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游戏被应该称作批评性功能或理智这一因素的不断增长的力量扼制住了。这样，游戏就成了毫无意义的抑或实际上很荒诞的东西而遭到人们的拒绝；同时因批评之故，游戏的产生也不再成为可能。现在除了在偶然情况下之外，人们已不再有可能从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等等之中得到乐趣，除非成长中的个体碰巧感受到了那种像儿童的欢乐情绪一样解除了批评性抑制的快乐情绪。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去进行过去那种使人快乐的游戏。但由于人们既不愿意等待去从过去的游戏中获得快乐，又不愿放弃他很熟悉的乐趣，所以，他们便四处寻找使自己不依赖于这种快乐情绪的方法。诙谐的进一步发展都是在下述两种尝试的指导下进行的：一种是尽力避开批评；另一种是为快乐情绪寻找一个替代物。
这样就产生了诙谐的第二个预备阶段——俏皮话。现在的问题是，要延长从游戏中获得的快乐，不过，同时也要压制由不允许快乐情绪出现的批评提出的种种反对意见。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一种方法：即语词的毫无意义的组合和思想的荒谬集中必须要有意义。为了找到能满足这个条件的词语和思想群，诙谐工作的全部聪明才智都被调动起来了。俏皮话使用了诙谐的全部技巧方法；而且，语言的使用也没有把俏皮话和诙谐明确区别开来。俏皮话和诙谐的区别在于：逃脱了批评的那句话的意义没有必要是有价值的、新颖的，或者甚至是好的；只需要允许它能用这种方式被表达出来，即使它说的话是不寻常的、多余的或无用的，也未尝不可。俏皮话最显著的特点是把被批评所禁止的东西变成可能获得的那种满足。
比如，当施莱尔马赫把Eifersucht（忌妒）解释为mit Eifer sucht（急切寻求）Leiden schaff（引起痛苦）的东西的那种Leidenschaft（情感）时，他只不过是在讲俏皮话而已。18世纪在哥廷根教授物理（且爱讲笑话）的卡斯特纳教授，在讲课时间一名叫Kriegk（克里克）的学生年龄多大了，学生回答说：“30岁。”卡斯特纳随即大声说道：“啊！这么说我有幸见到30岁的战争（Krieg）。（克莱因保罗，1890）”这也仅仅是一个俏皮话。当有人问伟大的罗基坦斯基他的四个儿子从事什么职业时，他正是用俏皮话回答了问话者提出的问题：“两个heilen［heal］（治病）和两个heulen［howl］（嚎叫）（两个医生，两个歌唱家）。”这个回答是正确的，因而也是无可指责的；可它给括号里语词的表达并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显然，只是因为这种统一性和两个语词之间类似的语音可以产生乐趣，它才采用了另一种形式。
我想，我们现在终于清楚地看见了我们的研究道路。尽管，由于还原法的运用去掉了诙谐技巧并使诙谐的特点和乐趣也丧失殆尽，我们在研究诙谐技巧时受到了诙谐技巧不仅为诙谐所专有，亦为诙谐实质所依赖这一事实的妨碍。现在我们看到，那些被我们说成是诙谐技巧的东西——我们必须在特定意义上继续如此称呼它们——更确切地说是诙谐带来乐趣的资源所在；同时，我们还感到，为同一目的从同一资源中引出的其他程序并无丝毫令人奇特之处。作为诙谐特点的那个特殊技巧存在于他们的程序中，这些程序旨在保护运用这些产生乐趣的方法时免遭足以毁掉乐趣的各种批评所导致的拒绝。关于这一程序，我们一般没什么可多说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诙谐工作通过选择言语材料和选择允许昔日的文字游戏（play with word）和思想游戏（play in thought）能经得起批评考验的概念情境（conceptual situations）来表述自己；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用最巧妙的方法来使用词汇的每一特性和思想序列的每一组合。以后，我们将可能会通过一个独特的特性来描述诙谐工作（joke—work）；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马上解释怎样才能做出有利于诙谐的选择。诙谐具有保护形成乐趣的语词和思想序列不受批评的目的和功能——这已被人们看做是评价俏皮话的一个主要特征。从一开始，诙谐的功能就是解除内部抑制，并使那些由于抑制已经变得难以触及的乐趣来源恢复其生产能力。我们将发现，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这是诙谐的一贯特点。
现在，我们可以给“胡说的意义”［参见导言］这个权威们认为对认识诙谐和解释诙谐的快乐效果有很大意义的因素做恰当评说了。确定诙谐性质的过程中，我们曾建立过两个牢固的观点——诙谐继续进行快乐游戏的目的，和它保护这种目的不受理智的批评所做的努力——完全清楚地阐明了为何每个诙谐从一个角度来看似乎是无意义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则一定是有意义的，抑或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那是诙谐工作的问题；但如果它没有成功，那它只不过是作为“胡说”而遭到拒绝。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必要从由于诙谐的既有意义又无意义而引起的［无论是直接引起的，还是通过“困惑与启示”这条途径而引起的（第12页以下）］情感冲突中获取诙谐的快乐效果。我们也毫无必要深究；乐趣怎样才能“认为它是无意义的”和“认识到它是有意义的”这种变换中产生出来这一问题。诙谐的心理起因（psychogenesis）已经告诉我们，诙谐乐趣是由文字游戏抑或胡言乱语而引起的，同时诙谐的意义仅在于保护这种乐趣不受批评的压制。
