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收渔利的蒋介石，在南昌收到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胜利的消息，立即发电给在上海龙华待命的白崇禧，命令他马上入城。于是，白崇禧的队伍，在22日晚上8点，距离工人夺取上海城不过两个小时，便兵不血刃，耀武扬威地开进了上海。
3月下旬的上海地区，正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时节。迟开的梅花，早开的桃花，盛开的白兰，竞相斗艳，把春天装点得火红而热烈。春天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的希望，京、沪、杭一带的老百姓沐浴在春风里，欢欣鼓舞，在革命胜利的气氛中，原来那些隔岸观火、心怀鬼胎的人，也纷纷争着出场亮相，声声高呼“打倒军阀”了。
黄金荣、虞洽卿、张啸林等人带着各自的喽罗们，参加了上海市民欢迎北伐军的大会。
在这大变动的日子里，杜月笙分外忙碌，也格外高兴。他觉得如今正是时势造英雄的时候，只要看准了，下大赌注，便可以大赢一番。他参加北伐军大会回来，又得到戴笠的密信，通知他近日蒋介石的西文秘书张康年、俄文秘书顾耕野要到上海，他已向两人打好招呼，有事可同他们联络，自会被另眼看待。
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杜月笙当然要大加利用。俗话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一着被动，着着被动。
杜月笙马上派人到万宝饭店订了一桌川扬特色风味的鱼翅席，又吩咐帐房到银行去准备好了两张银票，每张2万元，分别装在两只信封里。
3月25日晚，杜月笙从两位秘书口中得知，明天，也就是3月26日，蒋介石将到上海，而且，还准备去拜访黄金荣。
当夜，杜月笙没有回杜公馆，而是直奔钧培里的黄公馆。
黄公馆中，黄金荣与张啸林、黄金荣的大儿媳李志清等正在搓麻将。
“大哥，我有要事与你商量。”杜月笙进门就说。
“什么要事？没见这正忙着？”张啸林正在兴头上，咕噜一句，打出一张牌，“八万”。
“糊啦！”李志清一摊牌，“一、四、七万带二、五、八万，万清。”
“都是你搅得，不然，她哪能成清一色？”张啸林有些不满地望着杜月笙。
“啸林，我真有要事。”
黄金荣推掉牌，支走了其他人，让李志清在门外守着，与杜月笙、张啸林一起走进了密室。
“什么要事，这么匆忙？”
“你知道吗，明天早晨，他就要到上海来啦。”
“谁呀？”张啸林问。
“蒋介石，蒋总司令。”
“阿元！”黄金荣惊叫一声，“阿元他真的要来？”
“不但要来，还要来看你呢。”
“真的？你从哪得来的消息？”
“大哥放心，事情绝对可靠，至于其他，就不用细问了。”
“阿元这孩子终于出息了，更难得的是，他还没有忘记我。你们看看，我当初就说阿元这孩子不错，怎么样？”
“大哥，人家现在可是北伐军总司令了。”杜月笙提醒说。
“对对，现在他已经是蒋总司令了，来了，我就应该给他些见面礼。”
“应该，应该。”张啸林在一旁附和起来。
“送什么好呢？”黄金荣搔着头皮。
“依我看，打一只纯金的大扁，上面镌刻‘功高盖世’四个大字给他。”张啸林此时热情高起来。
门外的李志清听见，有些不满起来，“看你阔气的，哪来那么多的金子？给他几个大条子就不错啦。”
“你看呢？”黄金荣望着杜月笙说。
“都不好。”
“怎么？难道不送？这不妥吧？”黄金荣疑惑地说。
“当官的不打送礼的，古今都是一样，礼肯定要送！只是送什么，怎么送，这很有讲究。送得好，人家心花怒放；送不好，就如同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去，好处得不到，反而被踢得眼青。”
“嗯，有道理。”
“现在的蒋总司令可不是10来年前落难的阿元了，送几根金条，不伦不类，怎么好拿出手？有什么由头？再说，他现在也不稀罕几根条子。送一只大金扁呢？也不行，那些显得过于招摇，像是跟谁斗富一样。”
“那，你说该怎么样？”
“总司令现在什么最重要？”
“你说什么最重要？”
“面子。”
“面子？”
“对，面子。”
“这面子最重要又怎么样呢？”
“我们就送给他面子。”
“什么面子？”
“当年，蒋总司令离开上海滩前，不是向你投过门生帖子吗？你现在退还给他，就是最大的面子。”
