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老友圈子一直维持在10人以内，每次聚会多则9人，少则6人，因为数目不确定，所以也没有取个什么“七君子”或“八君子”的雅号。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的“雅兴”。其实说起来我们一点儿也不雅，在一起总是喜欢乱开玩笑，胡说八道，我作为女性，肯定也常常被他们调侃。但从来没发生过不快。记得有一次在大慈寺喝茶时，邓贤遇到一个女粉丝，就带过来和我们一起聚。因为忽然多了个陌生人，大家不自在起来，事后便集体批判邓贤，并规定以后谁也不许带圈外人参加，包括老婆和女朋友。这样一来，我就一直是这个圈子里唯一的女性了。独享殊荣。
虽然是唯一女性，和他们在一起时我意识不到这点，只感觉和他们很玩儿得来，他们干什么也愿意拉上我，比如郊游登山，比如学开车。我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跟他们学会开车的。关于学开车，我专门写了一篇随笔，这里就不重复了。反正让他们受惊不少。只说最近的一次吧，我们几个去雅安参加四川文学奖的评奖。返回时，何台请我和阿来坐他的车，我说那我有个条件，我来开。那时我刚学会车正有瘾。何台说我还不想开呢。阿来也说，我还想睡个午觉呢。于是三人就上车，我坐上车把安全带横着系在腰上，何台惊呼，你怎么系的安全带啊？我连忙说，一时疏忽。车子一启动就一个小趔趄，何台立即知道上当了，赶紧也系上了安全带，坐在后面的阿来也系上了。何台的车是一辆别克商务车，很好开，我便以平均100码的速度，从雅安开回了成都，很爽很过瘾。可怜两位老友，从头至尾瞪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前方，别说睡午觉了，连聊天都没聊。到成都收费站时何台说，进城路不好走，我来吧。我刚一交出方向盘何台就说，裘老师，现在我要批评你了，你开车也太野了。于是一二三，指出了三个问题。我连连点头表示接受，反正已经过完瘾了。我还没敢告诉他们，那是我第一次开高速路。
我和他们的关系，可以用邓贤的一个段子来说明。有一次邓老师在书店搞签名售书，我婆婆正好去书店遇上了，于是也捧场买了一本让他签名。他夫人是认识我婆婆的，就介绍给邓贤。邓贤非常热情地将我婆婆拉到一边，颇为知己地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跟山山关系特别好，我们是铁哥们儿。我婆婆后来告诉了我。我简直不知说什么好，再见面时我跟邓贤说，邓贤同志，你也过份坦荡了吧？
当然，毕竟我们都是些文人，在一起不光玩儿的，也要些搞文学活动。有一次，时任四川文学编辑部主任的刘继安和高旭凡，策划在他们刊物上搞一次文学四人谈，好像是何世平、邓贤、易丹、我四个人。为了扩大影响，先在广播电台上谈，和观众互动，再整理出来刊登在刊物上。那天我们四个在直播间，刘老师和高老师在外面配合，没人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打进来，假装成听众问一些事先想好的问题，我们则假模假式耐心地回答。不过回答的内容是真诚的。现在想想，真是很天真很可爱。刘老师平时说话有点儿结巴，但那天打电话却很流畅。下来之后我们半表扬半调侃地问他是不是照着纸上念的，他否认。我们又说，那是不是一边打拍子一边说的？他自嘲说，哪里啊，为了打这个电话，我头天就到演讲学校去参加过培训了。笑得我们肚子疼。
从电台出来正好是中午，刘老师就代表编辑部请我们去吃饭。去了一家火锅店。当时大家都比较清贫，九十年代中期嘛，刊物更是拮据。刘老师就点了些普通菜肴，唯一精细的比较贵的菜就是基围虾。吃得差不多时，刘老师客气地问，你们还要添点儿什么菜吗？邓贤大咧咧地说，再来一份儿粉（条）吧！刘老师痛快地说，好，没问题。又问，还要什么？我毕竟是江南人，很喜欢基围虾。看他那么诚恳，就委婉地说，如果可能的话，就再来一份儿虾。刘老师脸色大变，嘴上虽然说好，神色已开始不安。粉条和基围虾都上来了。我丝毫没察觉刘老师的紧张。吃完结账时，刘老师小声跟高老师说，万一我钱不够，你借我哈。原来刘老师总共就带了不到400元钱，那份儿虾就是40元。幸好饭钱是三百七十多，刚好够了。结完账突然停电，刘老师一挥手，跟突袭了敌军炮楼似的大喊一声：快走！
这件事后来成为我们聚会时必说的一个段子，被嘲笑的第一对象肯定是刘老师，一份虾居然就那么紧张，第二是邓贤，居然那么好打发，“再来一份儿粉”就完了，最后是我，居然那么温文尔雅地要了最贵的菜，让刘老师受到惊吓。我的那句“如果可能的话，请再来一份儿虾“四处流传，一直传到北京，传到《当代》编辑部。我每次去《当代》吃饭，他们都说，别忘了给裘山山点基围虾啊。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连连说现在已经不那么谗它了。
