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了，处处有新芽，它果然来了。这还是我头一次看见这么“活生生”的鹿。照理说，鹿的嗅觉与听觉异乎寻常的敏锐，胆子特小，应当在我们的汽车驶近前开脚就跑。可是它们只挺着脖子、竖着耳朵看我们进入车房，毫无惊恐的表情——使我像受了恭维似的——世上竟还有这么信任人类的动物存在。
三头鹿都没有角，根据六年级的大女儿在学校上课的心得是这样子的：“它们不是母鹿就是小鹿。因为公鹿要有角才好在交配期间跟别的鹿打架。鹿宝宝两岁开始才会生角。只有给圣诞老人拉雪橇的鹿不分雌雄都有美丽多叉的角。有趣的是它们的角年年要脱，脱了再长，像过生日一样。”
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对于鸡鸭鹅猪，甚至老爱生气的火鸡都很熟悉，但绝不像她们有这样精确的鹿的常识。不知道是时代不同、教育方式有别，还是环境的缘故。“猎鹿”对我们仿佛是天方夜谭，而对她们却真像钓鱼一样稀松。无论如何，“后生可畏”总是进步，我望望窗外的鹿，看看窗内的女儿，亦惊亦喜。
美国人一会儿抗议加拿大人残杀雪貂取皮，一会儿反对日本人捕杀海豚做肥料。他们自己衣食不愁，倒喜欢追猎这样驯善的鹿来挂在墙上当装饰。别说人类的善恶标准不明，就是爱恨都是难以理解的矛盾。最近我读奥杜邦（Audubon）的“鸟”，奥氏是画鸟专家，他笔下的鸟根本分不清是科学还是艺术，每一根鸟羽、每只鸟所栖的树，都一丝不苟的美丽翔实。他自然是极爱鸟，爱到想画下来使之不朽的程度。因此，他杀了一只又一只鸟，摆在地下室，天天仔细观察，把死的再画成活的。他自然极爱鸟，不然不会千辛万苦划着独木舟，忍着日晒虫咬去寻访鸟儿。然而，他爱上的却又莫不死在他的画里。说什么好呢？小鹿，这就是你轻易信任的人！
暮色渐浓，我转个身回来，已看不见它们了。
闲情偶记
房子的趣谈
在起伏多山的旧金山，房子的价码跟它可以远眺的“景”颇有相关。最近发生了一件讼案：某家院里的大树过于高大，影响了别人家的视界。一个要求锯树，一个要维护个人自由，告到了法庭——真成了“杀风景”的事件。
据说初步的判决是必须锯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个人的自由不应当妨害了别人之故，还是由于树与景比较起来树不值钱的缘故？无论如何，你可以看出一点“法治”的好处来：它是理智的，不是感情的，虽然冰冷，但至少有个标准。合理的法律，当然是只管树与景，而不牵扯成穷人的树与富人的景的。不过，我私心里倒是希望那树是棵富人的树。
幽默
加州天体营附近有位屋主要卖房子，房产公司给他登了个广告，上头写：“房子因屋主视力减退而求售，屋主视力因窥视裸体过多而减退。”
加州人，名堂多。不过，幽默感却是美国随时随地都可一见的东西。譬如有一次美国南部发生龙卷风之灾，风过处断瓦，残垣，在新的屋架还没有筑成之前，那些灰土瓦砾之上倒出现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标语，有的写“破屋急售”，有的写“风灾博物馆”，有的写“随风而去”……电视上记者说道：“狂风或许可以席卷掉我们的所有，但是我们总有一样东西摧残不了：那就是幽默感。”
雨季
雨季一过就开春了。
桃李樱红，不多久就纷纷点点乱染了开去。顽皮的孩子，放学的路上总要找几株花树，在树下猛摇一阵，把花瓣振洒下来。
落花不能返枝！无论怎样的达观，也不能不使我兴怜惜之情。
如果那顽童的嬉笑是无辜的，那只好怪桃红柳绿失之轻艳了吧？
落英和雨，化为春泥，仿佛是桩无声息的事情。缤纷用来形容轻艳的落花，也有美绝的韵味。可是，茶花却不同，茶花落地，是悲壮的——它一整朵一整朵叹然有声地坠落，它不叫你怜惜，却带给你“至死也是完整的”沉重。