“对！”黄金荣一拍大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人家现在是堂堂的总司令，不能动不动还要拜我呀！”
“这帖子是要退！”张啸林也连声说。
“怎么退呢？”黄金荣说。
杜月笙微微一笑，“你说呢？”
“我想，是不是这样，”黄金荣说，“明天我们一起去迎接他，把帖子带来，见到他后，就退给他。”
“不，不！”杜月笙连连摆手，“我早想过了，当场退，蒋总司令一定会感到很难看的，不可取。”
“那怎么办？”
“我不是听你说过吗？当初，是虞洽卿带他来投拜帖的。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就把帖子交给虞洽卿，要他转交给总司令。”
“很好，很好！我现在就给虞洽卿打电话，让他等着我，明天一早把帖子送过去。你们也都快回去歇着吧，明天一早早点来，我们要带多些人，去迎接他。”
3月26日这天，杜月笙的面目焕然一新。他连夜让理发师给他理了头发，头发理得如同当今的板寸，青青的头皮在短发间忽隐忽现，显得精神十足。他特地挑了一件月白色的缎面长衫，外面罩了一件深藏青的马褂，整个人儿十分潇洒。
他们从一大早就开始等待，但一直等到日落西山依然没有等到。
“是不是你的消息不准确？”张啸林问杜月笙说。
“应该是准确的！”
“算了，总司令事情多，也许明天来呢？”黄金荣说。
天黑下来后，这伙子人只好有气无力地各自回家。
且说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严重地威胁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他们深深懂得，要维护其在华利益，必须制止和扼杀革命力量的发展，培植反动势力。因此，他们加紧干涉中国革命。
在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受到革命力量沉重打击的英帝国主义，充当了干涉中国革命的急先锋。1926年10月，英国首相包尔温狂言“准备采用任何必要方法，以保护国人之生命财产。”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主要有如下表现：
早在1925年底至1926年初，英、日、美等帝国主义者就策动张作霖和吴佩孚“和解”，以“联合反赤”的名义，共同对付北方国民军和南方革命政府，镇压革命运动。
1926年8、9月间，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吴佩孚的统治摇摇欲坠时，各帝国主义又促成吴佩孚和孙传芳的联合，南北夹攻北伐军。
同年11月，吴佩孚的主力被消灭，孙传芳受到沉重打击，北伐军向长江下游进军，各帝国主义更加焦急，他们又撮合张作霖、孙传芳和吴佩孚的大联合，拼凑“安国军”，共同抵挡北伐军。
同时，帝国主义给北洋军阀提供了大量贷款和军火援助。
1926年9月间，英国运了大批钢盔到中国，其中，以3万具送给张作霖。
同年11月，英国商人给北京政府借款500万英镑。
日本也拟给北京政府提供500万元。
12月，张宗昌从德国购进大批军火，机枪5000支，子弹四百万发，手枪300支，手榴弹15万颗，无烟药3万斤。
孙传芳也从日本、比利时订购军火，计步枪2万支。
帝国主义者应北洋军阀的要求，在租界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志士，将其引渡给军阀当局，甚至允许反动军警进入租界搜捕。
1926年11月23日，天津英租界据天津反动当局的请求，在租界查封了国民党天津特别市党部，逮捕了江镇寰等13人。26日，将他们引渡给天津警察厅。
1927年4月，北京警厅会同宪兵，得到帝国主义公使团的允许，进入使馆区，包围苏联使馆，逮捕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60余人。据1927年4月9日《申报》载，这一行动是“辛丑和约国开会决定准华兵搜查俄使署……当华兵入界搜查时，各使署卫兵皆退让于旁。”
可见，帝国主义和军阀在镇压革命方面是完全持同一立场的。
作为干涉中国革命急先锋的英帝国主义，极力推行“炮舰政策”，依恃其武力，到处寻衅，制造流血惨案。
1926年9月2日，英舰斯克拉勃号在汉口上游50英里的地方，向我北伐军开火，历时两个小时以上。
