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精通天文，拓跋焘每次到崔浩家中，都首先问以灾异。拓跋焘还常让崔浩出入禁中，并对崔浩说：“你才学渊博，事朕祖考，已历三世，所以朕把你视为近臣。你应尽忠规谏，不要有所隐私。朕虽当时听不进去，或有时发怒，但终会深思你的话的。”拓跋焘还让歌工歌颂崔浩说：“智如崔浩，廉如道生。”拓跋焘在一次赏赐高车降帅酒食时，指着崔浩对他们说：“你们看看此人，虽然纤细柔弱，手不能弯弓持矛，但他胸中所怀智谋，胜过百万雄兵。朕虽有征战大志，而往往不能自己决定，历次作战的胜利，都是此人教给朕的呀！”并令诸尚书说：“今后凡是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应先征求崔浩的意见，经他同意后再下达施行。”由此可以看出，拓跋焘对崔浩是何等宠爱和倚重。但是，这也使朝中许多大臣对崔浩产生了强烈的妒嫉之心。
在北魏征服柔然后不久，南方的刘宋政权就发兵五万北上，想夺回黄河以南丢失之地。刘义隆事先派遣殿中将军田奇出使北魏，对拓跋焘说：“黄河以南本是大宋旧土，后被你们侵占。今当收复旧土，不关黄河以北之事。”拓跋焘听后大怒，说：“我生下来头发未干，就听说黄河以南是我大魏土地，你们怎能得到它？如果你们进军河南，我们可以暂时收敛军队，等到冬寒地净，河水结冰之后，再夺回它！”
不久，魏国南部将领上表拓跋焘，说刘义隆准备进犯河南，要求增兵三万，趁其发兵未到之时加以迎击，以挫其锐气，使其不敢深入我境。拓跋焘于是召集公卿大臣商议此事，许多大臣都赞成南部将领的意见。崔浩猜透南部诸将求战心切的心理，他们希望像北部将领征伐大夏和柔然那样，从战争中捞取资财，于是建议拓跋焘说：“不能这样做。南方土地潮湿，入夏之后，正是降雨季节，草木茂密，易生疾病，不是兴师讨伐的时机。况且刘宋闻知我国兴师，事先必然严加防备，固守坚城。如果我军屯兵围城，则军粮供应不继；如果分军四掠，则兵力单薄，无法处处应敌。所以现在兴师动众，对我军不利。即使敌人兴师北上，待其疲惫，等秋凉马肥之后，再往击之，以取食于敌人，这才是万全之策。在朝群臣和西北诸将，往年跟随陛下征讨，西灭大夏，北破柔然，多获美女珍宝，牛马成群。因此南镇诸将十分羡慕，也想南掠，夺取资财。所以他们故意夸大敌情，以营私利，为国家惹是生非。望陛下不要听从南部诸将的建议。”拓跋焘认为崔浩的建议很有道理，决定暂不发兵。
不久，南部诸将又上表拓跋焘，说南寇已至，南部诸将兵少，要求朝廷发幽州（今北京市西）以南之兵，调往南部，协助他们加强防守；在漳河沿岸大造舟船，以严加防备。大臣们又表示赞同这一意见，并建议朝廷先派遣五千骑兵，让东晋降臣司马楚之等为统帅，前去引诱刘宋边民。崔浩献计说：“这也不是上策。当刘义隆听说幽州以南的精兵都发往南方，又在漳水大造船只，随之精骑在后，想借司马楚之之手来翦除刘宋政权，刘义隆惧怕灭亡，必然尽发精兵，以防备北境。当他得知我军有名无实，必恃其精锐之师，深入我境，任意加以掳掠，而我南部守将就无法抵御敌人了。现在公卿大臣想以武力退敌，实际上只能加速敌人北上。以虚张声势为名，招致实际灾祸，陛下不可不思，否则将后悔莫及！现在我国使节尚在刘宋，待使节回国后，探明南人虚实，再发兵未晚。如果让司马楚之去招诱刘宋边民，南寇必然北上；如果司马楚之不去，则刘宋大军就可能不来，形势就是这样。况且司马楚之没有什么才能，只能招引一些轻薄无赖之徒，而不能成就大业，徒使国家兵连祸结。”崔浩又从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刘义隆举兵北伐，必然遭到失败，劝拓跋焘不要兴师动众。
但拓跋焘终因不好违背多数大臣的建议，于是调集幽州以南的兵力集结于黄河岸边，以加强防御。刘义隆见此情形，迅速派军北上。魏军沿清水入黄河，逆流西上，直至潼关，分兵据守黄河南岸。拓跋焘听说宋军北上，便将黄河南岸诸军尽数撤往河北，洛阳、虎牢、滑台等城市，又被刘义隆占领。
