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谈长期地培养和教育下，司马迁继承父业研究祖国历史的思想逐渐明确。在他二十来岁时，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研究历史，他不满足于书本知识，在父亲的支持下，决定漫游大江南北。
司马迁这次游历的地区，主要是江淮一带。根据《自序》和《史记》其它篇的记载，我们可以大体勾画出司马迁这次漫游的路线：从京师长安出发，南下至江陵，渡江辗转到汨罗江畔，凭吊屈原；他又“浮沅湘，窥九疑”，考察舜的葬地和事迹；再登庐山，了解大禹疏九江的传说，还“上会稽，探禹穴”；又由越至吴，登姑苏，望五湖，并参观了春申君的故城宫室；又渡江北上，走访淮阴父老，了解韩信等人传闻；然后“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向西到秦汉之际一些风云人物的故里访问，又去楚汉战场进行实地考察；最后，“过梁、楚以归”长安。他有了丰富的积累，决心要成就一番令人瞩目的大事业。
司马迁这次漫游是一次壮举，对于他的思想和著述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其一，他通过实地考察和到民间采访，印证了许多历史文献和传闻；其二，司马迁在游历中掌握了大量的、生动的历史材料；其三，这次漫游活动对于司马迁的写作风格的形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四，通过游历名山大川，更加培养了司马迁热爱山河、热爱祖国的感情。
司马迁在这次漫游之后，被选进朝廷里做一名郎中。这是郎官中最低一级的小官，其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以显示自己的功业。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因病滞留在周南（今河南洛阳附近）。此时，司马迁刚刚从西南归来，便匆忙赶到周南与父亲诀别。在司马谈的遗言里，他已开始着手为撰写《史记》作准备工作，所以才留下这样的遗嘱：“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汝其念哉！”司马谈把毕生的事业和理想都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也立下誓言，一定要著史成功。
壮志未酬身遭腐刑
元封三年，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开始了史官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讲，为了撰述《史记》，他认真整理阅读“石室金匮之书”。“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可见其工作之辛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主持了“太初历”的改制工作。不久，他便开始了《史记》的写作，力求完成这件不朽之业。正当司马迁全力以赴写作《史记》时，李陵之祸却降临到他的头上。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出击匈奴，让李广之孙李陵为后方辎重。李陵自告奋勇，率兵五千出击匈奴，因寡不敌众，全军溃败，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与李陵相识，认为他一向品德很好，有“国士之风”，投降是出于无奈，绝非真心，一有机会就会报效汉室。希望汉武帝不必深责李陵。不料，武帝却认为司马迁为李陵开脱，是为了贬低贰师将军。于是，在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以诬罔主上的罪名，被判死刑。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犯死罪者若想不死，或交纳五十万钱赎死，或受腐刑。司马迁此时无钱赎死，又不愿受腐刑，蒙受奇耻大辱。司马迁思想斗争异常激烈。他思前瞻后，想到历史上那些成大事业者无不经受各种磨难，想到了父亲的遗志，《史记》还在“草创未就”之时，遂决定下“蚕室”，就“极刑而无愠色”。腐刑是很残忍的刑罚，它使男子失去了生育功能。
约在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做了中书令。中书令是皇帝的秘书一类文官，一般人认为，这是个“尊宠任责”的职位，而在司马迁看来，不过是个“扫除之隶”、“闺阁之臣”而已。他经常想到腐刑的痛苦，所以，“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撰写《史记》上，经过辛勤努力，在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前后，完成了《史记》。《史记》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体例完备，囊括中外，贯通古今，是一部体大思精的鸿篇巨制。
史学巨制泽惠后世
《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历代研究者不乏其人。两千年来，人们对司马迁的评述可以说经久不衰。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编纂史书的体例，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我国的史学起源很早，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出现了许多历史典籍。这些典籍都是以编年体著述的，依年月纪事，记述比较简单。司马迁在撰述《史记》时，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指导思想，在继承前人著述体例的基础上，“勒成一书，分为五体”，写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学方法。
