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走到了尽头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经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这个纪要旨在结束国共分裂局面，建立民主政权。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平时应享受的权利，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的权利等。
于是，蒋介石不得不做些“表面文章”，也正好借机抑制和打击戴笠的势力膨胀，他便向戴笠秘密发出了“撤消军统局、化整为零”的指令。
戴笠接令之后，不由惊慌愕然。谁都明白，没有军统就没有戴笠。军统局不在了，谁还会怕这个“戴老板”？谁还会听他的话？虽然戴笠一直防备着蒋介石的“鸟尽弓藏”，可他没有料到，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
此时，戴笠正忙着全国的肃奸工作，他准备忙完之后，回到老家浙江江山，去看看老母亲，然后再思考对付蒋介石的计策。可蒋介石这招，逼得他连气都没来得及喘一口，他连忙针对“化整为零”的指示做起了文章，想借机挽回局面。他便拟下一个计划，想借机把戴笠原来“军统”的势力安插到国民政府各个机构中。
首先，他想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及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划归到“军令部第二厅”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军事特工方面的独立系统。
其次，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划拨到“内政部警政司”，并将警政司扩编为内政部的“警察总署”。这样，戴笠不仅没有失去对特务工作的领导权，还把警察行政业务一同掌握了过来。
再次，是加快组建“交通警察总局”，由正待改编的原“忠义救国军”和军统局的特务团组成，再加上军委会的别动军、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各团、交通巡警总队和军统局掌握的部分国民党税警部队，总人数可达十万人。
最后，他准备将军统局的核心机构交给“司法行政部”，成立一个调查室，把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机关划拨过去，这一部分是军统的主力人马。
这样一来，撤消后的军统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比原来还要强大了，而且对军事、警察、交通、司法各个部门都有染指。
于是戴笠抓紧时间布置，加紧在国防部二厅、全国警察总署、交通警察总局等公开部门合法安置军统特务。仅军统举办的全国各特警班毕业生就达15万人，这都让戴笠绞尽脑汁。所以，戴笠一直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等地来回奔走，研讨对策。
然而，“化整为零”毕竟导致力量分散，且极易被蒋分割加以控制，自己也将因此失去根基。戴笠又出一招，那就是寄希望于反共。只要共产党存在，蒋介石决不会真正取消特务组织，只不过是否由他来继续执掌的问题了。
但是，不论怎么运筹，要想避免自己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惟一的办法，就是掌握军权！只有用雄厚的武力作后盾，才能拥兵自重，与蒋介石抗衡。
戴笠觉得，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把海军抓到自己手里。于是，他以视察为名飞赴青岛，与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加紧联系。随后，他又飞赴天津，受柯克要求，策划美海军陆战队于渤海湾登陆事宜。戴笠立即与美驻津司令、海军陆战第三师师长拉上关系，并设立机构居间联系。
这使得蒋介石有些犹豫，因为蒋介石极重视美国在华军事部队。一旦打起内战，就必须请求美国部队登陆替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道与铁路交通线。蒋介石明白戴笠与美国人的关系，所以一时不能完全把戴笠弃而不用。
不过，蒋介石又决不赞成让戴笠去抓海军。如果把特工力量与海军力量结合到一起，那对蒋介石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加上蒋介石已经觉得，戴笠的美国背景太深，这让蒋介石非常警惕。
当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当面向蒋提出要见见戴笠这个人，蒋介石都没有满足这位“世界反法西斯巨人”的愿望，蒋介石的内心深外，严格把握着这样一个原则：决不能让特工力量与国际势力挂上钩！
蒋介石决不会将海军力量交给依靠美国人扶持的戴笠掌握，尽管美国提出给钱，给舰艇，给装备等等，蒋介石也似乎不为所动，他在运筹一种既能接受美国海军的援助、又可以把戴笠排除在外的机会。于是，一方面，蒋介石对于美国人的建议，采取拖的办法，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另一方面，则对海军机构进行大改组，免去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的职务，撤消了海军司令部。然后宣布成立海军署，把已经被自己撤职、后来又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又搬了出来，让他兼任海军署长，并由陈诚保荐他的亲信周宪章、魏济民任副署长。