“茶花女”和“杏花村”，如果不提故事，大概我们也多半不会分错何为悲剧，何为喜剧了。
情趣
两个女儿都终于大得可以坐下来跟我们一块儿玩拼字游戏了。每遭阴雨的假日，我们就只好在家“拼字”。有一次我想到了一篇文章，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女作家写的，说她跟先生都爱捉蟋蟀、养蟋蟀和斗蟋蟀。各人喂着各人的，还给蟋蟀们取些有趣的名字，每于晚饭后便斗起蟋蟀来。有一次先生养了只霸王，每斗必胜。接连败了几个夜晚下来，太太真气不过了，第二天就偷偷把霸王跟自己的一只蟋蟀换了过来。先生饭后又兴冲冲斗起来，输了，不信，三斗三输，他忽然发现有异，便大笑着认输了。
我因为觉得这故事很甜，便转述了一番，外子说：“你别暗示了。就算我愿意让你赢，对面还坐着两个铁面无私的小家伙呢。”果然，大女儿一本正经地说话了：“规则就是规则嘛，不然发明这游戏做什么呢？”
书房与花
古人所谓的“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到了今日，墨、砚早已失去实用性，而沦为收藏家之宝。将来，恐怕连纸、笔亦不保，书房里只需一宝——电脑而已。
不过，对我而言，我目前的“文房四宝”，乃是——纸、笔、书与花。
书房中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是书。大概跟日光、空气和水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地位一样，正因为是那样理所当然的重要，反而并不觉得它的存在了。
我书房里的书，几成书灾：它开始“无处不在”的时候，自然便侵略到客厅去了。
在我的天性里，斩钉截铁式的因子甚少。所以，我写作的地盘，常常兼及书桌、餐桌、办公桌，无法“特定”。而书房里的书什么时候走入客厅，客厅里的花何时跟进了书房，我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最近到旧金山狄扬亚洲艺术馆去看家乡台湾来的“中国古典插花艺术”展览。其中一景是一间书房，桌上摊着书法字画，墙上挂着一把七弦古琴，书桌左边插着古典瓶花，雅丽之至。
书房里有花，象征着一种精神上浪漫的要求。我不在乎我的纸笔墨砚被计算机取代，但是书房里的花，我愿它永远都在。
读书最苦是枯寂。如果案头有些植物，非但可以醒目，有时尚可以活泼心境。书房中最宜放置盆栽。所谓“长盆栽翠绿，宣石作峰峦”——案头的山水，可把大自然的气息浓缩于方寸之间。
我种了一棵小小的榆树，它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旧金山的天气向来是冬不冬、夏不夏，一年四季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在我那榆树盆栽的身上，却固执地让四季分明。
头一个冬天，我看它叶子落尽，一身枯骨，还以为好好一株活树被我养死了，赶紧挪到室外，期盼它跟别的植物可以“相濡以沬”而得以回复生机。
凡有生命的东西，都需要有爱才能成全其生长的意义与目的。那棵榆树，到了春天一点一点冒出新绿来的时候，我真是快乐极了，好像那点点“春天的意思”全是为了报答我的爱与耐心的缘故。
盆栽是有脾气的。顶天立地的大树，你要它在寸土浅盆之中安分，怎能没有痛苦的挣扎与委屈？它的脾气、你的侍候，竟变成了种种爱的试探与实验。有时从书上抬起枯涩的双眼，看到我那绿意盎然的盆栽，忍不住想跟它说：“我也有我的委屈与挣扎呀。你是安身立命的不悦，我却是没有根的怅惘。”
盆栽并不适于长久待在室内。捧出捧进，有时恼人。瓶花便没有此病。
书房里的花，最好清雅而简单。多不如少，艳不如柔，香不如淡，我想。也许说的只是我自己所喜欢的风格。