在俏皮话中就已经用这种方式解释了诙谐的基本特征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研究俏皮话的进一步发展，研究它们怎样在倾向性诙谐中达到最高点这一问题。当俏皮话给我们提供乐趣时，它就会促进这一目的；而当它的表达并非完全无意义或无内容之时，它就心满意足了。倘若俏皮话所表述的是具有实质性的、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它就变成了诙谐。这样，即使是在最质朴的形式下也值得我们感兴趣的那种思想，就获得了一种本身就能给我们提供快乐的形式。我们必须假定，这样的一种联合肯定不会是偶然产生的；我们必须尽力去发现作为这种诙谐的结构基础的意向（intention）。我们早些时候进行过的一次（附带性的）观察将会把我们引上正确轨道。我们在上文中就已经说过，一个好的诙谐绝对会使我们形成一种整体的快乐印象，而我们却不能马上判断出快乐的哪一部分来自诙谐形式，哪一部分来自其恰当的思想内容。我们总是在这种区分上出错。有时我们因为欣赏诙谐所包含的思想而过高地评价其优点；相反，有时我们又由于该诙谐外表给我们极大快乐而过高估计其思想的价值。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令我们快乐，也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假定我们判断中的这种不肯定性的确存在，那么，在这个词的恰当意义上说，它确确实实提供了诙谐形成的动机。思想企图把自己隐藏在诙谐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注意它，它也才因此而变得更加重要、更有价值，不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却是这种隐藏可以把我们的批评能力弄得神魂颠倒、晕头转向。我们倾向于把由诙谐形式所产生的快乐归因于它的思想；而且我们也不再去查找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才使我们快乐，并且因而损坏一个快乐来源了。然而，倘若诙谐使我们发笑，那么它同时也会使我们建立起一种对批评最为不利的意向；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被迫产生一种很早以前游戏就能产生的情绪，并且诙谐就会尽可能地去取代它。尽管我们一直坚持，这些诙谐可以被称为单纯性的而不是倾向性的诙谐，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严格说来，只有俏皮话才是没有倾向性的——即是说，只有它才为产生快乐这个目的服务。因为即使诙谐所包括的思想没有任何倾向性，因而它只在理论上为智力兴趣服务，然而诙谐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毫无倾向的。诙谐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是：通过着重强调这个目的并保护它不受批评来促进这种思想。这样，通过坚决反对某种抑制的和约束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现在的批评性判断，它们又一次暴露出自己的本性。
初次使用那些不仅仅只产生快乐的诙谐为对它们的进一步运用指明了方向。现在，人们已把诙谐看做是一种有力量的心理因素：如果把它放到天平的这一侧或那一侧，其重量就显而易见了。人们用诙谐为心理生活的主要目的和本能服务。无倾向性的原始诙谐起初就是游戏，后来人们才把它与目的间接联系起来，人们头脑中所产生的任何东西最终都离不开这些目的。我们已经知道了诙谐在服务于裸露目的、敌意目的、愤世嫉俗的目的和怀疑目的时所取得的成就。在起源于猥亵语的淫秽诙谐中，诙谐通过那些使女人因为第三者在场而感到羞辱的言语而给第三者带来极大乐趣，从而使这个原本打算干扰性场面的第三者变为同盟者。在攻击性目的中，诙谐用同一方法把原来漠不关心的听者变成了共同仇恨者或共同鄙视者，而且通过这种方法纠集起一伙反对者来对付自己的敌人。在第一种情况下，诙谐用它所提供的额外乐趣克服了羞怯和体面这些抑制。在第二种情况下，诙谐摧毁了那种否则就会对辩论横加干涉的批判性判断。在为愤世嫉俗的怀疑目的服务的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下，诙谐一方面加强这种议点；另一方面则采用一种新的攻击手段，把听者已经相信的对种种制度和真理的尊严击得粉碎。如果辩论想把听者的批评拉到自己一边，诙谐就会设法把该批评排除掉。毋庸置疑，诙谐选择了在心理学上更为有效的方法。
