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中国现代散文始于“五四”文学革命。但在实现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以前，却经历了一段过渡。这之间，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对一切传统古文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晚清文体解放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
然而，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毕竟是在行进中的中国传统散文框架内进行的，只求浅白，尚没有自觉的文学美感追求，其语言究其实也只是浅近文言，更何况大批白话写作的优秀作品的出现才是白话文学成功的真正标志，而这个历史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五四”作家的肩上。
“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五四”散文则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五四”散文创作不仅文体品种丰富多彩，风格流派各领风骚，而且题材范围之广，作品数量之巨，名家之多，都是前所未有。这一时期产生了鲁迅、周作人等散文大家，还产生了朱自清、冰心、郁达夫等诸多名家，这些作家还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其他文学形式的创造，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气象。“五四”散文自觉而彻底的革故鼎新，使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实现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这一时期主要的散文流派和散文作家有：
《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
19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第4号开辟“随感录”专栏，中国现代杂文宣告正式创立。杂文是现代文学中最早兴起的散文作品，是议论时政的杂感短评的统称。继《新青年》“随感录”之后，李大钊、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李辛白主持的《新生活》，瞿秋白、郑振铎主持的《新社会》，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开辟了“随感录”专栏。另有一些进步报刊纷纷设立“杂感”、“评坛”、“乱谈”、“杂谭”之类的栏目，形成杂感文学创作浪潮。其中最具影响的还是《新青年》作家群。他们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而以“周氏兄弟”的杂文最具代表性。
李大钊（1889—1927）的杂文正气凛然，文风刚劲。思想崭新精辟，说理透彻酣畅。他的《青春》《今》《太上政府》各篇，或发出震聋发聩的时代强音，或进发着昂扬奔放的改革激情，或燃烧着熊熊的讽刺火焰，都有一种阳刚美。陈独秀（1879—1942）是“随感录”文体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杂文以爽快犀利，感情炽烈著称。其《偶像破坏论》《懒惰的心理》《法律与言论自由》等篇，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下品的无政府党》《反抗舆论的勇气》《青年底误会》等篇，激烈畅达，快人快语。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首创者，他这一时期的每篇杂文几乎都有着一言九鼎的影响力，如他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写得理直气壮，豪气逼人。钱玄同（1887—1939）的杂文与陈独秀的杂文相似，其文风汪洋恣肆，豁达爽朗，吐泻无余。《随感录四十四》《随感录四十五》《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等篇，从不同侧面展示出其新文化运动一员猛将的本色，和当时激进的阅读心态不谋而合。刘半农（1891一1934）作为《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展示的是他活泼勇敢，打了几次大仗的风采。他的散文同时还注重艺术性，泼辣风趣，神采飞扬。《奉答王敬轩先生》《作揖主义》以及稍后的《半农杂文自序》等篇，都坦诚爽快，寓庄于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的语言简洁明快，活泼生动；善夸张，好反语，富想象，讽刺性强。读来畅快轻松，又不失思辨的力量。
“随感录”作家群奠定了杂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他们适应“五四”批判封建文化和建设新的思想文化的需要，对现实做出敏锐的反应。虽然每位作者的杂文大都是应时的急就章，不见得如何缜密漂亮，却有着浓厚的论战色彩，充分体现了“五四”的青春精神和个性解放的特色。诸家散文各以不同侧面，展示了开创现代杂文的丰富多彩的局面，形成了“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对峙。
“语丝派”及“语丝文体”
1924年11月，《语丝》周刊创刊于北京，由孙伏园等人编辑。聚集在《语丝》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因倾向趋同和格调相近而被称为“语丝派”。作为现代散文的一个重要流派，它与《新青年》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继承了“五四”“随感录”进行社会批评、思想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传统，执著地坚持思想革命。鲁迅、周作人是“语丝派”的核心作家。从创刊到终刊，鲁迅相继发表有不同体裁的作品140余篇，他的《野草》全部都是在《语丝》刊登的。因此，“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曾封他为“语丝派主将”，急进的青年们也尊他为《语丝》的“指导者”。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过300多篇著译，他的《雨天的书》《谈虎集》（上、下）《谈龙集》《泽泻集》《永日集》等散文集中的不少杂文，都在《语丝》上刊登过。《语丝》的《发刊词》也是周作人所写，其中谈到了刊物的宗旨和特点：
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枯燥，思想界太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不期望这于中国的生活或思想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
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着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面努力。
《发刊词》除了公开声明刊物作者思想上的异同处，还指出：
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在得到学者的援助时，也要发表学术上的重要论文。
