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村上，有人吃过黄花菜菜干烧肉吗？有人知道黄花菜是中药吗？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到了第二年夏末，这个对生活充满热望的新嫁娘，不知因为什么事想不开，跳进池塘里自尽了，留下一个才五个月大的女儿。那时候，黄花菜花期已过，但，岸上翠绿的黄花菜一丛丛蓬蓬勃勃的，更为艳丽。这个新嫁娘姓黄，叫什么，不记得了。那个只有五个月大的女孩，被她小姑姑抱着，走在吊丧的人群中，列着嘴直笑。
后来，在我们村，人们说到黄花菜，已经有所特指了——就是从码头嘴上跳进水里淹死的新嫁娘。“阶前忘忧草，乃作金贵花”，说的就是她吧。
我去年回老家，池塘边的石码头已经被拆除，那些条石不知被运到何方。但，岸上的黄花菜还在，已经汇遍整个池塘周边了，只是疏于管理，长势过于葱旺，绿油油的一大片，看起来煞是喜人。让我奇怪的是，已经是八月末了，还盛开着金黄色的花朵，这有反常规啊，是不是时间久了，物种会产生异化？这时候，绿棉袄、黄头巾的景象映现在我眼前，我突然想起那个叫黄花菜的新嫁娘。也许，年年岁岁，那些鲜艳的黄花，都是为她而开放的吧，因为她跳河的时候，正是夏末。
果真这样，黄花菜的灵性也着实让人感动啊。
但是，那个五个月大的女儿，如今在哪呢？有时候我还会想起那个小女孩的笑。
会计
在二三十年前的乡下，人们总是通过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果他身穿挺刮刮的中山装，口袋里插一支金星牌钢笔，基本上就是公家人了；如果中山装是毛料子的，脚上还有一双三节头皮鞋，那就是干部了；如果身穿军便装，外加一双白色回力牌球鞋，毫无疑问，他是个时髦青年；谁要身穿喇叭裤、花衬衫，再戴一顶鸭舌帽或一副墨镜，那就是小流氓了。可是，有时候，穿戴也不能说明问题，比如一个人只要讲起话来神气十足，盛气凌人，那就可以断定是一位有身份的人，至少也是大队干部。
但是，在我们那个乡村集镇上，有身份的人毕竟很少，公家人倒是比比皆是，供销社的，食品站的，粮管所的，医院的，包括农具厂、砖瓦厂、木业社这些单位，是公家人聚集的地方，这些人走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会被眼睛雪亮的群众轻易辨认出来。他们对这些公家人，有一个特别的、尊敬的称呼，会计。至今我也没弄明白，会计是一个专业术语，为什么会这么统一地安在这些人的身上，而且称呼的人都用一种崇敬的口气，被称乎的人也神采飞扬。现在想来，再也没有比这个词更适合对这一干人的概括了。会计，就相当于有身份的人，至少也是公家人。
我那时候在一家水泥制品厂工作，一天打二十几个水泥管，型号大中小不等，全靠人工，支铁制的模型壳子，挑水，搅拌石子水泥，灌装，一样一样干下来，很累。下班后喜欢结伴到镇子上花两毛钱看一场露天电影，或到国营理发店看下棋，更多的时候是人模狗样地在街上走一圈，这里看看那里瞧瞧。
和我搭班干活的是一个沭阳人，姓章，比我大差不多有十岁吧，快三十了，已经结婚成家，厂里人都叫他大小章。大小章喜欢在下班后，到镇上一户姓王的人家看纸牌赌钱。大小章偶尔会带我去玩，赢钱输钱都请我吃一碗漂着猪大油的杂烩汤。我没有别的爱好，也乐得跟他去相眼，开始连牌头都不认识，几回相下来，也能认个八九不离十了，对纸牌的基本套路和算计方法也有七八成的了解。知道一些规则和套路，相眼就有了些意思，并且随着他的情绪变化而变化，比如看牌人急，我也跟着急，看牌人乐，我也跟着乐，有时候，还会激动地说一两句，不得要领地点评一番。
有一天，王家经营牌局的老太太对我热情地说，你也会看？
大小章听了，看我一眼，又看王老太一眼，一笑，说，他不会，他小青年。
