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也并不是想拿苏轼寻开心的意思，只是一抬头看到他，就禁不住想起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话：
“悲哀是古老的，而希望却是年轻的。”
我终于在满怀年轻的希望里，找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职业。
“你喜欢植物吗？”
（喜欢，非常喜欢。）
“你喜欢室内布置吗？”
（谁不喜欢？当然喜欢。）
“聘请两名园艺技术员，有植物学背景者优先考虑。”
（园艺技术员？从来没听说过，难道是园丁的现代名词？）
总之是好奇多于求职的心理，我打电话去约了面谈的时间。
一进门就被屋里一棵很高很美的棕榈树吸引住了，树种在一个巨大的中国酱缸里，使我忍不住再多看了两眼。
没想到，那人却问道：
“你知道它的名字吗？”
“是三角棕树吗？因为它的树干是三角形的。又叫蓝棕，枝叶绿中泛蓝，对不对？我只在书上看过，真不知道它原来这样美。”
那人随后又问了他办公室里其他五种植物的名字，我只会四种，那不知名的第五种，我便胡乱答以“万年青”，因为有个教我认树的朋友，有一次跟我开玩笑地说：
“凡你不认得的树，你就说是脏树——肮脏的脏。反正也没错，人家还以为你说的是樟树。”
所以，凡我弄不清的小盆植物，我常戏称它们为“万年青”。
结束了二十分钟的面谈，填了两大张表格，那人说：
“我们会在三天内告诉你结果。”
三天后，我就开始去上班了。
老实说，从大学毕业到现在，这还是我真正“踏入社会”的第一个工作。在这之前，我所有的工作都在校园里。我想跳出学院的围墙，久矣。人到中年，才明白所谓“命”，不过是你想跳出某一个你所厌倦的圈子竟不可得的意思罢了。
三个礼拜的职训期，天天带着无比新鲜的情绪去上班。原来这个公司是个“植物租赁”公司。
桌椅碗盘可以出租，新娘礼服可以出租，甚至家具名画皆可以出租，但是，植物出租？
植物是有生命的东西，在我的道德意识里，拿它像放高利贷似地去出租，应当是情理不容的事。
“在我们家里，植物的地位是仅次于孩子的。”丈夫时常对我的朋友这样说。
难道不是吗？照顾植物不是跟照顾小孩一样？浇水施肥，就是给它喝水吃维他命。修枝剪叶，就是替它理发。除虫喷药，不就是给它治病？近年来，还有要植物长得好必须给它听音乐的说法呢。
没想到，这不合我私情私理的事，居然成为我的职业。植物出租，听起来的确是种一本万利的新行业。
植物是活的，又不是消耗品，租出去，要不了多久本钱就收回来了。植物只要是健康的，不论放租给谁，总是不知天高地厚地继续生长。有些闹情绪的植物，收回来重新整理一番，还可以再租出去，简直和放高利贷没有两样。这种吸血的行业，居然脑筋动到植物的身上，不能不算一奇。
这是个讲究经济效益的时代，能不能赚钱比拿什么去赚更重要；而一切赚钱的事，又莫不需要企业化的经营。
这个公司分三个部门：
一个园艺所，种满各式的室内植物，有些本不适合种于室内，也被千方百计搬进了园圃。当然所有的植物，为搬运方便，都是种在盆里的，连香蕉、水莲……都不例外。
一个设计部门，用植物来替客户设计及装点室内。客户有两种：长期的和短期的。长期的大抵是医院、旅馆、购物中心和一些高级办公室，植物租给他们之后，每星期还得负责为他们照料。短期的是临时的时装表演、喜庆宴会之类，植物租一次就收回来。
另一个是门市部（只有周末三天营业），出售那些租用过度已经“色衰”的植物，也兼营有关室内植物的咨询顾问。
我在每个部门都受了训，然后突然有一天，上司发下一张考卷来。十六个选择题、两个问答题，我忍不住笑起来：“原来考试并不限于在校园里。”