不久，赫连定见恢复夏国的时机已到，便遣使刘宋，与宋约定：互相配合，共同灭魏，然后瓜分河北，恒山以东属宋，恒山以西属大夏。拓跋焘得知这一消息，决定派兵先讨赫连定。这时大臣又阻止说：“刘义隆尚屯兵黄河中游，舍此而西攻大夏，赫连定未必能消灭，而刘义隆则乘虚渡过黄河，河北之地就要失守了。”
拓跋焘犹豫不决，就问计于崔浩。崔浩向拓跋焘献策说：“刘义隆与赫连定同恶相求，遥相呼应，虚张声势，其实他们互相推诿，谁都不肯首先发动进攻。以臣观之，他们如同二鸡相连，谁都飞不起来，谁都不能为害于我国。臣开始认为刘义隆北伐，当屯黄河中游，从东西两条路线向我发动进攻，东道向冀州，西道向邺城。如果这样的话，陛下当亲自率军讨之。现在形势发生变化，刘义隆沿黄河东西陈兵二千余里，一处不过数千人，兵马势弱，只能固守，无法进攻。赫连定不过是大夏的残根余孽，容易摧毁。等摧毁赫连定之后，再杀出潼关，席卷前进，这样就威震江南，刘义隆在江淮以北就无立锥之地了。望陛下不要犹豫。”于是拓跋焘率军至统万，接着便将赫连定所盘踞的平凉城攻克。在当日举行的宴会上，拓跋焘拉着崔浩的手，对沮渠蒙逊的使者说：“你所说的崔公，就是此人！他深谋远虑的策略，当今无人能与之相比。朕每次行军打仗，必先问计于他。他所作出的决策，与作战的结果恰相符合，从无失算。”
十月，北魏冠军将军安颉渡过黄河，攻克洛阳、虎牢。刘宋虎牢守将尹冲及荥阳太守崔模都先后投降北魏。十一月，北魏寿光侯叔孙建、汝阴公长孙道生也先后渡过黄河。刘宋的将领听说洛阳、虎牢等地相继失守，诸军不降即逃，遂焚舟弃甲，从陆路逃奔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他们因为损兵折将、丢弃军资甲仗等罪名，数人被下狱，有的则因弃军逃归而被杀。至此，黄河以南之地又被北魏收复。
第二年二月，将军安颉回到平城，将俘获的刘宋俘虏献给拓跋焘。其中一个俘虏所吐露的刘宋军机，和当初崔浩所预料的完全一样。于是拓跋焘对公卿大臣说：“当初卿等告诉朕，不要采用崔浩的计策，以免耽误军机大事。后又恐慌万状，力谏南伐。自以为常胜的人，开始时认识不到事物发展的内在因素，往往认为自己的意见超人一等，但最终证明自己并不比别人高明。”于是晋升崔浩为司徒、征西大将军，算是对他的奖赏。但是，随着崔浩的威权越来越重，他遭到的或明或暗的攻击也越来越多，拓跋焘对他也渐有提防之心。
当时，在今甘肃一带还存在着一个北凉政权。北凉王沮渠牧犍将其妹兴平公主嫁与拓跋焘为妻，拓跋焘遣安西将军李顺拜沮渠牧犍为凉州刺史、河西王。太延三年（公元437年），拓跋焘又将其妹武威公主嫁与沮渠牧犍为妻。在这期间，两国尚能保持友好关系。沮渠牧犍统治后期，生活逐渐荒淫腐化，竟想毒死魏公主，即拓跋焘之妹。他的几个弟弟都骄横跋扈，争权夺利。沮渠牧犍听从柔然流言，谎称太延四年北魏讨伐柔然，兵马死伤甚众，大败而还，现在北魏已经削弱了，开始对北魏怀有二心。
太延五年，拓跋焘将讨北凉，问计于崔浩。崔浩说：“沮渠牧犍叛逆之心已经暴露，不可不诛。去年我军北伐柔然，虽然没有俘获人马牲畜，但也没有什么损失。我军战马三十万，在途中死伤的不过八千，就是在常年情况下，也会病死万匹。而柔然和北凉却认为我们受到很大损失，从此一蹶不振。现在我们趁敌人麻痹大意，毫无防备之机，出其不意，突然发动对北凉的袭击，沮渠牧犍必然惊恐万状，必能将其擒获。况且沮渠牧犍昏庸暗弱，兄弟互相争权夺利，大失民心。再加上北凉连年以来不断发生天灾人祸，已呈现亡国征兆。”
拓跋焘对崔浩的策略深表赞同，于是大集群臣于太极殿西堂，商议出兵事宜。以弘农王奚斤为首的三十多位文武大臣都说：“北凉不过是边陲小国，沮渠牧犍虽未诚心顺服，然而他承继父位以来。岁岁进贡称臣，朝廷以蕃臣待之，并妻以公主，其罪恶并不昭彰，对他应加以笼络。现在国家刚征过柔然，兵马疲惫，应少加休整，不可大举出征。况且北凉土地碱卤，不长水草，大军既至，沮渠牧犍必坚城固守。攻城不拔，又野无所掠，这岂不危险吗？”这类意见在当时占了上风。