基围虾的故事还没完。第二天，高老师刘老师傅老师和教授他们几个，就一人出了20元钱（没让我出），到当时成都最大的农贸市场青石桥，买了两斤新鲜基围虾，60块钱一斤，用水桶提回来，把我叫去，说让我吃个够。我们几个就在高老师的“贫民窟”里（高老师当时尚未正式调到省作协，暂住在作协围墙边上一个很简陋的小平房），用清水把虾一煮，搞了些醋和姜蘸蘸，集体饕餮了一餐。这样的饕餮进行了两次，真的是让我吃够了，后来再没那么馋虾了。
有一次阿来生病住院了，我们几个就去医院看他。到医院门卫不让进，大概是过了探视时间。我们就指着刘老师跟门卫说，他可是某省长的侄儿哦（刘老师跟当时那个省长长得很像），忽悠了半天，总算让我们进去了。见到阿来，阿来正老老实实躺在病床上打点滴，但问题不是很大，很快能出院。我们放心了，就开始拿他调侃，胡说八道一番，寻开心。
阿来出院后，暂住在高老师的“贫民窟”调养，我们又去看他。一去我就发现高老师门口的一盆花蔫了，问高老师何故？高老师说，还不是怪阿老师，他每天早上对着那盆花练气功，把人家的气采光了啊。这事又成为我们这伙人说笑的一个段子。
这里还有个可以载入文学史的细节，我当时坐在高老师的破旧沙发上，顺手拿起放在角落的一摞稿子，一看，是阿来写的长篇。我翻了几页，感觉和阿来以往的小说一样，语言很有韵味儿，我当时想，诗人出身的就是不一样。高老师告诉我，阿来的这个长篇已经游走了两三家出版社了，还没着落。那时长篇没现在这么受重视，现在所有出版社跟打新股一样抢长篇，好像只要是长篇必盈利。但当时屋子里闹哄哄的，我没细看就放下了。后来才知，这部被我漫不经心翻阅过的书稿，就是大名鼎鼎的《尘埃落定》。早知如此，我当时就放个话在那儿了：此书必火，留个脚印先。书出版后阿来还送了我一本，他拿到我住的大院门口，给我打电话说，解放军，出来拿书。阿来一直叫我解放军，不叫裘老师。有时他会说，解放军，你好久（什么时候）拿笔军费出来请我们吃一回撒？我说本来都想请你的，你这么说我就不敢请了。
关于阿来还有一件往事。1995年《青年作家》杂志和《当代》杂志还有《湖南文学》编辑部三家，一起去九寨沟办笔会。那时我们的亲密战友傅老师已经是青年作家主编了，我们铁定是嘉宾嘛。我们坐汽车先到阿坝州州府马尔康，我因为不适应那盘山路，一路晕车猛倒粮食，到达宾馆就倒下了，无法进食。在马尔康接应我们的阿来一看我的惨状，立马叫老婆熬了热稀饭送到宾馆给我。我那时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看见热稀饭如同看见亲娘一般，吃下去就好多了，第二天便振作起来。虽然阿来同志现在挺着将军肚忙碌于各种会议，看见俺时常顾不上打招呼，但俺还是要把此事写入老友记以示不忘。
那次我们在九寨沟玩儿得很开心。说是笔会，全是朋友。那是我第一次去九寨沟。景美人好，自然快乐。过一个独木桥时，我们四个（傅老师刘老师高老师加上我）一起站在独木上上，一字排开做天鹅展翅状，拍下一张珍贵的照片。此照片我每看每乐，也被没有去成的易教授和何台多次打击，说我们是四个老天鹅。那时的我们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了，但毕竟还很年轻。真是很怀念那个如九寨沟景色一样清爽的日子啊。
一晃就是新千年。那年我有一个调北京的机会，几个老友知道后纷纷反对。易教授先说，你跑北京去干什么？那个地方那么缺水，洗一次头只能分给你一盆水。刘老师说，天天刮那么大风，还不把你吹到内蒙去？何台说得更干脆：北京你有我们这样的朋友吗？你看你那么显年轻，就是因为有我们这群老友滋润着你，你去北京马上就老掉。
我本来就很犹豫，听他们这么一说，坚决不去啦。
值此岁末，衷心祝愿我的老友们新年快乐，平安吉祥。
2011年2月18日
我飞.我飞.我飞飞飞
各位朋友，明天一早本人就出发了，前往美利坚合众国。早上6点出门，之后飞上海，飞纽约，再飞哥伦布，经过三个航班、二十多个小时的旅途后，将于当地晚上九点半抵达目的地，夜里十一点左右，迈入另一个家门（大约是北京时间22日上午吧）。这是我这辈子飞行最长的一次，也是旅途最长的一次。
那么长时间的飞翔，会不会落地的时候长出翅膀来？那可就赚了。
托春草的福，我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汉语中心邀请为访问学者，为期三个月。去那里给正在学习汉语的美国学生上课，准确地说是以《春草》为教材教授汉语。在我去之前，他们已经在其他老师的授课辅导下，学习了很长时间，学得很好，进步很快。我看过他们的作文，写得挺有意思。因此很期待和他们见面。
