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曾追随他多年的两位老友严修和张一麐曾一再劝阻。但是，袁世凯置若罔闻，不听他们的意见。在后来取消帝制的当天晚上，袁世凯把张一麐找来谈话，极其悔恨地说：“我当时没有听你和范孙（严修的字）的话，现在想来真是又悔又愧啊！范孙跟随我多年，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什么官阶升迁；你在我的幕府中也有十几年了，也从来没有提过什么个人要求。可见那些淡泊名利、不求功名利禄的人是多么的可贵，这才是真正的国士啊！那些曾经推戴我的人，难道他们真的是为国为民吗？他们今天推戴我为皇帝，明天就可能反对帝制，这种人真是比比皆是啊！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这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最后，袁世凯沉痛地说：“只是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能不引以为戒啊！”
随着帝梦的破灭，袁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临死前自挽道：“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袁世凯的第七子袁克齐回忆父亲的弥留之际时说：“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那几个人是谁？是北洋系蔡锷、称病拒绝讨蔡的段祺瑞、袁克定的把兄弟陈宦、北洋弟子陈树藩、汤芗铭？还是趁势敛财、最终富比王侯的管家袁乃宽？
袁世凯身后，留下一个军阀混战、武夫当国的乱局。
老梁论成败
袁世凯称帝逆历史潮流而行，但因为他的死，没有人知道他想要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帝制。在有些学者看来，袁世凯的独裁和拿破仑一样，是民族主义革命合乎逻辑的结果，既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致命缺陷。袁世凯最后采取极端的君主立宪的方式来恢复中央权威，不得不说并非完全出于一己私利。不过专制或许没有错，以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不能不说袁世凯选择称帝这样的举动非常的错误。本可以成为一代优秀政治家“中国华盛顿”的袁世凯，由于不知适度与自足，一念之差铸成千古之罪。我们没有义务为袁世凯涂脂抹粉，或者做翻案文章。只想说一句，和一位位的后来者比，袁世凯矢志不渝的“虚君立宪”倒要显得可爱许多。
袁世凯与三国时的曹操很相似，遇治世则为能臣，遇乱世则为奸雄。他曾经有过拨乱反正、一统中华、稳居一朝太祖的机会。不过，他没有用好这个机会。公正地说，袁世凯在清末新政期间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统一国家，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这些功绩都是值得肯定的。
是非张学良——纨绔子弟出身的东北名将
现在一提起张学良，很多朋友首先会想到东北少帅张学良，还有人说他是“京城四大公子”之一、“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这些称号对于张学良来讲，并不能作为对他一生的评价。
不少影视剧如《西安事变》、《东北王张作霖》，里边都有张学良。而这些影视剧里的张学良跟真实的张学良那就相差更远了。张学良曾亲口对媒体说过，历史记载的很多地方都不可信，甚至有的当事人说出来的话都不可信。
少帅的成长之路
不少人说，张学良就是一个花花公子，吃喝玩乐样样通。其实张学良并非富家出身。其父张作霖虽然是东北王，并于1925年入主民国政府，担任陆海空大元帅，但儿时的张学良吃了不少苦。他是张作霖的长子，在张作霖没有得势的时候，带着他东跑西颠，确实遭了不少罪。张学良的生母就是因为没钱治病，最终在炕上痛苦离世的。这也使张学良在他的人生履历当中多了几分早熟。他在这种困苦的环境下，想问题、主事都比一般孩子早，而这种性格也体现在他追随父亲一起创业的时候。
到了张学良十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张作霖觉得应该找个教书先生来教他了，于是请来了一位名叫杨景镇的教书匠。杨先生的思想比较保守，出了一篇名为《民主国之害大于君主》的题目让张学良写。这明显就是认为民主是不好的，还不如过去君主统治，这是一种相对保守、落后的思想。张学良当时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见多识广，自然内心瞧不起老师这等保皇派，于是，他接了这题目就洋洋洒洒往下写——民主国之害大于君主，此乃坐井观天之论也！
杨先生因此气愤辞教。后来又请来的两位先生也都被张学良气走。张作霖对此非常无奈。在得势之后，他于沈阳开了个东北讲武堂，这便是东北军校的前身，该校对于培养奉系军阀官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奉系部队里头中高级官员绝大多数都在这里受过训练。当时东北讲武堂跟云南讲武堂（朱德总司令即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还有后来的黄埔军校，并称中国“四大军校”。