从体裁来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有的前人已经用过，并不全是司马迁的发明。但是，把这五种体裁有意识地互相配合，有机地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则是司马迁的创举。当然，纪传体这一编纂历史的方法，在今天看来，显然是有缺陷和不足的。但是，在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能开创这一历史学编纂方法，还是值得赞颂的。
《史记》的五体结构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缺一不可。本纪是全书的提纲，它以王朝的更替为体系，用编年的形式，排比一代大事。世家是记载诸侯和有特殊功勋的人物。列传是各种人物的传记，有专传、合传和类传等不同形式。表是用谱牒的形式，既可囊括错综复杂的史事，又可表现出历史的线索。因此，对本纪和列传所载的史事能够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书主要是记述一些典章制度的沿革。司马迁运用互见法，详此略彼，互为补充，使五体结构浑然一体。
许多学者往往只注意《史记》的五体结构，却忽略了互见法。其实，互见法与五体结构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司马迁匠心独运的创造。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对于入传的人也是按照等级，分别以本纪、世家、列传的规格予以载述。司马迁的五体结构的形式，是他的大一统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反映了汉武帝时期打击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司马迁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一切以君主为中心。
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另一贡献，是扩大历史研究领域。
我国古代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把历史只看作是统治者个人的活动，其记载范围如此狭窄，显然是不科学的。在孔子以前，史书都是官书，是史官按照统治者的规范而记录的流水账而已。孔子修《春秋》，史事记载太简单。而司马迁的《史记》却第一次囊括了古今中外，汇总了百科知识，自成体系，完成了一家之言。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来看，都是前无古人的。
司马迁首创学术史传，综合古今学术，辩别源流得失。在《史记》以前，我国是没有学术史的，是《史记》开创了学术史的先河。司马迁引用其父司马谈的《六家要旨》，这可以说是对六家的学术总论。他还分别给先秦诸子立传，并议论他们的学术成就。至于兵家、数术家、方技家等等均有记载。后来史书中的《艺文志》、《天文志》、《律历志》等形式就是对司马迁开创的学术史的继承和发展。
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反映了他的民族一统的思想观念。在《史记》中，司马迁为各少数民族分别立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篇。每篇史传都各自独立成篇，详今略古，着重叙述汉武帝时期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史记》中的民族史传，贯穿着这样一个主题，即：东南西北各个少数民族均为天子臣民，他们的历史发展是走向统一。这也是司马迁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原因所在。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的基本内容是：民族等列思想；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各民族都有革故鼎新的权利。司马迁的这些真知灼见，却遭到后来许多封建史家的责难。但是，司马迁为民族立史传的思想在正史中还是被肯定了下来。
司马迁首创经济史传，指出了生产活动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为我国史学树立了重视经济活动的优良传统。班固撰《汉书》时，根据《史记》的《平准书》作《食货志》。后代史家在修史时，大都继承了这一传统，设“食货志”记载一朝的经济状况。到唐代以后，又发展成为《通典》等专史。我们中国之所以有两千多年关于经济史的记载，是司马迁为我们创立的好传统。
总之，《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伦理、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第二，司马迁以实录精神编撰《史记》。
《史记》一向是以“信史”著称的。司马迁认为史学应该求是存真，反对“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他在求是存真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经验。
一是注意搜集散佚资料。
汉初注意文化事业的发展，搜集了许多书籍，司马迁对这些资料的整理工作下了很大工夫。但是，司马迁并不满足于现有的资料，他还不遗余力地网罗散佚的资料，以求得历史的真实性。
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司马迁的游历很广，可以说遍及今天的大半个中国，以搜求遗闻逸事，补正了许多历史史实。司马迁为了更好地记载有关五帝的传说，他利用扈从武帝巡视的机会采访到一些传闻，但说法不一。于是，他就以孔子的著作和有关文献记载相验证，才撰写出《五帝本纪》。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有着永恒的价值。
