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说《水浒》作者施耐庵是司马迁一样的人物，有史家情怀，离骚巨笔，金圣叹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
施耐庵像司马迁玩古今将相才子佳人于股掌之上，把那些地皮流氓黑道混混，风流皇帝脂粉英雄，写得风声水起，描谁是谁，画谁像谁，一个个顾盼自雄，立在纸上，如吴用一出场，就是另类人物，左不是，右不是，上不是，下不是，一如咸亨酒店穿长衫站着喝酒，为小朋友谝回字有四样写法的孔乙己。施耐庵写得吴用是文人，但有个细节，让人感到有黑色幽默的喷饭的冲动：
只见侧首篱门开处，一个人掣两条铜链，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銮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这秀才乃是智多星吴用。
这里，吴用的出场，施耐庵用了“似秀才打扮”几个字。头巾、宽衫、銮带、丝鞋、净袜等，分明就是典型的秀才行头，为何偏说他“似秀才打扮”？是否是因为“掣两条铜链”？像孔乙己穿长衫而站着喝酒，这里让人隐隐觉得作为一个知识者，吴用的脚踏两只船，不纯粹，做文人不心甘，做武人不情愿，在一般人眼力，文人是应该手拿书本，子云诗曰，抑或拿把鹅毛扇，再不济。手拿卦布或者如老残拿着转铃为人瞧医看病。
再有更噱头的细节，作为民办乡村小学的老师，看到邻近村的村长晁盖相邀：
吴用听得晁盖相请，连忙还至书斋，挂了铜链在书房里，分付主人家道：“学生来时，说道先生今日有干，权放一日假。”
也许，吴用一直把自己作为一个孩子王而憋屈，总想弄出点动静来，见到晁盖来了，工作也不干了，而且我们看到他教书的房子还是租来的。租来的就租来的，但一有事就放假，让孩子自学，真不是负责人的民办老师的作为，虽然工资低，但教师是良心活，糊弄不得。虽然吴用的生活没有失意，但施耐庵还是为吴用写了七字八行的律诗一首，不知是褒扬还是贬损：
文才不下武才高，铜链犹能劝朴刀。
只爱雄谈偕义士，岂甘枯坐伴儿曹。
放他众鸟笼中出，许尔群蛙野外跳。
自是先生多好动，学生欢喜主人焦。
看到此诗时不禁让人拍髀仰天而笑，“文才不下武才高，铜链犹能劝朴刀”，是文才高还是武才高？文武兼资？我们知道，水浒传虽是写的宋朝的人物，但很多都是明代生活的折射，明代（特别是晚明）的文人中多“狂人”，多另类，如王艮、李贽、汤显祖、徐渭、“公安三袁”等等。这些“另类狂人”们的“狂与另类”气中多多少少可以看出士人对自身处境所感到的困惑和尴尬，他们努力想改变自己的身份和角色仪式，改变不了社会，就改变自己的服饰言行，美国学者黄仁宇把李贽，描述成一位始终在矛盾冲突和困惑中挣扎的“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就是说在李贽这样的人身上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这种叛逆性既有主张个性自由的内容；另一方面却仍然是“儒家的信徒”，也就是说仍然属于士人阶层。李贽的“自相冲突”可以说正是当时士人对自身尴尬处境的意识和价值观念中矛盾的一种表现。另一位“狂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在谈到自己心目中的人生五种快活时，则把作为传统士人生活理想的著书立说和市井浪子的声色之娱混在了一起。我们从吴用的铜链上，似乎看到明代文人的不能超然物外，一心志于道的情怀，而是被社会裹挟，没有一定定性，在诱惑面前的那种怦然心动的袍子下的小来。
明代的文人不好做，我们看和水浒传有血缘近亲的《金瓶梅》中所写的和吴用一般文凭的秀才，《金瓶梅》中屡屡写到一些知识分子，包括有功名地位的官僚士大夫或皓首穷经的酸腐书生。这些知识分子形象应当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很普通的、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形象，但《金瓶梅》中的知识分子却与传统的士人形象大不一样。《金瓶梅》中提到的秀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第五十六回应伯爵举荐的水秀才，另一个是倪鹏引荐的温必古。水秀才在书中未露面，据应伯爵介绍“他胸中才学，果然班马之上。就是他人品，也孔孟之流”。而实际上这位水秀才的才学不过打油，人品则专事偷鸡摸狗，其实是一个无耻之徒。至于另外一位温秀才，从相貌上看“生的明眸皓齿，丰姿洒落，举止飘逸”，而谈到行藏则是：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峨其冠，博其带，而眼底旁若无人；席上阔其论，高其谈，而胸中实无一物……而且这位温秀才最后和水秀才的下场一样，因为鸡奸书童而被赶出门去。这两位秀才虽然着墨不多，但几乎可以说是书中最卑贱猥琐的小人形象了。写吴用“只爱雄谈偕义士，岂甘枯坐伴儿曹。”与其说他是个文人，不如说是个戴方巾的有点江湖气的黑道边缘人更为恰当。