但是，这之后，我心里也开始蠢蠢欲动，想着我要是也会看纸牌，就是牌场上最年轻的赌手了。又一想，赌钱终究不是好事，让人家说，这么年轻就赌了，也不好听，传出去，说不定会影响找对象。
事实上，我不敢赌的真实原因，还真的与一位姑娘有关。她就是王老太的外孙女。
王老太的外孙女姓杨，我听过王老太叫过她的小名，小三。可能是她在家排行老三吧。她在镇上的中学读书，个子不高，偏胖，皮肤白皙，细腻，泛着淡淡的红晕。她的鼻梁高而秀气，嘴唇薄而红润，最好看是那双眼睛，透着忧郁和哀怨。我坐在门空里，会看到她放学回来时的样子，她匆匆地走过，昂着头，谁都没有看见似的，一任饱满而神秘的胸脯欢快地跳动。我总是看一眼之后，又迅速地躲开目光，然后，再看着她的背影，看着她一直走进东边的一间房子。如果王老太这时候正在厨房做饭，她会刚进屋就走出来，到水缸边的花瓷盆里洗洗手，钻进厨房帮她外婆做饭。一般情况下，她都是坐在锅门口的小板凳上烧火。我坐着的位置，正好能看到她的侧影，灶堂里的火光照在她光滑而洁静的脸上，把她映衬得更加美丽。她就像一幅雍容华贵的浮雕，或者，就像一个流落在人间的公主，让我心里产生一丝激动和不安。她总是穿着蓝裤子，一件短袖的白衬衫，梳着三面齐的短发，穿一双黑色一面绒方口布鞋，惟一我看到她穿裙子的那天，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大小章早早就来看牌了，我不知因为什么事耽搁了一会儿，等到我赶来时，王老太家的三间堂屋里，已经摆了两桌牌局，还有几个相眼的人。王老太看我站在看牌人的身后，大声说，去，拿个板凳坐。我四下望一眼，包括门口，并没有看到凳子。王老太正在里边安排第三张牌桌，她再次提高嗓门说，东房有，小陈你自己去拿。这样的，我就来到东房。我知道这间房子是王家的客房，住着王老太的外孙女，对，她叫小三，杨家三姑娘。此时，房门半掩着，我本来可以侧身进去的，但我还是轻轻地推一下门。蓦然的，我看王老太的外孙女，穿一条好看的白色的长裙子，正背对着一面镜子梳头。她对我这个不速之客并没有表现出吃惊的样子，只是回头看我一眼。我吓坏了，赶忙说，我我我……我来拿板凳……我还没说完，就像做贼一样，抢过她身边的一张高凳子，跑了。
此后，我就经常想到她了，想到她的白裙子，想到她欢快的步履，想到她的健美，想到她的芬芳，想到她流盼的目光什么时候才能照亮到我的身上——尽管，我还会在王老太家看到她，还会看到她烧火的侧影，但我想到她的时候，比看到她要多多了。
在一个镇上逢集的大晴天里，大小章带我在街上瞎转，在人群里乱挤。其实我知道大小章很快就会去王家看牌了，但我还是心里很急，想着早点去王家相眼——我明知道王家外孙女要到中午才放学，还是觉得，只有到了王家，坐在门空里，才心安，跟着才是期盼。
突然的，我的身上被人拍了一下。
我回头一看，居然是王老太。
王老太说，陈会计，上我家玩啊。
王老太喊我陈会计，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如前所述，会计不是谁都可以被称呼的。王老太这样称呼我，说明我在她心目中是个有身份的人了，起码也是公家人了。我紧张的有些不知道所措。不知所措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让我上她家玩，这样的邀请，可真让人受宠若惊啊。
她又对大小章说，走啊，看牌去。
就在牌局安顿好、其他人注意力都集中在牌局上的时候，王老太站在她家锅屋的门口，朝我招手。
我估计她要有话说，就走了过去。
王老太把我拉到东房，就是她外孙女住的房间，让我坐在床上。那可是她外孙女的床啊，我坐下后，闻到一股好闻的充满青春气息的芳香。
王老太说，陈会计我问你一件事，你常一个人来我家玩，可能还没有对象吧？