9月4日，英舰两艘自白鹅潭驶进广州西堤，占领省港码头，派兵登岸追逐行人，拘捕纠察队员，拆毁纠察队饭堂，扰乱北伐军后方。
9月5日，英帝国主义者又在四川制造血案。他们根据不平等条约，攫取内河航行权，其舰船在中国江河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自1926年6月以来，英国兵舰在四川各地不断滋事，多次撞沉中国船只，淹死军民不计其数。
8月29日，英轮万龙号在四川云阳地区河面故意开足马力，撞沉乘载川军的木船10余艘，淹死官兵58人，群众数十人，引起军民的无比愤慨。
当天，肇事英轮万龙号抵达四川万县时，川军杨森部登轮查讯肇事情形，英水兵收缴了川军的枪支，并开枪打伤两名士兵后溯江而上。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杨森部扣留了英商太古公司所属的“万通”和“万流”两轮，以进一步交涉。
英帝国主义者有意扩大事端，9月4日，向杨森发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释放被扣英轮。
5日，英帝国主义调谴兵舰，炮轰万县达3小时之久，死伤军民数千，毁商店及民房数百家，损失达数千万元。
这就是有名的“万县惨案”。
1927年初，北伐军向长江中下游进军，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中心——上海。这时，各帝国主义大量增兵，酝酿“联合保卫上海”。
1月中旬，英驻威海卫第二舰队及鱼雷快艇共27艘开赴上海，并溯长江而上。同时，英国从其本土和印度调集12000名远征队到上海。
1月11日，美国政府命令其亚细亚舰队司令维廉率全部军舰自马尼拉到上海，又从菲律宾调遣来一个旅团。美陆军参谋长萨马莱制定了一项干涉中国革命的庞大军事计划。
2月5日，英国向美国提出了“联合保卫上海”的请求。美国即向中国政府提出划淞沪为中立区的建议，企图阻止北伐军进占上海。
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于1月间将佐世保二十四舰队编入第一外遣舰队，派往中国，参与“联合保卫上海”的行动。
一时间，上海租界大兵云集，计有英兵15000余名，尚有4000名即到；美兵已到及将到者6000名；法兵6000名，日兵5000名，2000名上陆驻防，并即有大队即到。连意、葡、西、荷水兵在内共计将达4万名。
帝国主义的军队在上海横行霸道，甚至狂妄地说：“上海，我们在此！”
1927年2月25日，英、法、日、意军事当局，以“防华军侵入租界”为由采取一致行动，向租界以外地区扩张，英军占领梵王渡车站南面阵地；日军登岸占领江湾区；意军占领杨浦树一带。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
当晚，英、美、法、日、意等帝国主义者借口侨民及领事馆“受暴民侵害”，命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各国军舰向南京开炮，杀死杀伤中国军民2000多人，毁坏民房无数，史称“南京惨案”。
惨案发生后，驻南京的五国领事，贼喊捉贼，反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和通牒，并请求本国政府继续向中国增兵。
经过革命和反革命的多次较量，帝国主义者清楚地看到，单纯用武力不能消灭中国革命力量。
于是，他们在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同时，兼用分化革命阵营，从内部攻破的策略，极力引诱资产阶级脱离革命，充当他们的代理人，以便达到目的。
1926年底，英国开始考虑实行对华“新政策”，撤换了“不通中国情况”的麻克类公使，改派蓝普生充任，声称对中国革命持“不干涉之态度”，甚至容纳了国民政府的部分要求，同意将关税附加二点五“作为各省政费，俾南北两方无偏袒”。
1927年1月5日，英领事送外交部的对华宣言中强调：“英国以前的对华政策，已经到了应该改变的时期，北京政府已经失去代表全部中国的资格，中国内部已有一能代表民众强有力的政府。”主张对中国应给予“谅解与同情”。