《浮生六记》、《瓶史》都提到过折花插瓶的艺术。不过，古代花瓶不过铜瓶、瓷瓶而已，都没有现代的玻璃瓶可爱。
我特别喜欢装着半满清水的玻璃瓶，透明爽净，花茎在水里一清二楚。有时从外头随手折来的篱花，摘时因为没带剪刀，离枝的花梗上纠纠缠缠断得很不整齐的“伤口”都可以看得十分真切，水中犹有不忍，玻璃它从不去遮掩。
折花的寿命总是很短。短也有短的好处，可以时时换新，不致日久生厌。瓶花之死，正是我们“活变”的开始——似乎又隐含着某种启示。
在书房里，启示是愈多愈好。虽然易谢，瓶花至少也是有生趣的。有一次看见一只青色的小蜘蛛，在粉红的花瓣上彳亍，长腿细织的腰身，好像着泳装的模特儿正在镜头前摆着姿态，而我即刻变成了那个抓住剎那的摄影师。Beautyseenisneverlost——真的，那影像至今不忘。有的花枝，在水里插久了，还会自动生出白须须的根来。文学跟瓶花也有点相像之处：有的美，有的静；有的易逝，有的却能生根。
书房里的花，在我，是朋友，不是装饰。
其实，所有书房里的东西，难道不都应该如此吗？装饰，为了悦人。在这个人人戴着面具你争我夺的工业时代，让我们留给自己一方不必取悦于人、纯净一些的天地——譬如书房吧。
人性的条件
最近在《旧金山纪事报》上看到一篇文章：
作者说他太太手术住院，半夜想上厕所，按了很久的铃也没人理睬。她就忍痛慢慢摸下床来，又慢慢摸到走道上的洗手间去，回来时因已筋疲力尽，摸不回自己的床位去，就在离洗手间最近一张空床位上躺下。因为麻醉药的缘故，一睡就睡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清晨时分，吃药的时间到了，几位护士到处找都找不到她，就打电话给作者。作者赶到医院里去，花了两小时，总算找到了他太太，把太太摇醒，解释了一番，送回原床。荒谬的倒不是这故事的本身，而是满院的医生、护士愤怒地责骂他的太太——那个痛苦的病人。而一再道歉的却是病人的先生。这还不算，到作者离开医院时，走到门口，却看见两位护士拿着给精神病人穿的紧身刑衣往他太太房里去。他赶上去问：做什么的？她们说：不能再浪费时间在这样的病人身上。作者说：你们如果敢碰我太太一下，我立刻打电话找律师。
当然，那文章主要是在评论当代医疗制度的病态，说我们的医药钱都付给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则付给了现代高度技术发展下的仪器设备。这样的制度把以前医生跟病人之间的“亲密关系”都破坏了。于是，医院变成了贩售高技术的地方，我们变成了购买最新知识的顾客，而律师则成了恶意的监察员。
我读了之后，仔细一想，可不是吗？拿现代“知性”的眼光来看，医生不过是给病人看病的人，而病人则是送病给医生看，医院岂不是“病”的交易所而已吗？
在大家一致对付着“病”的时候，“人”不见了。
人性中的某些基本条件，诸如：同情、关怀、信任与体贴……都到哪里去了呢？
最近在中文报上也看到一篇相关的文章，是说在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不让座位给老弱妇孺。得不到座位的妇人破口大骂，坐在位子上的青年觉得自己有权利坐着——因为买的又不是站票。
想当年年轻的时候，如果我坐着，车上有任何老弱妇孺站着，都会深以为耻而急忙起身让座。我的同学，也莫不如此。那时学校还上“童军课”，“日行一善”只怕找不到这么容易行善的机会呢。我们有谁听人破口大骂过，我们有谁计较站票与坐票的权利之分。我因为瘦弱，给被让座的人按回位子上去的时候反倒有过。
在我们据理力争的当儿，“人”不见了。
原本是出于一点礼让的善心，几时竟成了“合理的权利”与“无理的要求”之争了？
在法律面前，“人情味”也许是要不得的。可是在礼让之前，“人情味”岂不是我们人性最基本的条件之一？我们童子军般单纯的善心都到哪里去了呢？