但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实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的醋，眼高于顶，我们从智多星吴用一出场，作者便介绍他的道号是“加亮先生”，就有点好笑，其实国人有个心结，即使八竿子打不着也爱和诸葛亮攀亲，就连臭皮匠也和诸葛联系，就连做错了事，也把评点者称做事后诸葛，城市乡村布满诸葛，真是卧龙何辜！我们在《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的爹还没亮相，赵树理也是先点出他的“二诸葛”绰号；清朝时左宗棠“雅喜自负，与友人书翰，恒于其末自署‘老亮’”；民国时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自负力度也不亚于“老亮”，于是起了个表字叫“邻葛”，和诸葛亮相比邻作对门邻居的意思。这一连串的别号、绰号、自署、表字，一律遵循一条线索，即一个人物的姓名转成一个公共符号，一个符号又化生出更多人物的名字别号；而且毫无例外，都以这符号所概括的足智多谋为指归，使人一目了然，一闻即明。好像连一双袜子贴上诸葛牌子，那脚气就芳香四溢不再掩鼻。
二
吴用的绰号：智多星，就是为人多智，但我以为绰号里着一“星”字，把他和众白肚皮的黑道哥们划开来，古代的社会是颇尊重知识分子的，不把他们看成人，而是天上的星宿，但吴用还有一别名：在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里称吴用为智多星吴学究，有几句表扬：古人用智，义国安民。惜哉所予，酒色粗人。但龚圣与也看到吴用可惜处，和那些粗人没有混出名堂。
学究并不是好词，最早，“学究”一词是专门名称，出於唐代的科举制度。唐代科举有进士、明经等科，其中明经这一科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和学究一经几种。经，指经书。五经就是《易》、《诗》、《礼》、《春秋》。应科举考试的人可以应五经考试的，叫做“学究”。从字义上说，学究一经，就表示学通一部经书。
据《谷山笔尘》记载，宋神宗时改革科举制度，应进士考试经义论策，取中的分为五等：第一等和第二等“赐进士及第”，次之应“赐进士出身”，再次“赐同进士出身”，最后一等“赐同学究出身”。后来“学究”作为书生的美称在民间得到广泛使用。随著词意的变迁，“学究”一词也渐渐产生了贬意，人们开始把读古书、食古不化的人称为“老学究”、“村学究”了。
吴用是不甘作孩子王，也不愿意去作一个老学究，吴用是个投机者或者好听的话叫机会主义，一切以自己的穷达来算计来称秤，他把自己比成诸葛亮，但宋江却非卖草鞋而又大志的刘备，虽然刘备好哭鼻子，但刘备也算是个枭雄，而宋江却是无大志，小打小闹，一心想做大宋公务员，由吏变成官的有心计的强盗而已，所以吴用的投机表面是扶着竹竿想腾达，但到头却发现扶着的是一根立不起来的井绳，文人造反，十年不成，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说：
“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
出身豪门的文人不行，底层的文人也不行，为何那些打家劫舍偷鸡摸狗鸡鸣狗盗之徒却成了气候？其实没有什么秘诀，文人不敢担当，心里孱弱，我们对比萧何曹参与刘邦即可明了，《史记·高祖本纪》，在陈胜、吴广起兵天下汹汹之际，沛县子弟也怂恿县令“反正”，并与因私放刑徒、斩白蛇而拉了杆子在外流窜的刘邦取得了联络。可这沛县令一度答应后又旋即反悔，关闭城门，搜拿图谋造反分子。这时刘邦闻讯带人来到城下，威胁城中说如果城里人不杀了县令起兵，等他刘邦攻进城去那可就要挨家灭门。于是沛县父老率子弟杀了县令，造反遂成定局。但是谁来挑头呢？有人把目光投向了萧何、曹参——他们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宰相，可是他们却无法担当起这历史的使命，“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族其家，尽让刘季（即刘邦）。”他们是文吏，害怕事情不成，秦廷灭他们的族，于是，这支逐鹿天下的队伍的大旗上就飘扬起了大大的“刘”字，而不是“萧”或“曹”，历史重任便落在了刘邦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流氓身上。
刘邦可以拿着儒生的帽子当成小便的溺器，但儒生只敢脱光了屁股在朝堂擂击鼙鼓泄泄愤而已，流氓脑子少牵挂，敢赌命，文人就差的远。