在概述倾向性诙谐的成就时，更容易看出的是，大多数的显著成就都是通过诙谐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作用而臆断出来的。可是，更重要的是，理解诙谐在自己的创造者的头脑中，或用唯一正确的方法来说，在自己的想象者头脑中所起的那种作用。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提出过，——现在我们借此机会再重复一遍——我们应该尽力研究涉及到两个人之间的区分的诙谐的心理现象，目前我们可以暂时假定，诙谐在听者身上引起的心理过程，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该诙谐的创造者心理过程的模仿。听者将要克服的外部障碍与诙谐创造者的内部抑制相对应，而且诙谐的创造者至少有想抑制外部障碍的期望。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分明还存在着在倾向性诙谐中已经被克服了的内部障碍。例如，在N先生的诙谐中，我们可以假定，诙谐不仅使听者能通过侮辱而欣赏攻击性的乐趣，而且最重要的是能使他产生诙谐。在各种不同的内在抑制或压制中，有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它的影响最为深远，我们称之为“压抑”（repression），其功能在于防止冲动，并防止冲动的结果进入意识。我们将会知道，倾向性的诙谐甚至能够把快乐从那些已经遭受过压抑的来源中解放出来。假如可以用上述方法把对外部障碍的克服追溯到内部抑制和压抑的克服上，我们就可以说，倾向性诙谐比诙谐的其他任何发展阶段都更加清楚地表明：诙谐工作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去除抑制将快乐解放出来。诙谐要么通过为被压制的冲动提供帮助而加强它所服务的目的，要么全身心地为这些被压抑的目的服务。
我们或许可以承认，这就是倾向性的诙谐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还必须记住，我们并不了解这些倾向性诙谐是以什么方法运用这些成就的。它们的力量在于从文字游戏和被解放了的胡说的那些来源中获得大量快乐；但如果我们想要根据那些从没有倾向性的俏皮话中获得的印象来判断，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这种快乐的力量大得足以去除那些根深蒂固的抑制和压抑。事实上，我们这里所处理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力量的作用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释放问题。现在我并不打算讲我在理解这个情形时所走过的漫长的弯路，相反，我将尽力对这一情形作一个简短的综合性说明。
费希纳（1887，第1卷，第5章）已经提出了“美学辅助或美学增强的原则”。他是这样说的：“那些单个的见效甚微的快乐的决定因素，在彼此间不发生抵触的合作状态下所产生的快乐结果，比这些决定因素在各自孤立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快乐价值不但要大，而且要大得多，或者说其效果比各个效果的总和大抑或大得多。的确，只要这些决定因素联合起来，它们就可以产生一种实实在在的快乐效果，并能越过快乐的阈限而自由地流淌，而单个决定因素由于力不从心，却做不到这一点：尽管与其他因素相比，它们必须在产生快乐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出处同上，第51页，斜体字是费希纳的原话。）
我认为，诙谐的主题并没有给我们提供验证这条在其他许多美学结构中可以说明此原则正确性的机会，但是，我们已经从诙谐那里学到了一些至少已经很接近这条原则的东西，即在好几个产生乐趣因素的合作中，我们根本无法给每个因素分派实际上属于它的那一部分效果［见第94页］。然而，我们可以改变在这条“辅助原则”中所假设的情况，同时对于这些新的情况，我们则可以提出许多值得回答的问题。如果在某种合作状态中快乐的决定因素与不愉快的决定因素同时出现，通常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种结果所依赖的基础是什么？又是什么决定了该结果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呢？
在这些可能性中，倾向性诙谐属于一种特殊情况。有一种冲动或欲望总是在尽力把乐趣从某种特殊的根源中解放出来。假使不限制其活动，它肯定能做到这一点。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正好与之相反的冲动，它总在竭力反对——抑制或压制着乐趣的产生。正如其结果所表明的，这种起压制作用的冲动流必须比被压制的冲动流稍强一些，但被压制的冲动流却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而遭到任何破坏。现在我们不妨假定，出现了另一种通过同一过程但从其他的根源中把快乐释放出来的冲动，其意义与被压制的冲动极为类似。在这种情况下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