人生如战场，真是一点儿不假。学校里、学校外，处处要考。考试，其实就是一种脑力上的彼此杀伐呀。
短短两个月，我由园艺技术员升成室内布置员，然后一降而为“卖花女”，说来真如一场梦。
因为读书读惯了，书上的东西对我而言，简直失去了它们的实用价值。
地图，也不例外；图上的路，好像跟真实的马路，各走各的。我开车不大认路，平时还看不出害处。如今，有一天我开着一辆公司的车，尾随两位园丁和一卡车的花树，要到一家新开张的医院去布置植物，方知大事不妙。
到底没当过侦探，我这个五尺二寸只有一百磅重的人，第一次开那种特大号的厢形车，已是心惊肉跳。半路，几个弯一拐，园丁的卡车就不见了。等我追到那儿，两位园丁早已等不及，大致将屋顶花园的部分安置妥当了。
说实话，孔子说“吾不如老圃”绝非谦虚之言。对于花的“美学”，我并不以为学院派会比那些老经验的园丁高明多少。
总之，医院回来后，我不得不跟上司招认：我不能开车——完全没有方向感。如果以后每星期还得去看望那些租出去的植物，我太痛苦了，甘愿降级替他经管门市。
原以为门市的工作轻而易举，谁知这公司并不是个普通卖花的花店，而是打着“植物服务”的招牌的。有时候来个人，他说：
“我新买了房子，在山坡上。我想种些树，要会开白花的，最好是不会惹来蜜蜂，我最怕蜜蜂。”
（开白花的树？多的是；要蜜蜂讨厌的，可麻烦了。）
有时候，有人来问：
“我在你们这儿买的紫竹，长得好极了。听说你们中国人用它做笛子，可不可以教我？”
（我要能教你，还来卖花吗？）
有时候，进来一个垂头丧气的，他说：
“我的Ficus——哭泣的无花果——近来猛掉叶子，都快掉光了。我捡起那些叶子一看，叶面上有一层油似的，你说怎么办？”
（谁叫你买会哭泣的树呢？）
当然，标准答案应该说：树跟人一样，它患了绝症，您不如就在这儿买棵新的吧。
可是，我往往自讨苦吃，总是为他们翻遍群书——我头两个礼拜的薪水，不是买了植物，就是买了《植物大全》之类的书籍。
虽然，为别人解决问题又能同时推销掉几棵植物，确是一种颇有成就感的享受，但我之喜欢这些门市部的客人甚于那些来租植物的客户，是另有理由的。
租植物的人，要享受，不要麻烦。
来买植物的，都是些不怕麻烦的傻子——如我。
我想，所谓爱，就是一种不怕麻烦的艺术吧？
罪与罚
七八年前，有人看到一个浑身血迹的十几岁女孩，由高速公路旁的乱草丛中，痛苦不堪地爬到公路上来求救。她不但给人强暴了，两只手齐腕处还被歹徒切了下来。
那个暴徒不久就被抓到了。
在我们忍耐着等候听证听证又听证的时候，犯人在牢里吃得白白胖胖，而可怜的少女在医院里上午心理治疗，下午接装义手。
终于判决了，有期徒刑十七年。如果狱中表现良好，七年便可保释。
走火入魔的美国法律，已渐渐沦为保护恶人的工具，尤其是在那一张“精神失常”的王牌之下，叫人想到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被害者必有其被淘汰的理由，而强者永远有第一流的律师为他脱罪。
胜的不一定是优，败的也不一定是劣，幸而人兽之间尚有这一点分辨的推理能力。
愤怒的群众跑到法院门口去抗议。法官说：
“我已经照法律所规定最重的刑罚判了。除非修改条文，我是无能为力的。”
条文现在的确修改了，如果同样的案子发生在今天，应当判刑四十七年。
我们要争的岂止是这四十七年与十七年之差？实在是：要我们分别善恶并不难，但要我们承认“恶”也有它存在的理由却何其不易。
七年过得真快。少女仍在努力学习如何克服两只机器手的障碍，而犯人辛格顿已经获得保释出狱了。
出狱两个多月以来，辛格顿成了加州电视上头号的新闻人物，连里根总统军售伊朗丑闻都排在第二了。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收容他。
