继之，丁谓又与赵恒的亲信宦官、入内副都知周怀政发生矛盾。周怀政与客省使杨崇勋等人合谋，欲杀掉丁谓，复相寇准，奉赵恒为太上皇，传位太子，废刘皇后。并商定于天禧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起事。就在政变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杨崇勋临阵畏惧，向丁谓作了告发。丁谓闻变，身穿便服，乘坐妇人轿车急找枢密使曹利用商量对策。次日天亮，曹利用即进宫入奏赵恒。周怀政正欲布置起事，突然闯进一队卫士，将他逮捕，与此同时，周怀政的同谋者也一一被抓。丁谓借此大兴冤狱，排除异己，寇准幸得李迪从中保护，仅诛杀周怀政一人了事。但丁、曹并未放手，欲置寇准死地，便把伪造天书之事揭发出来，寇准因献“天书”遭贬，初贬为相州知州。丁谓之流仍不甘心，擅改旨意，将寇准远徙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寇准终于被这场漩涡所吞没，竟成了政治的殉道者。
心忧朝堂客死南疆
从荣登相位到罢相，寇准的政治生涯坎坷多变，屡遭奸佞小人排挤、打击，几起几落，始终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寇准虽胸有治国良策，但也无奈官场的斗争，可以说，大部分时间是与奸臣小人进行较量，难以实现他匡扶大宋的雄心大志。何况，封建主义的大臣是皇帝的附属物和奴仆，他们所起的作用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是否“英明”。不管皇帝是好是坏，是“明主”还是“昏君”，都要求大臣对皇帝“愚忠”。虽贵为宰相，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也会一无所为。真宗非“明主”，寇准在这样一位皇帝的手下做事，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