不过，蒋介石没让陈诚“一步到位”，授予他海军总司令一职，以免一下子刺激戴笠太深。
就在戴笠为当上海军司令而苦苦谋求时，1945年底，军统局的“化整为零”的工作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
12月份，戴笠到达北平，召集龚仙舫、马汉三、文强等一批内外勤负责大特务座谈，听取有关军统局进行改组的意见。在这之前，化整为零的计划一直是在戴笠、郑介民、唐纵军统三巨头之间极秘密进行酝酿策划，当龚仙舫等人听说这个消息，竟紧张地环顾左右不敢说话。
戴笠惟恐特务们不明内情，在听到化整为零的部署后感到泄气，便给大家打气说：“世界上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没有特务机关，人家越喊要取消便越显得重要。但是军统局这个名称有些臭了，组织也太庞大了，经费的确也筹措不易，所以要化整为零，以合法化来堵住人言可畏的口，凡事要为领袖分忧着想，我跟了他30年，是深知此道的！”
为了适应化整为零的形势，戴笠提出了“裁弱留强，里外三百”的口号，把老弱病残的人员裁减掉，把好的、能干的人员留下。把军统局的内勤人员调出300人到外勤工作，把外勤人员再调300人去内勤工作。
过去，戴笠反复强调“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现在提出“裁弱留强”的口号，这在戴笠的确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戴笠深知，所谓化整为零，通过三大公开机关合法安置军统人员，最关键的就是由谁出任三大公开机关的主官。
从戴笠内心来说，当然都希望由自己一身而兼三职，但国防部二厅的主官是非郑介民不可的，戴要争也争不来。至于交通警察总局，估计由戴笠亲自掌握或推荐一个心腹大特务出任主官的可能性很大，不至落入他人之手。
而最“危险”的就是全国警察总署了，这是个权力大、油水大、安置军统人员最多的机构，所以戴笠最为重视。但是，目前想竞争这个职务的对手很多，最有实力的当数李士珍和唐纵，而且由唐纵出任的可能性较大。
于是，戴笠暗中进行自下而上的布置，以便在警察系统内造成忠于他的势力，准备与唐纵进行抗衡……
蒋介石设下“五人组”
就在戴笠为军统化整为零的事苦思苦想时，蒋介石要到北平视察了。戴笠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次表现军统能力的机会。
他提前一个多月赶到北平，对蒋介石的安全警卫工作做了周密的布置。他把自己的亲信祝维屏和倪超凡派来北平，分别担任北平市警察局的副局长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而后，戴笠让祝维屏特别组建了一个“贴身”警卫大队，全部队员共为二百人，均为在重庆警训班受过美方特务的严格训练的年青学员。当这些学员用飞机远到北平后，戴笠亲自考核他们的思想和特种警卫技术。而考核结果也使戴笠非常满意，他得意地对人说：“我不相信明朝的锦衣卫，能超过我组成的警卫大队。”
1945年12月11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国民政府参军长商震、军务局长俞济时、总务局长陈希曾等人飞到北平，住在交道口圆恩寺内。在戴笠的亲自指挥下，军、宪、警、特里三层外三层的布置起来。为此，戴笠带人对这个地方多次进行清理，累得他再度咯血。
按照以前的惯例，蒋介石外出警卫工作都指定戴笠负责，而这次北平之行，蒋介石却要“侍卫长”俞济时和戴笠两人负责他的安全警卫。不过，俞济时毕竟对警卫方面不专业，他到北平后就把蒋介石活动日程表全交给了戴笠，由戴笠逐日安排有关警卫事宜。
戴笠这个人十分懂得保密的重要。他按日程规定，只将隔日的行动计划预告严家诰，对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宪兵团长等都是直接布置任务，并不详告蒋介石的具体行动。这样，既做到了绝对保守秘密，又增加了自己的权势。
蒋介石在北平共停留八天。其间先后接见在北平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李宗仁、熊式辉，孙连仲、熊斌、张廷谔等人，举行了北平党政军民各界人士茶话会，和招待中外人士、新闻记者等活动。
最紧张的一幕，是蒋介石离开北平的前一天：16日。
这天，蒋介石要在故宫太和殿前召见北平的大中学生和检阅美国海军驻北平的陆战队。为了保证这一天不出问题，戴笠与俞济时商量了一夜，决定布置四道警卫圈——第一圈摆在蒋介石讲演台的周围，由严家诰率贴身警卫大队警卫，戴笠亲自指挥；第二圈是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挑选的数十名武功超绝，能飞檐走壁的“燕子李三”式的刑警，隐身在故宫三大殿的楼顶墙头，窥侍动静，随机出动；第三圈是军统北平站的全体特务，化装混在学生和人群之中；第四圈才是从北平市驻军中挑选的士兵，担任外围警戒。
对这种安排，连俞济时也赞不绝口，他夸奖戴笠说：“老头子一见你在，便胆壮心安，万无一失了。”
16日这天，戴笠早早就赶往故宫亲自安排。他穿上灰黑色中山服，头戴宽边大礼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口袋里装了两支马牌左轮手枪，压满了子弹。
蒋介石检阅完美国海军陆战队后，走进挤满了人的太和殿，这时，北平的市民夹杂在大中学生中一齐涌进了太和殿前的广场。蒋介石见此场面非常高兴，当即发表了一通“三民主义”旗帜下精诚团结的演说。当时正是抗战刚刚取得胜利的日子，蒋介石在民众中的威望达到高潮。蒋介石的演说很有感染力，现场的情绪一片激昂。就在蒋介石演讲结束时，市民和学生不由自主地涌向蒋介石。
此时，别说第一防线的二百名贴身警卫全被冲散了，连戴笠自己都站脚不住，被人群挤开了。戴笠拼命地喊：“不要挤！不要挤！”可此时，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人群中。亏得李宗仁、孙连仲、黄仁霖等人手拉手把蒋介石护在中间。贴身警卫也马上又挤过来，护在李宗仁等的外围，这才冲出一条路，把蒋介石护送上车，离开故宫……