我还年轻，面对王老太这个简单的问题，脸红了，心也跳得快了。
要是没有，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啊……你可能见过的。王老太真是快人快语，她直接说，就是我家外孙女，要是你同意……明天可以见个面。
真让人喜出望外啊。我脱口就问，她叫什么名字啊？
王老太高兴地说，她叫杨秋霞。
就是小三吗？但是，我没有说出来，这样问一定有失礼貌。不是小三还能是谁啊。
万万没有想到，和我见面的，不是小三，杨秋霞不是小三，不是那个丰满的姑娘。眼前的杨秋霞高挑，消瘦，走路软塌塌的，说真话，也许她不是个难看的女孩，可她不是小三啊。我们就在东房见的面——那是小三的房间。可她不是小三，我真的很失望，还有一种无所适从的伤感。
西边的屋子里，牌局正在进行。我突然想起牌局，可见我已经从内心里拒绝了她。
我看一眼坐在床沿上的姑娘，她表面上的表情十分平静，大约有二十岁了吧？我也不知道，潜意识里，似乎比我要大一些——可能是我已经把小三当着我的同龄人了。
我想起身告辞。
王老太说，你们说说话啊，一会小三就放学了。
王老太的意思是说，有话快点说，等她另一个外孙女回来了，我们就不方便说话了。
不了……我嗫嚅着，我……我去相眼了。
我这句话的用意十分明了。王老太可能也听出来了。她愣了一会儿，说，再看看，再看看……要不，过几天再说。
舅奶，我要回去了。
女孩一点也没给她外婆的面子，起身就走了。
王老太也没有送，她对我抱怨说，你看看陈会计，我家外孙女不错啊，她在平明的供销社站柜台，也是个会计啊，和你很般配的。
我在心里说，我不是会计，我不要和她般配，我喜欢你家小三。她……她是小二吗？我也不知道。而且，也没必要知道了。
因为王老太错点了鸳鸯谱，我不好意思再到王家相眼了。但是，那个叫小三的姑娘，我一直想念着。
手表
父亲第一块手表是一块半钢钟山表，二十九块钱。花去了父亲大半个月的工资。那时候父亲的工资是二十三级，拿五十多块钱。记得他买钟山表的那个月，从家里背去煎饼，吃了一个月开水泡煎饼。
父亲每次回家，我都要把父亲的手表从他手脖子上捋下来，戴在我手脖子上。我的手脖子太细了，晃晃当当的，父亲老担心我会把他的宝贝手表弄掉到地上。因为半钢的钟山表是不防震的。在那段时间里，我听到最多的，就是父亲跟邻居们炫耀他的手表，说他差一点就买到全钢钟山表了，只是原先答应好给他的票，临时让一个更大的干部拿走了。父亲还告诉他周围的邻居们，有一种手表，是三防的，防水防震防磁，就是戴着手表插秧，也不会进水，就是打石头盖猪圈，也不怕震坏，就是放在吸铁石上滚几过来回，也照样走得准时。
父亲第二块手表是钻石表，上海产的，七十多块钱。父亲对他的手表照样的炫耀，全钢三防还多少钻，说得一套一套的。但邻居们已经不像先前那么好奇了，因为戴手表的人越来越多，生产队的大小干部，都有一块手表，穿假领子的时髦青年也以戴手表为荣耀。
很快的，父亲就换了第三块手表了，是一块走私的梅花牌全制动手表，父亲在炫耀他手表的时候，穿喇叭裤花衬衫的青年人已经戴上从广州带过来的电子表了，邻居们对他的手表或者对他的吹嘘，一点也不感兴趣。
父亲的第四块手表是我送他的。当人人口袋里都有一部手机的时候，谁还戴手表呢？因此，我戴了好几年的西铁城手表就长年躺在我的书橱里了。有一天，父亲在我的书橱里发现了这块表。他取出西铁城手表，在手里掂量掂量，然后戴到手脖上，晃晃，说，正好。父亲笑笑，又说一句，正好。父亲的话，和他的动作，让我想起四十年前，我把父亲的钟山牌半钢手表戴在手脖子上的情形。那时候，我也是这样晃晃的。四十年下来了，我和父亲的动作居然如出一辙。