每到一个地方，他的住处就围满了举标语牌的示威者：
“我们不要他。”
“恶魔，滚。”
“滚回监狱里去。”
签名投书，叫嚣抗议：警察、官员纷纷出动，只好把他由一个城赶到另一个城去。他由圣地亚哥一路北上。
人人都以为旧金山人最好说话了：艾滋病、同性恋不都能够包容吗？一个小小的罪犯算什么？果然，他到我住的这个小城来了。
他来的时候，刚好法官下令：
“他已经服刑期满，有权开始他的新生活。他现在所到之地就是他安定之处，任何人不得再驱逐他。”
可是，家里有儿有女的人，谁敢要一个强暴犯做邻居呢？谁敢要一个可以“暂时性精神失常”而切下别人双手的人做我们“主内的兄弟姊妹”呢？
我们平日爱与宽恕的教育全军覆没了。除了怕，还有恨——恨他的罪与罚并不相当，好像他占了我们众人的便宜。
我们的市长以“上断头台”的决心代我们抗起命来。事实上，如果不赶他走，也的确难保他的性命安全。为了他，赔上另外一个好人，法官心里有数，太不值得。
终于，法官宣布：请他暂住旧金山的圣昆丁监狱（是无期徒刑犯终身监禁之地，内有设备良好供家属来访所住的客房）。等激动的群情平静下来再说。
听到辛格顿重回监狱的消息，似乎人人心照不宣：
“世上还是有正义吧？”
然而，我午夜静思：
正义在哪里呢？
少女身上有正义？律师为犯人辩护时有正义？
出了监狱仍在诉说自己无辜的人，该算他有精神病呢，还是我们大家有欠正义？
即使生在古代，正义就可以简单化吗？或者，也切掉他的双手比较正义？我不禁想起屠格涅夫写过一篇关于绞刑的故事——
当时俄军驻在奥国，纪律严明非常重要。有一次将军来巡视，忽然一位农妇前来告状，指着一名小兵说他偷了她的两只鸡。小兵一时吓得无言以对。
将军大怒，说：
“绞死他。”
等小兵神智清醒过来，将军已骑马速去。
行刑时，小兵哭，农妇更哭得厉害。农妇说：她不要鸡了。鸡已找到了，不要绞死他，不要绞死他。
可是军令如山。临刑，向神父告解后的小兵对他的长官说：
“鸡确实不是我偷的。可是，那可怜的农妇，请告诉她，我原谅她了。”
曾经被这个“平凡的圣人”深深地感动过，曾经对着上帝，祈愿道：
“请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可是，等到真正可以当圣人的时机来临，“我”却做不到。那个“我”，真是人生之大患。
当代最好的科幻小说家之一Ray Bradbury，写过一本书：《被文身的人》（The Illustrated Man）。主角全身被巫婆文了身，不同的部位是一个不同的故事，谁看见了那个故事便会成真。每个故事都是人生中最难以面对的真实，因此人人都怕看见他，为的是怕那故事真的发生，尤其怕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被文身的人到处游荡，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友谊、爱情，什么都找不到，痛苦之至。
如今我恍然大悟，这哪里是科幻小说？辛格顿不就是那被文身的人吗？我们这些“巫婆”用他的罪状做为图案，复以我们“有条件的爱心”假借正义之名做为刺针，早已替他文了身。
也许我们可以仿《圣经》上的故事这么结尾：
谁没有犯过罪，身上才是清白的。倘若我们不以衣物遮体，谁敢担保我们的身上不出现一两个小小的图案呢？
墨镜的边缘
戴着太阳眼镜出门。
走在人流如川的路上。形同陌路的人，不会看我。似曾相识的人，也只擦身而过，来不及辨识。因为我躲在我的墨色眼镜之后，吝于分享我的孤独。
孤独者的大忌，是自恋。水仙似的，临水自照，水和投影最后都要静止成死亡。孤独的水，也不流动，是一池静止的水，只有化成泪水的时候，才能复活——孤独的那人以及他被禁锢的自由。
