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缘由想起认识的两个女孩，一个叫熊开芳，因为她妈和我妈曾在一个单位工作，从小就认识，并且在三年级还做过大半个学期的同学，现在在一个县城经常能碰到；另一个叫熊芳芳，高中在一起两年半的同学，早在十年前因为患病离开了人世。
在一个山区的粮管所，熊开芳的妈做的是开票一类的工作，我妈做的是统计一类的工作，那该还是四五岁的年纪吧，或许更早一点，就在一个大院子里玩着，对那个时期有很好的回忆，但要说出什么具体事件，却没任何印象，我只记得跟她上过一次幼儿园，在麻石铺成的小巷上去的二层楼的小屋里，乱糟糟很多人，回来以后，就没有了下文。我只记得她家就在门市开票的里间，红色的木门，青砖的地面有些坑坑洼洼，只有桌子、衣柜等几样简单家具。像所有家庭会做的那样，唯一的装饰，就是墙上贴着一片片得来的奖状与红花。
她先随着妈妈的调动离开了甘坊，我在乡下读了两年书后调到甘坊读三年级，读过半年后妈妈也调动了工作，调到上付中心小学读书，刚好插在熊开芳班上，她算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我刚好相反，因为跟不上趟，留了级，个子又矮，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在班上却不和她讲话。有一次班上两个男生到粮管所找我玩，我刚好在她家玩，以为在甘坊的经验，拖他们俩进去，两人因为严防男女有别，死活不肯进去，原先没有感觉的男女问题上，突然变得意义重大了起来。这和先前不同，在上付，小孩子之间也会鬼鬼祟祟地交头接耳地谈论男女之间的事情，“搞野”什么的脏词也多少都有，社会上的男女之间的事情也会传播到学校这一块，很多男生会趁某个男生不注意，把一个男生和一大群女生关在一个教室，然后在外面大唱“满天的星星一个苍蝇”，反映男生一种莫名其妙其实很正常的心理。还有一次，学校两个结婚的男女教师，全然不顾学生的围观，在住的二楼下面，整个教室正下方的一个大房间前面大打出手，男教师被对方狠狠地踢中了下体，哇的一下倒在地上。此后很多日子，这个经典的动作就在校园里传播了好一阵时间。只记得那个女教师姓沈，丹凤眼，柳叶眉，樱桃嘴，清纯里带有几分妩媚，看到她在校园里的全武行表演，多少带给内心某种程度上的幻灭。
半个学期不到的日子，她又转到县城去读书，刚好参加县城组织的学生作文比赛。那时的我对未来没有一个清晰明了的概念，只是浑浑噩噩地生活，按照既定轨道前进，中规中矩不越雷池半步。偶尔会有一点点苦涩的味道，在心灵缺失了养分的时刻翻腾起来，那是几乎无法靠时间去稀释涤荡的一种毒汁，认为这一切的道路都事先预设铺垫，看着周围简单的现状，却憧憬着没有多少实际可能的另一种的生活。
遇见熊芳芳，那是在奉新一中读高中，我好不容易在父亲的关系下，以一两分的差距升到一中的高中部，熊芳芳就坐在我的身后，一条马尾巴辫子，说话细声细气，一紧张就两个手的手指不自觉地捏来捏去。我闲聊知道她有一个乒乓球玩得好的妹妹，还有一些只是为了套近乎打听出来的事情。三班号称是“雷锋班”，和这个称号有关的唯一内容，是每天去看一位据说是志愿军什么的孤身老太婆，大家轮流去，她身体其实还不错，也没有其他事，只是陪着她聊聊天而已，女同学帮她洗洗衣服。其他倒没什么，只是有点受不了老屋子里发霉的气味，她会找出一些年轻时的照片给我们看，东拉一句西扯一句地说些话，隔阂的情形可想而知。这种情形一直要到高一学期结束，直到下一学年的高一新生接手。虽然那件事情着实的无聊，可是可以不上最后一节下午自习，比起更平淡无奇的生活，有时心里会有一点点聊胜于无的期盼。
在我高二时，学校在做完课间操的间歇，办了一个广播节目，会播一些人的诗作或短小的散文，同时有一些人为别人生日点播歌曲。当时在大门边有两排老式的校舍，一排是补习生的教室，另一排作为单身老师的宿舍，在补习生的这面墙上，当时办了一个“号角”的周刊类墙报。第一期创刊语，便是熊开芳的手笔，由那个长得颇有艺术特质的美术老师用白色的毛笔写上去的，文字内容淡漠了，只是记得写得极有气魄，不像女孩子的手笔。不知道那个形式的墙报最后出了多少期，反正毕业时还定期地换版，熊开芳那篇应当算这个墙报中最好的一篇。相信教她的语文老师应当特别欣赏她这一种的能力，应当算得意门生吧。我真愿意那些文字一直放在那里，不要抹去，可是每每一个人静静地看着，感觉脸就有一点点的烧灼感：因为我那时也把写作看做是自己的梦想，努力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可是又不得要领，除了有一点自我膨胀起来后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心，实在没有更多的实证。看了一本《名著集》的介绍的封面，有一张涂改得不像样了的外国作家的稿纸，突然有了灵感，改一首拙劣至极的诗句十几遍后，投到广播站与号角墙报栏，等了好些天，居然没有下文。后来冷静下来看到诗作，又庆幸没有发表，那是局促感很强的一首诗。那时在写作方面处于完全找不到北的状态，只是因为无知带来的认为有这方面才华的心理暗示。比起她写的文章，短短几百字，虽然是俗气的思想，表达起来却有不同的气象。她受了何种影响，怎么跳出那狭小文学因素的影响，后来又如何搁下了笔，放弃了这种爱好？虽然常常的见面，却没有更合适的契机开口请教这个问题。
很偶然地听过她母亲告诉我母亲的话，要别人不要借书给她父亲看，通常是借了不会还的。我不自觉地幻想，她家一定有个较大的书橱，一本本的书陈列在里头。这方面的才能或多或少地源自于父亲的影响，才使她在写作上摆脱了那时流行的靡靡之音的痕迹。
而我还在那些一本本枯燥的教科书中喘不过气来，在生硬呆板的整套的教育中窒息，定时的时间，一成不变的课程表，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使我对教育有一种深恶痛绝的怨恨，看到一些没读过多少书的名人，常常会有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借以发泄学习成绩不好带来的郁闷心情，谁知道呢？翻板式的抽屉里全是撕得一片一片的试卷。回过头来看，总还是自己不争气的原因吧，真实的情形呢，我并没有接受与之相悖的价值观，内心还是很强烈地接受了这一整套半死不活的理念，仿佛在被催眠后植入的某一个器官，它已经开始在体内运作，只是你还不知道罢了。
那时晚自习停电，算是学校的一个节日，随着停电的一刻，整个灯火通明的教学楼瞬间布于黑暗之中，一阵喧闹从这个教室传到那个教室，常常还伴有几声歇斯底里的叫声，仿佛那是深牢大狱，或者是精神病院，关着一批见不到阳光崩溃了的心灵，然后大家趁机地聊天，或者有些还点起蜡烛，在喧闹的当中还在啃着书本。有一次停电，大家喧闹一阵过后，怕来了电有点名的学生干部，又不能回家，于是说唱唱歌吧，和熊芳芳，还有其他两三个同学，别人唱了什么不记得了，坐在前排的我，由于正迷着罗大佑，喜欢他作为愤怒青年的部分，却唱了一首温情的《恋曲1990》。现在我也还听得到自己做作模仿的嗓音，还有摇曳的烛光，以及在静心聆听的一张沉静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