吴用命运不济，先选择晁盖的原始股，劫了生辰纲竖起了大旗，但旗帜没飘扬多久就改变了颜色，后来就转而把宝押给宋江，但这宝最后也黄了，我想，作为谋士，比成诸葛孔明的人，对自己和自己依靠的人，吴用并没有清醒的认识，晁盖只是吃吃喝喝之辈，脑子也不想杀到东京夺了鸟位，只是在梁山满足口腹之欲。但吴用的所谓的谋略却有时让人担心，由于吴用的小聪明遮蔽了大智慧，到头只是在小地方扣扣摸摸，用阴招损招，即使智劫生辰纲，细究起来其实漏洞百出差点阴沟翻船，本县作案这是要慎之又慎，劫夺生辰纲的总共八人，除公孙胜、刘唐外，其余的都是郓城县人，且晁盖更是郓城的知名人士，手托青石宝塔而被江湖人所钦佩。吴用是个秀才，在当时学历还被看好的时候，一个郓城县也不会有几个秀才，更要命的是在安乐村王家客店住店登记时，当负责填写住客登记簿身份证的何清问：“客人高姓”？是吴用脑袋一热抢着回答：“我等姓李，从濠州来，贩枣子去东京卖。”人家只问你姓什么？并没有问你是做什么买卖的，吴用说这么多废话，是心虚还是多动症？生辰纲事发后，沸沸扬扬地传说是“一伙贩枣子的客人，把蒙汗药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纲去”，晁盖明明姓晁，非要说姓李，又正是个贩枣子的，推着七辆江州的车儿，事情就这么巧，给联系上了，何清不就是把这一系列巧合的事连在一起，告诉了其兄何涛，何涛不就很快破案了？还有错用了白日鼠白胜，白胜就住在安乐村，晁盖等人又偏偏选中住在安乐村。吴用智取生辰纲时，又是请他挑了担酒，在黄泥冈上下蒙汗药的，挑的明明是酒，见人问，说是醋，酒是香的，醋是酸的，这怎能骗人？
于是生辰纲案发，白胜被捕，晁盖、吴用等逃之夭夭，最后无处可藏，只好遁上梁山。
吴用缺少悲悯苍生的情怀，没有道德底线，多的是流氓下三烂手段，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看我略施小计”挂在嘴上，残忍不让李逵。宋濂曾概括此类人说：
量天下之权，度诸侯之情，而其所欲动之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
为了逼朱仝上山，吴用宋江定下的计策让人心寒，李逵的利斧活活劈死四岁的小衙内。这手段正与宋江屠灭一村来逼反秦明相似，残忍毒辣全无人性；又如为了强拉卢俊义上山，就去骗卢俊义题反诗，又对卢的管家李固谎称卢已立意上山造反，嗾使李固去出首，险些害了卢俊义的性命，这恐怕也只能用阴险二字形容。吴用使的尽是些下三滥手段，首先道德先亏了，这样的人怎能服众，怎能收拾世道人心，所谓的替天行道在梁山人心中就是一句哄小孩的屁话，指望这样的谋士梁山的事业就可想能混到何种程度。
吴用短视，在谋划夺取生辰纲时候，他对三阮明言：“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吴用是一个玩小了的聪明人，而诸葛亮隆中三策，那分明是敢担当的大英雄情怀，所以，《水浒传》只是写了吴用的聪明，而与智慧无涉，他干的只是事，不是事业，可以说吴用是小人情怀，很多的事情是拿不到台面，见不得眼光，有点像老鼠，聪明也聪明矣，也是肩膀上扛了猎枪，那尾巴还是要露出的。
而《三国》中的诸葛亮则是智慧的化身，也是知其不可而敢向命运抗争的死而不已的大英雄，诸葛亮年仅27岁，为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礼贤下士的知遇之恩，虽面对曹操的谋士如云，仍呕心沥血，一心志在恢复汉室，所以我一读到诸葛临终秋风五丈原，就不仅悲从中来，诸葛不是机会主义者，否则他要是投靠曹操，那历史就会改写，诸葛是悲剧英雄，出师未捷，英雄扼腕啊：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罗贯中写诸葛是崇敬，施耐庵写吴用，有时是嘲笑，秋风五丈原的悲慨，在水浒中，只有写林冲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到了吴用，只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在《三国》中，我们常为诸葛亮的人文情怀所感动，如诸葛亮南征孟获，设伏火烧藤甲军时，罗贯中写到：
满谷中火光乱舞，但逢藤甲，无有不着。将兀突骨并三万藤甲军，烧得互相拥抱，死于盘蛇谷中。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时，只见蛮兵被火烧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铁炮打的头脸粉碎，皆死于谷中，臭不可闻。
孔明垂泪而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左右将士，无不感叹。
若是换了吴用，他不会体察无辜者的苦难之深，这是吴用的道德之失，他会为自己开拓，绝不会自责，面对一个个的死亡者，作为施暴的一方，心灵是应该受到灵魂的拷问，但吴用，一直迷信的是“用”，是：“术”，而不是“智”。
说白了，知识是把双刃剑，如用不好，在斫杀别人的时候，也会伤及自身。我想到了电视剧《水浒传》吴用的出场，很是觉得吴用的好笑：
电视剧《水浒》在吴用一出场，有他和农夫的对话：
农夫：我娘跟我媳妇呕气，都让我说个公道，我想了一夜也想不出个办法来，难死我了。
吴用：不难不难。在娘跟前顺着娘说，在媳妇跟前顺着媳妇说。
农夫想了想：娘跟媳妇都在怎么说？
吴用：低着头，一句也别说。
是的，最后吴用在宋江的墓前和大宋的庙堂之间，也就没有了话说。
武松断臂，
林冲气绝，
鲁智深坐化，
时迁万马践踏而亡，
张顺万箭穿心而死……各位弟兄死死伤伤，凄凄惨惨，真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没有了可以驱使的弟兄，也就没有了吴用。
吴用，无用乎？要是有用，何故如此，要是无用，何必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