1927年1月8日，日本外相币原发表对华演说，表示“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对中国的内政采取“绝对不干涉主义”。
美国国务卿也于1月26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将“以最宽待的精神”与中国谈判新约，企图以关税和领事裁判权的虚伪让步来引诱资产阶级。
蒋介石被视之为中国“稳健派”的领袖，各帝国主义的代表纷纷来到南昌与之勾结，以图交好。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得特别热心，日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奔走于武汉、南昌、广州之间；日参议员藤村、池田等要员也纷纷来中国“考察”。日本通讯社公开鼓动中国的“稳健派”与“极端派”决裂，与北方军阀妥协，以“实现大同团结”。
日本拉拢蒋介石的目的是要蒋介石与张作霖携手镇压革命，使之成为日本控制中国的南北两条走狗。
1927年2月间，英国也派代表到南昌与蒋介石谈判。一时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成了帝国主义争取的对象。
且说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招降纳叛，收编了大量的军阀军队，逐渐把党、政、军和财等大权集于一身，势力迅速膨胀。许多劣迹昭着的军阀和官僚政客，如黄郛、贺德霖、龚德伯、段锡朋等都投靠蒋介石，加入了国民党，成为蒋幕下的要员。
蒋介石设司令部于南昌后，加紧了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各种反动势力的勾结。
蒋介石在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活动中，最先选择的是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的“币原外交”对蒋介石有极大的吸引力。当日本代表佐分利来华活动时，蒋介石曾亲自向他表示好感。接着又通过南京的森冈向日本币原外相传递了他坚决反共的信息。后来，蒋介石派吴铁城、戴季陶去日本活动，争取日本的支持。
“南京事件”发生后，日本利用这一事件，通过矢田和黄郛紧紧拉住了蒋介石，促进其向共产党开刀。
在日本的牵引下，蒋介石与军阀张作霖积极协商“南北妥协”，双方还信使往还。
电通社1927年1月27日东京电曾披露：“中国南北妥协的机运，渐呈浓厚之状，双方常有代表往来。”
《顺天时报》1927年3月7日载文说：蒋介石对共产党“久已蓄意排斥”，他“正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
蒋介石在积极争取日本支持的同时，也公开对美国表示友好，要求美国援助。
蒋介石抵上海前夕，各帝国主义对他到上海的任务已看得很清楚，3月26日，《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日报》指出：“据准确之观察，国民党中不久将发生分裂。白崇禧是左派的坚强支持者，他会帮助蒋介石。”
且说杜月笙等人在3月26日这天一直等到天黑也没等到蒋介石，只好丧气而返。而他们后来才知道，蒋介石当晚还是到了上海，是夜里11时多从高昌庙码头上岸的。
在码头附近的一座小楼上小住了一夜，第二天，公共租界当局派小汽车把他送往法租界祁齐路交涉署。
租界的政事处长吉文斯给蒋介石送来一张特别通行证，允许他带卫兵自由出入租界。这是自租界开设以来，第一次允许中国军队带枪进入。
蒋介石当即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
同时，蒋介石发出通令：“保护外侨利益”、决不以武力收回租界，负责保障上海的“秩序”。
下午3点不到，几辆汽车开到钧培里大门前停下。前后的汽车里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跳下，他们是蒋介石的卫兵、整整一个排。等卫兵们各自散开，把岗布好后，中间的那辆黑色轿车的门才打开，穿着黄呢军装的蒋介石，步态从容地跨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