当初沮渠蒙逊统治时期，北魏尚书李顺数次出使北凉，深受拓跋焘的赏识。李顺出使北凉时，沮渠蒙逊对北魏来使傲慢无礼，怕李顺将此事泄露给北魏，就以重金贿赂李顺，所以李顺就把这件事情隐瞒起来，没有向拓跋焘汇报。崔浩知道后，秘密汇报给拓跋焘，但拓跋焘当时并未相信。这次商议讨伐北凉时，李顺和尚书古弼又乘机阻止拓跋焘说：“自温圉河（今大沙河）以西，至姑臧一带，地皆沙石，绝无水草。姑臧城南天梯山（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西北）上，冬有积雪，深丈余，至春则融化，下流成河，北凉人民引以为灌溉。当北凉闻知我军到达，必然决开渠口，水必散流乏绝。况且环城百里以内，寸草不生。我军人马饥渴，无法久留。奚斤所言极是。”
拓跋焘让崔浩和奚斤等大臣辩论。奚斤等辩论不过崔浩，只是重复地说：“那里没有水草！”崔浩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多产牲畜，是天下最富饶的地方。’如果没有水草，怎么会放牧那么多牲畜呢？汉人选择居住的地方，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地方建筑城廓，设立郡县。再者，冰雪融化之后，只能除去尘土，怎么会通渠引水，灌溉数百万顷土地呢？此言不太荒谬了吗！”李顺等又狡辩说：“耳闻不如所见，我曾亲眼看到，你怎么辩驳！”崔浩也毫不留情面地说：“你身为北魏官员，接受沮渠蒙逊的贿赂，来为北凉游说，你以为我没有亲眼看见，便可瞒天过海吗！”拓跋焘在屏风内听到崔浩有理有据的反驳，突然走出屏风，对奚斤、李顺等严加训斥，他们才不敢继续争辩。
拓跋焘听从崔浩的建议，于当年六月发兵，亲率大军远征北凉。七月，大军到达上郡（今陕西榆林），留下辎重，分军两路，向北凉进发。八月，前锋部队拓跋健已掠获北凉牲畜二十万头。沮渠牧犍听说北魏大军突至，惊惶失措，临时调遣其弟董来出城迎战。董来战败后望风溃逃，魏军便将姑臧包围，遣使令沮渠牧犍出降。沮渠牧犍坚城固守。其侄沮渠祖出城降魏，因此拓跋焘尽知城中虚实。拓跋焘见姑臧城外水草丰饶，由此怨恨李顺，并对崔浩说：“您昔日所言，今果然如此！”九月，沮渠牧犍的侄子沮渠万年率众降魏后，姑臧城很快被攻克，沮渠牧犍率领文武百官五千余人投降北魏。拓跋焘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胜计。北凉宣告灭亡。至此，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历时近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十六国分裂割据状态。
“务从实录”灭族之冤
崔浩才华出众，见识过人，在道武、明元、太武三朝都竭尽心力，为拓跋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立下大功。在残忍暴戾的北魏皇帝面前，他处处谨慎小心。他工于书法，经常为别人书见《急就章》，书写时故意把文中的“冯汉强”的“汉”字改换成拓跋国号的“代”字，“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所以，明元、太武帝越来越宠爱和信任他。但是，当时鲜卑贵族的势力还非常强大，他们不能容忍汉人大族来分享权力，同自己平起平坐。对于皇帝宠信的汉人，他们偏偏要加以排挤打击。崔浩是当时最受皇帝宠信、地位最高的汉人，自然成了鲜卑贵族排挤打击的主要目标。