张作霖让儿子张学良进了东北讲武堂。自此，张学良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他后来在这里结识了不少一流的人物，甚至还得到孙中山的青睐，孙中山亲自提笔给他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字。也就是那时，张学良意识到中国唯有统一才能强大，军阀割据势必会导致国势衰弱，这也为他后来“东北易帜”打下了基础。
东北易帜与西安事变——张少帅展善变本色
1928年，出了件大事，日本鬼子跟张作霖的关系越来越僵。张作霖因为不愿将东北让给日本人，被日本人炸死。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全面接管东北军。
张作霖死后，日本人企图引诱张学良跟他们合作，张学良没有同意，而是在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东北易帜，归顺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换上青天白日旗。
有人说，张学良是因为自己无法独立对抗日本人，才投靠了蒋介石，但不管事实如何，张学良的改旗易帜使中国实现了短暂的南北统一。
当然，这种统一的基础非常不牢，后来1930年蒋、桂、冯、阎四派军阀打得不可开交，而那时候由于张学良东北易帜，大家都认为他跟蒋介石是一条心，可是张学良做事有时候让人捉摸不透。蒋、桂、冯、阎四派打仗的时候，蒋介石本以为稳操胜券，因为张学良的军队不是在后边吗？虽然在关外，但如果杀过来，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没想到张学良没听蒋介石的，在后边打阎锡山、冯玉祥，而是提出要调停。他要当和事佬，可把蒋介石给气坏了。所以张学良跟蒋介石的关系有时候挺微妙——有时候张学良还挺忠于蒋介石的，但张学良又每每在关键时候拆蒋介石的台——“西安事变”就是又一个典型事件。所以东北易帜之后，南北实现统一对蒋介石利好。
在蒋、桂、冯、阎四派大战中，张学良并没有在事实上帮蒋介石。1931年9月18日，是中国的“国耻日”，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可是张学良的部队没做一点儿抵抗就撤到关里去了。
东北丢失之后，全国的舆论压力对张学良很大，说他不抵抗日本鬼子，让东三省沦陷了，这才是后来“西安事变”的由头，因为张学良一辈子做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西安事变”。可以想见张学良干这个事情是有他的动机的。因为日本人对他来讲是家仇国恨摞到一块儿——他爸爸死在日本人手里，东三省都沦陷了，他承担了不抵抗的骂名。所以他特别希望全国上下能够一条心地抗日，打走日本鬼子。这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
有人说这事儿怨不着别人，是蒋介石的事儿，蒋介石找张学良说你现在打不过日本人，要出了这个事儿你就赶紧撤出来，撤出来以后有国际联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法这些国家操纵的国际联盟），去告日本是侵略，然后国际联盟会收拾它的，会主持正义的。但这个事情无论怎么说，张学良也难逃指责。后来张学良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曾经跟身边的人说，责任在他，他当时战略判断失误，没想到日本鬼子敢这么干，所以当时他没有在奉天。
由此可见，张学良对军事的敏感是不够的，对时局的判断也有误。那么这里边有没有蒋介石干预的可能呢？也完全有可能。而且张学良当时也可能抱着这样一种幻想——既然惹不了日本人，势力没人家大，真打的话，很可能败得很惨，那么就指望国际联盟主持公道，指望蒋介石关键时候拉兄弟一把吧，可是他没想到日本突然间发动攻击以及后来国际联盟在日本侵略事实前的软弱无能，这些最终让他背上了不抵抗的骂名。
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被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提到此事（日本NHK电视）时这样说：“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实际上，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
众所周知，当初进攻东三省的日本军队只有区区几万人，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30万，但热河还是轻易失守。得知消息之后，胡适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虽然张学良后来多次澄清，当时没有蒋介石“不予抵抗”的一纸手谕，但从整个抗战背景来看，蒋介石对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种默许态度的，主要原因是蒋对当时中国和日本悬殊的军事实力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倾向于忍让、不扩大事端，以争取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采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错的，它可以为国民政府保存一定的军事实力，以后从长计议。因此可以说，东北不抵抗是蒋、张两人的共识。史学家争论到底是张不抵抗，还是蒋没下手谕，并无实质意义。