慈悲的滋味——闲话动物的感情与权利
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船员私由印尼疫区偷运抵中国台湾的五只猩猩、一只长臂猿、一只狗熊，因没有动物的合法产地证明及检疫证明，被海关查缉，依法必须销毁。
基于维护中国台湾疫疾防治安全的立场，印尼既被世界卫生机构列为狂犬病传染疫区，自然应当把这七只动物——不论可爱与否——立刻“火葬”，愈快愈好。然而，群情不忍，于是成了第二版上的大新闻。
提起“不忍”，要活生生处死猩猩、猴子这样“有灵性”的动物——我得特别强调“有灵性”，因为若是查缉的是毒蛇、臭鼠，恐怕我们的反应会不一样——仿佛是“公开的残忍”。其实，细想起来，北京烤鸭活着的时候，我们的鸭主又是怎样地对待它们的？“填鸭”都成了普通形容词了！梁实秋先生有一篇小品提及：有天卖活鱼，顾客甲买鱼肚，他就在活鱼身上切一块鱼肚下来，顾客乙要买鱼背，他又切之，一条活鱼就这样子“凌迟”地卖。至于我们吃活龙虾、活螃蟹，是先烧开水再下活物使之速死，或者，放进蒸笼使之慢慢昏迷而死，究竟怎样对动物而言痛快些呢？
去年美国的电视上也曾专题讨论过“动物权”——“人权”的推爱——的问题。由记者实地采访，我们看到一只只鸡在实验室里被人将针药插入眼珠里去；一只只“养鸡人家”的鸡给关在仅够容身的小监牢里，变成两足畸形；至于牛、羊，为了肉嫩，有些差不多一生下来就让它们吃专家特制的“营养学上有问题”的食料，个个畸形。其实，这些记者先生看到的真还不算什么。做医学研究的人，视“狼心狗肺、鼠肝猴脑”好像菜场里屠夫案上的肉一样平常。牙医生拿猫齿当人牙，整形牙医甚而先得整了猪牙才能毕业。美国有一位作家就用这题材写过一本讽刺寓言体的小说：DoctorRat。学人文社会学科的人，读之莫不心惊肉跳，仿佛看了一次精彩的“六十分钟”——揭穿了某些“科学人”的黑幕（其实也可以说是“研究道德”的沦丧）。
我们所谓的“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感觉，实在是出于我们的“直觉”。在科学上，直觉是靠不住的。一般说来，我们对于“有灵性”的动物比对“非灵性”的同情友爱得多，可是有无灵性怎么分？或者灵性高低的排列又如何呢？我们时常一脚踩死一窝蚂蚁，一点也不心痛。可是，在南美洲有种蚂蚁，在豪雨倾盆的时候，会大家拥抱在一起成一球状以便浮在水上，并且在水面上不停地滚动，好让大家轮流呼吸，你看了又不由得有点儿感动，不是吗？蚂蚁有灵性？蜜蜂有灵性？一条蚯蚓给切成两段，你想它是前一段痛还是后一段痛，还是两段都痛？
提起“痛”，它跟“痛苦”又不同。“痛苦”除了感觉的“痛”之外，还要加上由痛而引起的心情的“苦”。感觉的痛，是机械反应。“心情的苦”要牵涉到意识的问题。我们要替动物争权，无非是觉得它们有口难言其“心情的苦”，因为若只是痛而已，用点止痛剂就可以解决了。
譬如说：兔子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遭虐待的话，那么，在把针药插入它的眼球里去之前先使它不觉其痛，我们是不是就算“无罪”？进一步，这意识问题之中又有问题，譬如：人猿在镜子面前照见自己会有有趣的反应，狗则不然，是不是狗没有“自我意识”呢？但是，狗靠嗅觉却可以知道自己的“地盘”，它又似乎也能认知自我。所以，是不是各种动物的意识不同且又各有因“种”而异的表现方式呢？
然后，有关动物的思想、智力与感情……问得多，争辩更多。“智商”高的人，不一定思想就深入。有思想的人，也并不一定感情就比较丰富。有的智能障碍孩童在“拼图”上特别有天才，无论怎样难的Puzzle（难题）给他，他总能到时候一块一块拼完。人犹如此，动物也就更难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