而崔浩对鲜卑贵族也不客气，在讨论军国大计时，与他们分庭抗礼，有时说话还很尖刻；他还企图恢复汉人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表弟卢玄劝阻，崔浩不从，便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遗传“齇鼻”，即大酒糟鼻子，在江东被称为“齇王”。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大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曾经一次就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起家为郡守。太子对崔浩说：“先前征召的人士，也都是州郡上乘之选，任职已久，他们的勤劳尚未得到应有的酬答，应该先补为郡守县令，而刚刚征召的人士则应该先代替他们担任郎吏。况且郡守县令治理民众，必须任用有经验的人。”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士派出去任职。当时，中书侍郎高允知道后说：“崔公恐怕不能幸免了！”
事情的结局竟然被高允不幸言中。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十二月，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并且要求“务从实录”。
在续修国史中，《太祖纪》仍用早年邓渊旧作，《先帝纪》和《今上纪》主要是高允手笔，崔浩作为主编，亲自动笔不多，但还是对全书做了损益褒贬、折中润色的工作，这部续修的国史命名为《国记》。
《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很快被崔浩采纳，太子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不加避讳；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纷纷。鲜卑贵族看到后，非常气愤，争相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大怒，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
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崔浩被杀。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让本深受太武帝宠信的崔浩作了牺牲品。
重臣声威震主子心何安
——独孤信之冤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初，沃野镇（今内蒙古乌梁素海之北）戍镇民不堪压迫揭竿而起，拉开了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序幕。义军很快攻下沃野，遣将攻围怀朔（今内蒙古固原县西北）、武川二镇。当时升任怀朔统军的武川豪强贺拔度拔与同镇豪强宇文肱合谋，纠合“乡中豪勇”，拉起一支宗乡武装抗击义军，袭杀了义军大将卫可孤。这支武川豪强武装中的头面人物之一独孤信，因在袭杀卫可孤的战斗中十分卖力而受到重视。声名初震的独孤信究竟是何来历呢？
独孤信（公元502—557年）是北魏的一个名将，善骑射，多奇谋，所至皆有政声，为百姓所喜。他先后在北魏、西魏、北周为官，都卓有政绩。北周时他为宇文护所逼，含恨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