“西安事变”千古秘密
张学良这个人有着浓厚的封建忠君思想，他认为既然承认蒋介石是老大，就得对蒋忠心，所以对“西安事变”这种犯上作乱、忤逆的事情，他内心极为抵触。后来经史学家考证发现，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其实应该是杨虎城、张学良，杨虎城是主谋，张学良是跟着混的。杨虎城和张学良两个人都爱国，都觉得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不能再打内战了，而蒋介石为了收拾共产党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是不对的，应该是先“攘外”然后才“安内”，不能是先“安内”后“攘外”，在这一点上他们跟蒋介石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但对是不是要在西安把蒋介石拿下，张学良和杨虎城还是有分歧的。因为在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前，杨虎城坚决要趁蒋介石来西安时将其拿下，张学良不同意，两人有很大分歧。但鼓捣到最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杨虎城发动事变，张学良没办法，两人是一起的，只好先把蒋介石拿下。很快，他们通电全国，兵谏蒋介石，逼蒋介石抗日。
张学良不是真的反对蒋介石。当时杨虎城的主意就是蒋介石此人反复无常，如果你不杀他，放虎归山，日后咱哥俩必然遭到严酷的报复，但是张学良誓死不干——为什么？他觉得这么做已经是犯上了！再把蒋介石杀了，他干不出这事儿来。所以当时杨虎城就说，将来可能遭到严酷的报复。张学良说宁可遭到报复，也不能杀他。那时候杨虎城的想法是不杀蒋也行，干脆让蒋下台，让那边另立个人，那李宗仁、白崇禧虎视眈眈的，可是张学良也没同意，马上亲自护送，说蒋介石不是答应抗日了吗？不打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所以跟蒋马上回南京，送蒋回去，而且到南京主动向军事法庭请罪。
当时李烈钧是军事法庭审判长，最后他判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利5年，而张学良也主动向蒋介石认罪，写忏悔书说有罪，不该以下犯上，这是张学良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虽然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但随后就被特赦，张学良并未服刑，却被长期软禁，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恢复部分自由。晚年，张学良对唐德刚隐隐透出对长期监禁生活的幽怨：“我最近发现一个事儿，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36岁，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张学良被监禁以后对“西安事变”的态度非常复杂，一直不愿谈，尤其不愿见记者，因为见记者，记者就会问“西安事变”的事。他曾对一位朋友说：“这要我如何回答呢？如果我说是受共产党的欺骗，显然是骂自己糊涂；如果说我是一时冲动，显然是骂我自己无能；如果说是老先生（指蒋介石）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没有承认错误，与我当时亲自护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愿不符。所以，我绝不能见记者，因为我怎么说都不行。”
“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活到101岁，就是不肯说出事变内幕，直到10月14日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老梁论成败
正如张学良所说，他的政治生涯，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后就结束了。他一生干了三件大事：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西安事变”。这些都能反映出张学良的性格：第一，他绝不是其父一样的强势军事长官，他没有太多的军事能力；第二，在关键问题的决策上，他常常优柔寡断，前怕狼后怕虎，算不上一个非常有担当的军事家。他不是政治家，更谈不上军事家，可是在乱世当中，把这样一个富家公子、一个“官二代”捧上了历史舞台。他没有办法，不决策也得决策，所以常常被别人所影响，被别人所裹挟，这是张学良的历史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