在城市里，也许比在乡下难于自恋。因为城里人有太多的机会换戴不同的面具。换季的时候，有换季的衣裳；流行的时候，有流行的款式。见人见鬼，说不同的人鬼之语；笑不一定是为了快乐，哭也不一定是为了悲伤。连不喜欢的太阳，也可以用墨镜——却叫“太阳眼镜”——的遮掩来换张面孔对付对付。
城里人的生活，的确是一种“对付”。对付天气、时间、通货膨胀、人与他人……到头来，没有面具就见不得人了。如何自恋得起来？让生活的水不停流动着是聪明的，池水里照见的是水仙，还好；是天鹅，更好；若是别的什么……这险未免冒得太大了。孤注一掷的勇气是知易行难的一种。不到最后关头，城里人是不会轻易露出“本相”的。
难道乡下人就比城市人易于自恋吗？并不见得。乡下人的生活，如同一本摊开的大自然。石头不必雕，树不必油漆，雨露风霜岁月的脚印会留在脸上，就是这样子吧——万花筒的幻境是多么的多余，水仙何必不是花而是美少年呢？原野大地里的人，渺小得简直不值得自恋。
那么，自恋算不算文明的人造物呢？
我站在街角一个温柔的花摊前，邂逅了这一盆水仙。隔着墨镜，我也仿佛看见它在热烈的阳光下挣扎的尊严。只剩下两朵萎黄的花了。
残剩的春天，使我伤心，因为我想——我来晚了。
如果有人来拍电影——城市一角。
他们最好特写我现在太阳眼镜上的映像。
那里面会有一株怒放的辛夷——碗大的白花，涂着紫红的浓妆。花开太盛，不胜拥挤，是一株需要减肥的树。
树不是焦点，请看那树下一个无家可归的浪民。
他自成一个懒洋洋的角落：倚着树身，昏睡着，双腿直伸向前，破鞋够破，只还没到张口的地步。衬衫只剩一个扣子，裹在一件磨破了肘弯的西装上衣里，一条牛仔裤倒是有点儿过于整洁，跟他浑身极不相称。
如果眼睛是灵魂之窗，此刻，他的灵魂在休息，不知是由于饥饿还是疲累；而我的正躲在两片墨镜的窗帘后偷偷防范着。因为是我先来的，坐在等公共汽车的椅子上晒着太阳。他居然在我对面隔街的树下，坐下、睡下。
起先，为了自己的安全，我想起身走开，离他愈远愈好。可是，“教养”使我不便这么明显地离去，好像会伤了他的自尊。他还有自尊没有呢？
看他旁若无人似地睡了过去，我才打消了走开的念头。那么茂盛的花，那么枯瘦的人——破车、瘦老的马画在一幅春天的图画里，不合适吗？但这是真实。
我想象着我镜片里那个荒谬的投影——自我热闹的春和自我放弃的人……在他们之间，我只能选择记录——记录的其实是知识分子的无能，无以将热闹与放弃调适到可以叫人不必觉得抱歉的地步。
哲学家所说的——真正的价值往往在于对那些徒劳无功的事物的追寻——对那树下无业无家的游民，能用得上吗？不再追寻，就没有了价值？然而，拿他当做一个人类的标本来看，他的放弃却可以成为一种样本，那么，他的无价值不也有了价值吗？
我想，知识分子的无能，有时候也许非关能力问题，而是太“慎思明辨”的结果。思太慎、辨太明之后，精神上已经跟这树下人不相上下了。
一只狗，一路嗅了过来。不怀好意地在那浪民身边嗅了又嗅，突然就往他的腿上咬了起来。浪民一跃而起，吼道：
“臭狗，野狗，谁的狗？”
狗，灵活地跑远了。这边，还听见怒气冲冲的咒骂声：
“咬了我的肉倒不打紧。我这唯一的裤子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弄来的！”
极不相称的一条牛仔裤，是他仅存的自尊？
有一次跟两位园丁在一家医院的屋顶花园种花。屋顶上，风出奇的大。种了些蔓生的开花植物，每隔个把月，总有些植物无法适应而死去。
我回公司去跟老板说：种些仙人掌，行不行？
老板说：这屋顶其实是妇产科的阳台，花园正对着产妇的病房，我想给她们一点漂亮的花看是应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