《语丝》上发表的作品确实以杂文为主，但也涉及其他文体，形成了具有一定共同特色的“语丝”文体。其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事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语丝文体”的整个风格泼辣幽默，不仅具有政论的主题，又有强烈的文艺性，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开一派新风。
林语堂是仅次于“周氏兄弟”的《语丝》撰稿人，是最热心提倡幽默小品的散文作家之一，这一时期著有散文集《剪拂集》，20世纪30年代他的创作进入高峰期。《语丝》的撰稿人还有钱玄同、刘半农、江绍源、孙伏园、孙福熙等。这些人多是有成就的知识分子，有的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宿将，有的是报刊编辑，还有不少人在高校任教。其中孙氏两兄弟的创作除杂文以外，还是抒情小品佳作的代表。代表作分别是《伏园游记》《山野掇拾》等。
孙伏园（1894—1966），原名孙福源，笔名柏生、松年、伏庐、桐柏等。浙江绍兴人，散文家。他的散文以描绘世态人情为主，对黑暗社会多有揭露。其散文作品除这一阶段于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的《伏园游记》外，还有1944年作家书屋出版的《鲁迅二三事》，记述了与鲁迅的交往及师生友情。
孙福熙（1898—1962），字春苔，笔名丁一、寿明斋等。浙江绍兴人，画家、散文家。他的散文多以画家的眼光和笔法，观察和描绘中国及世界各地的自然风景和社会生活，文笔细腻委婉，色彩鲜明。其这一时期的主要散文著作有《山野掇拾》《归航》等，另有散文集《大西洋之滨》和小说集《春城》等问世。
“语丝派”后来朝两个方向发展，就文体特征而言，一派继承了杂文的战斗精神，而另一派却更注重散文的艺术性，走向纯散文。
“现代评论”派散文1924年12月，《现代评论》在北京编辑创刊。围绕该期刊出现了“现代评论”派。该派成员大都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向往和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其政治倾向和创作的思想取向与鲁迅以及部分“语丝”派成员相对立。“现代评论”派的中心成员有徐志摩、陈西滢等。徐志摩本是新月派的浪漫诗人，他的散文也同样具有诗一样的流动性。他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开头这样写道：“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感情”和“自由”给他的散文添了两翼，于是他便“想飞”。他的散文《想飞》这样写道：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地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待。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他还有一篇散文名作《“浓得化不开”》，共同构成了其散文自由灵动、华丽繁复的风格特点。《北戴河海滨的幻想》《翡冷翠山居闲话》都属此类。
梁遇春写有一篇纪念徐志摩的散文《吻火》，讲徐志摩称拿一根纸烟与别人的纸烟接火为“Kissingthefire”（吻火）。文章最后写道：“这一回在半空中他对于人世的火焰作最后一吻了”。徐志摩散文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是“在半空中”的、远离时代的，这也显示了其精神境界空虚的一面。正如他在《北戴河海滨的幻想》中写的：“幻术似的灭了，灭了，一个可怕的黑暗的空虚”。而最能代表“现代评论”派特色的是陈西滢。
陈西滢（1896—1970），原名陈源，字通伯，江苏无锡人。散文家。少年时就渎于上海南洋公学，1912年赴英国留学，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兼教授。1924年与胡适、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为主要撰稿人，除发表译作外，在该刊“闲话”栏发表杂文。1949年至台湾，任立法院院长。剧作有《自救》《密电码》《杀敌报国》等，论著有《三民主义文论》等。1966年后定居伦敦。
陈两滢是“现代评论”派的“闲话家”。他把这一时期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结集为《西滢闲话》，于1928年由新月书店发行。《西滢闲话》大概可分为文艺杂话、个人杂感和社会批评等部分，内容比较复杂。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指名道姓地说：
陈源教授痛斥“语丝派”的时候，说我们不敢直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便由于这一点。但是，叱巴儿狗险于叱狗主人，我们其实也知道的，所以隐约其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费些力气，不能直接痛快，就得好处而已。
可见当时他和“语丝派”的对峙状态。整体上，陈西滢站在贵族化的立场上，在杂文中攻击学生运动，在“五卅”惨案、女师大事件中装出一副公允的面孔替当权者张目。诅咒女师大是“臭毛厕”，攻击鲁迅等是“土匪”，如《臭毛厕》《吴稚晖先生》等篇。陈西滢主张对现实实行温和的批评，这在当时无异于隔靴搔痒，如《线装书与白话》《中国的精神文明》《行路难》等篇。陈西滢的杂文追求典雅大度、平和公允的艺术风格，意幽而不晦，笔曲而不诡，曲幽之间，行文流畅，言之有理，论之有据，自有一种幽默感，有一种绅士风度，表现出其在西方文学方面的修养。也有，一些抒情散文如《南京》《哀思》等在当时曾受到好评。
文学研究会及其风格相近作家的散文
现代散文中另一类小品散文亦即“美文”的出现要晚于现代杂文。1921年6月，周作人作《美文》一文，发表在《晨报》上，首次从理论上开始倡导。他指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治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在他的倡导下，这一时期产生了好多叙事和抒情的散文小品，出现了一大批风格独具的散文家。大致说来，持缜密、漂亮风格的，比冲淡一派的人数为众。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大文学团体的主要作家大都属于此列。从而不仅打破了白话不能作美文的迷信，而且显示了新文学的特长。除鲁迅、周作人外，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可以说是群星灿烂。冰心、朱自清是这一脉的代表作家。梁遇春、许地山等散文家的散文也都接近这一风格，但又各异其趣。
梁遇春（1904一1932），笔名聪驭、秋心等，散文家，福建福州人。1924年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同时发表散文，并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所译《英国小品文选》《英国诗歌选》等为当时的青年所推崇。1928年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1929年回北京大学英文系管理图书兼任助教。所作散文多剖析社会，探索人生，感情真挚热烈，文笔活泼恣肆，具有浓郁的诗意和哲理色彩，表现了对新生活的执著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