父亲住院期间，心情非常烦躁，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只以为是个小感冒，原来是个病。心情烦躁的父亲，对病房里的环境也非常不满，常常表现出很生气的样子。因此，我们都小心陪护他，让他安下心来。一天中午，服过药打过针，父亲的心情又开始焦躁，反复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出院。当他从医生口中知道还要住几天后，几乎是命令地对我说，连个时间都没有，也不知道东南西晌的，去，把我手表拿来。
我跑回家，拿来了父亲的手表。
父亲还是没有躲过这场大病。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二日十时三十五分，父亲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拿起了父亲的手表，让我惊异的是，父亲手表停止了，这可是全制动手表啊，更让我惊异的是，手表停止的时间恰恰是父亲停止呼吸的时间。
如今，这块手表还放在我的书橱里，我相信它也停止了呼吸。
写于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上午十时许。
通电
一排电线杆，从远处排过来，又向远处排过去。
我们站在电线杆下面，仰望头顶的三根电线。
大贵举了举手里的镰刀柄，说，电线有这么粗，我在瓦基见过。
没有人不相信他的话。因为没有人近距离地看过电线。因为大贵他姑妈家住在瓦基。
我和大贵在电线下割草。我们会看一看落在电线上的乌鸦。我们会搂一搂电线杆有多粗。我们还用步当尺，丈量电线杆与电线杆之间的距离。但是，我们没有去想，我们家里为什么还点煤油灯。电离我们村只有数百米之遥。说白了，电就在我们村后。如果我们在家后的茅道里拉屎，会看到落在电线杆上的乌鸦。
我们村里的庄稼地都有名称。西大凹、大鞭梢、鱼烂沟、三钱荡，还有电线南和电线北，可见那个叫电的玩意儿与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了。多少年来，我们和电窃窃私语。电离我们很近，如果我们嗅嗅鼻子，甚至可以闻到电的气味了。可是，我们就是没有想到把电请回家。
大贵的大哥是生产队长，他在村上吹哨子，吆喝一句，到电线北去锄黄豆。
这是春天里，电线北的黄豆地里生满了杂草。
到了秋天，乌鸦照例一排排停在电线上。队长说，今年电也歉收了，连乌鸦都电不死，这电我们还要不要呢？队长的眉头皱跟卵皮一样。
村上要通电了。队长在春天锄黄豆时就说过了。
吆喝了一年。又叹喝了一年。到了第三年，黄豆终于大丰收，堆了好几岭，黄灿灿的，像黄金。
队长已打招呼了，黄豆要派大用场。
黄豆换来了电线杆，引来了一批供电的人，还有古怪的车辆以及一些奇特的设备。他们身上挂满许多张牙舞爪的工具，还有屁股上的螺丝刀、老虎钳、电改锥，一排插过去，比插一把手枪还威风。大人们隔着远处看，孩子们跟上跟下疯。顺便说一下，我们村民风纯朴，很懂礼貌，对于城里来人，一律以“会计”尊称：张会计、王会计、李会计。那几天，城里的“会计”们如沐春风，他们非常乐于接受这种亲切的称呼，所以他们干活也特别卖力。甚至，有的“会计”和村里的小媳妇混熟了，开了几句浑段子。
十多天以后，待到他们离开的那一天，“会计”们见谁都说，晚上，你家的电灯就亮了。
村里的人，都盼着天快点黑。
那天的太阳实在让人烦，挂在远处的树梢就是不动。老人磕着烟袋，盯着太阳，慈祥地说，太阳长到树上了。于是，大贵捡起一块坷垃砸过去。他要把太阳从树梢上砸下来。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捡一块驴粪，挥起臂，向太阳扔过去。太阳果真就被砸下来了，头一缩，藏到了树下。天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