戴笠回到住处后，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打电话给文强说：“老头子很高兴，谢天谢地。老头子有令，所有护卫出力人员一律有赏，你给我传达一下。”
实际上，北京立了一功，戴笠也只是稍稍松了一口气。到了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时，各党派再次提出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而正在筹备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受国共和谈、政治协商会议影响，也准备提出取消特务机关、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议案。戴笠的政敌们，比如陈果夫、陈立夫、陈诚、李士珍等党、政、军、警大员，也趁机兴风作浪，妄图挤垮军统，致戴笠于死地。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全会，大会开了近20天，国民党的权力机构代表、270名“中央执行、监察委员”，正在激烈辩论国民党从抗战转入战后的有关方针政策问题。会议期间，忽然有人喊出“打倒特务”的口号，并质问为什么《双十协定》、国民参政会、政协会议关于取消特务机关的三大决议没有得到贯彻实施？
这27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厌恶、恐惧、仇恨戴笠和他的军统局，有的如孔祥熙、陈诚等军政大员，尽管拥护蒋介石，但却极端仇视军统。至于其他与戴笠有刻骨仇恨的陈氏兄弟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一些稍有正义感的国民党人士，更以军统特务为不齿。所以，几乎全体中执、监委们，此时分外团结，一致倒戴，其阵线之统一，前所未有。
戴笠第一次感受到那种舆论的力量，那种万人同声、千夫所指的局面，就是以蒋的手腕和至高至尊的权威，似乎也抵挡不住，不得不连连向戴笠查询化整为零方案的策划情况。戴笠对此虽早有预案，但是他的考虑是，在未能掌握控制海军司令部之前，军统组织是不能轻易撤消的。
不过，戴笠也许想错了，蒋介石这次对军统“下手”，可谓非常果断，毫不手软。其实，早在抗战结束前，戴笠负责肃奸接收，想趁机扩大实力，安插军统人员抢占要害部门如各地警察局长位置，就受到蒋介石的抵制。针对他扩张权力的势头，蒋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秘密活动，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抑制的策略。
5人小组由蒋介石领导，加上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共5人组成。宣铁吾是戴笠的死对头，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早就负责监视戴的使命；钱大钧是蒋的亲信；胡宗南虽与戴为密友，但蒋正为了分化戴与胡，才让胡宗南参加，以示信任，让胡汇报戴的行动。胡衡量他与戴与蒋之关系利害，自然会投蒋取信。
对此，戴笠的应对方针，则是一个“拖”字！从1月间开始，戴笠借巡视各地肃奸案件为由，索性避开重庆喧闹的局面，在华北、华东各城市之间飞来飞去，对付方方面面的逼迫。
因为梅乐斯已经回国，戴笠与美军方面的联系顿感不便，他只好把功夫全部下在美国海军上将柯克的身上。1946年3月初，戴笠邀请柯克赴北平一游。为了讨好柯克，戴笠命人在北平城里找了不少精通英语的名媛闺秀，陪柯克跳舞玩乐，还尽选天下山珍海味招待柯克，又亲自陪伴柯克跑遍了北平的名胜古迹。
戴笠还将上海做好的一套美式军服穿上，胸前挂上一些从上海中美军用公司搜购来的、连他自己也弄不懂的所谓“勋章”。他这副打扮，就连戴笠的亲信黄天迈都看不惯了，背后骂他“活像戈林”。
在北平期间，戴笠得知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已被逮捕，于是，戴笠突然来了兴趣。因为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对满蒙方面的情况十分熟悉，而且她手中掌握的一些关系可以进行利用。尤其是听属下有人报告，军统华北区区长、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处长马汉三，与川岛芳子之间存在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戴笠就更加确信，有必要亲自提审川岛芳子了。
川岛芳子见到戴笠，为求活命，当即说出了两件秘密：其一，马汉三在抗战期间曾经叛变投日；其二，马汉三在战后逮捕她的时候，还从她家中搜走了一柄九龙宝剑。
川岛芳子说出宝剑一事，本意只是想作为马汉三投日的佐证，不想戴笠听到“九龙宝剑”几个字，神经很快紧张起来，马上联想到孙殿英当年送给他的那把龙泉宝剑。
戴笠便详详细细地向川岛芳子打听这把宝剑，比如外观、长度、剑柄上是否雕龙、剑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等。
戴笠断定，这正是当年孙殿英赠送的那把龙泉宝剑。于是，多年来萦绕他心头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其实，正是这把古剑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在不久以后，终结了戴笠的生命。那么，这把宝剑又来历如何呢？
与古剑意外“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