最初得知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我的人生观就是体验观，我认为人来世上走一遭，就要多多体验不同的生活。故能有机会去体验一下美国的生活，美国大学的生活，美国大学老师的生活，实在难得。当然，也满足了一点小小的虚荣心：访问学者啊。过去这个词儿离我八竿子远，像我这种英语那么可怜的人（老师教的这一句我倒还记得：I have poor English 直译就是“我只有一点可怜的英语”），我连说句hello都不好意思，怎么可能去美国的大学讲课呢？虽然每天晚上都做些不着边际的梦，可也没梦过这样的事。现在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这要感谢美国学生们学汉语啊，不然哪有我什么事儿），肯定很乐呵啊。
现在，在办理了各种复杂的手续和签证之后，我终于出发了。
俄亥俄州立大学所在城市叫哥伦布，它是俄州的州府。大家从google地图上可以看到它在美国中部靠东的地方。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同时又是一个已经被我念叨了一年的地方。我历来对没有去过的地方充满向往。恰好今天一女友给我发了条很浪漫的短信：“远方有什么？这句一直让我着迷的话，作为春天的礼物送给你。”
那我就带着这礼物去远方。
在接到邀请、准备前往的几个月里，我被无数次地问到，听说你要去美国了？去美国哪里？一个人去吗？看儿子吗（儿子早已回国）？那去干什么？讲学（似乎难以置信）？那给你配翻译了吗（貌似都知道我英语臭）？去多长时间啊？什么时候走？从哪里转飞机？什么时候回来？需要我在美国的朋友帮你忙吗？
我一次次地回答这些问题，甚至同一个人同一个问题就回答过数次。其中问的最多的就是“你什么时候走”（刚写到这里就收到王甜短信，山山老师，你什么时候走？）问这个问题相当于问我“你吃了吗”，我都不好意思回答了，感觉这个人怎么还不走啊？我知道大家是关心我。谢谢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在这里一并回答并不再回答了。再回答就是新问题了：对美国感觉如何？
等我到了，住下了，倒过时差了，在地球的那头站稳了，就给大家说说感觉如何。
2011年3月20日
（在美期间的随笔将另行结集。）
回国一个月盘点
转眼回国已近一个月了。虽然博客上给大家贴的还是美国图片，但生活已经完全走上了原来的轨道。今日盘点，发现这个把月我还真做了不少事，在此作个记录：
1.头几天几乎全用来倒时差了。倒时差真是个有趣的事，人体也真是奥秘无穷，怎么会有个生物钟呢？那些天我总是凌晨三四点就醒，醒来神清气爽，恨不能去教室上课。于是爬起来幽灵一样在房间里游走。但一到下午就坚持不住了，哈欠一个接一个，泪流满面，而且吃什么都不消化，胃也犯困。偏偏那些天总有朋友为我接风，我只好在半梦半醒之间赴宴，真是菜朦胧来饭朦胧，瞌睡虫在呢哝……倒时差让我意识到我也是个凡人，人家倒一周我倒也七天，毫无超人迹象。
2.时差一调整好，就赶紧写稿子，因为在文汇报开了专栏，关于美国之行，趁着还有热情，一鼓作气把余下的几篇都完成了。同时还整理了几篇洋学生的作文，推荐给一家刊物，希望能发表出来，作为他们学汉语的纪念，当然也是我的纪念。
3.但真正的写作状态还没有进入，于是读书看碟。买了台湾女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还有萨苏的《京城十案》，前者是去年新浪评选的十大好书之首，当时没买到，这次回来刚好买到，该书被称为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作者一辈子做学问，晚年（81岁）毅然提笔，写下这部影响极大的作品。作品本身不说，仅此一点，值得俺学习。买《京城十案》，是因为在《读库》上看过其中一篇，很喜欢，就想看全部。现在看了一多半了，首先承认还是好看的，一个个案子都离奇复杂。其次说点儿不满，第一，其中有两个简直是凑数的，还不如报纸上的新闻故事详细。第二，作者好像过于贫了，说书的腔调太重。分寸分寸，写作必须注意分寸。过了就喧宾夺主。
4.看了几个电影，都是网上看的，一个是《低俗小说》，经人推荐，还可以吧，但是太长了，两个多小时。第二个是《东京奏鸣曲》，如果只作一句话影评，那就是日本男人真不可爱。第三个是《真相至上》，其实应改名为诚信至上。这个挺好看，那个主人公女记者让我钦佩。最后一个是《恋爱那点儿小事》，泰国电影。我是第一次看泰国电影，没想到挺好看，看了心里很愉悦。故事很简单，就是写一个小姑娘从初一到初三暗恋一个学长，美好而轻松。强烈推荐这段时间感到郁闷的同学观看，具有明显的散心养肝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