二是“疑者传疑”，“疑者缺焉”。
历史上常常有许多问题说法不一，真假难辨，有时甚至几种说法都似有道理，难以统一。司马迁对待这样的问题，能以严肃的科学态度，运用“疑则传疑”的方法去处理。如比干之死和箕子为奴这两件事情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司马迁无法断定，故两存之。《殷本纪》载比干谏死之后箕子为奴，与《韩诗外传》所载相同；而《宋微子世家》言箕子为奴而后比干死，则与《论语·微子篇》所载一致。司马迁采取两存之，以供后人研究。
司马迁故乡韩城司马迁对于哪些实在无法知道或无法相信的记载，为了不致于以讹传讹，采取“疑者缺焉”的办法来解决。
第三，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发挥“史以道义”的作用。
“史以道义”，这是我国史学传统之一。早在孔子著《春秋》时，就充分体现了这个思想，因而有“春秋笔法”之称。司马迁很重视这个思想，他在《自序》中一再陈述《春秋》的这种作用。他说：“《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上“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然而，《春秋》也存在史事载述简单，以个人的好恶总结史事和过分强调义理之弊病。特别是到了战国秦汉时期，一些文人学者往往空发议论，司马迁对此很不满。为了改变这种学风，他决心写出事理结合的著作来。
“史以道义”的思想古已有之。但是，在著述中如何体现这个思想，司马迁却有所建树。他认为，用历史事实阐述义理，总结历史经验，既结合实际又深刻。因此，他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寓论断于序事”，就是说司马迁能够在史实的陈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自己史学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时，这也反映出司马迁的文字表达水平之高超。
司马迁对刘邦夫妇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但是，对于他们的个人品德是不满的。在他的眼中，一个是无赖，一个是心狠手辣的野心家。司马迁并不下什么结论，而是通过叙述史事来表达他的爱憎之情。《高祖本纪》记载了在未央宫修成后，刘邦在群臣面前，手捧玉杯为他老父祝福时说：“小时候，你老人家常说我无赖，不能治家立业，不如老二勤快。现在我成就的事业与老二相比，谁的多呢？”刘邦当了皇帝与兄弟比富，向老父夸耀，对父亲当年的批评仍然耿耿于怀，正说明了刘邦虽然当了皇帝，其无赖的禀性却丝毫未减。刘邦的无赖相在其它篇中亦可见。如《叔孙通列传》中，司马迁写叔孙通建议制礼仪，刘邦说：“可试为之”。后来长乐宫修成之后，文武百官按礼行事，“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从对刘邦得意忘形的叙述中，使我们看到刘邦虽然当了皇帝，仍不失无赖之本性。
巫盅毒泛滥深宫第一案
——卫皇后和太子之冤汉武帝是两汉时期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多方面的制度，旧史往往以他与秦始皇并举，称为“秦皇汉武”。
武帝在位时期，汉的强大是空前的。但在强盛的同时，也伴随着奢侈、腐化，潜伏着衰落的因素。武帝晚年生活奢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同时，武帝还宠信方士，迷信神怪，惑于方士们所谓神仙长生不老和巫蛊之说，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第一起皇宫冤案的发生，弄得到了骨肉相残的地步。
秀色可餐因色得宠
卫子夫是汉代一位有名的皇后，她以美艳和歌喉征服了不可一世的汉武帝刘彻，从而取陈皇后阿娇而代之，成为刘彻的第二任皇后。卫子夫作为一个女人显然获得了成功。
秀色可餐的卫子夫出身贫寒，身世也很坎坷。卫子夫的母亲卫媪，是个漂亮风情的女人。卫媪在武帝刘彻的姊丈平阳侯曹寿家中供役，是曹寿家的一位姬妾。卫媪生性多情，不满足于一个男人的享受，经常和外人私通。
卫媪先后生下了六个孩子：三个儿子，三个女儿。长子名卫长君，次子名卫青，三子名卫步；长女名卫君孺，次女名卫少儿，三女名卫子夫。
卫媪虽是一名姬妾，和众多男人奸通，生下了这群孩子，但这群孩子成人以后，都成了气候，都有出息。三个儿子中，以卫青最为有名，留名历史，成为抗击匈奴、维护汉王朝广大疆土的民族英雄。
卫媪的三个女儿更是一个比一个有出息。长女卫君孺嫁给公孙贺，公孙贺是位胡人，风流倜傥，闻名士林。第二个女儿卫少儿，长得窈窕美丽，极像母亲卫媪，好与男人私通偷情。卫少儿最初和霍仲孺相好，长期奸通，结果怀孕，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霍去病——他便是汉王朝又一位日后令匈奴闻风丧胆的、令后世敬仰的民族英雄。
卫少儿生下霍去病后，渐渐厌恶了霍仲孺，而移情于更为年轻漂亮的陈掌。陈掌是丞相陈平的曾孙，拜官詹事，前途无量。卫少儿看上了陈掌，便一不做，二不休，公然和陈掌姘居。卫少儿也是一位敢想敢为的女子。
比起卫君孺、卫少儿姐妹，三女卫子夫更为迷人。卫子夫没受过什么良好的教育，但却天生一副极好的歌喉，卫子夫很小的时候便被送到平阳侯曹寿家中学习歌舞。卫子夫亭亭玉立，色艺俱佳，很得平阳公主的喜爱，让她侍从左右。
这一天，孤独寂寞的武帝刘彻独自一人信步漫游。不知不觉间，走到了嫁到平阳侯曹寿家的姐姐平阳公主家中，平阳公主大为兴奋，立即将上好的酒菜摆上，招待这位皇帝弟弟。刘彻坐在那里，慢慢饮酒。平阳公主让平日为弟弟搜罗到的美女盛装一一而出，没想到刘彻看过以后，只是摇头。
平阳公主继续为刘彻斟酒，并不惊慌，从容地吩咐让歌女卫子夫献歌一曲。卫子夫从丝幕后出来，简直如同跃出了一轮太阳，光彩夺目。刘彻微张着嘴，呆在了那里，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