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中兴以来，昔日的草原霸主——匈奴经过内乱、天灾等连番打击，虽然已经渐渐不复当年的声势，但却依然在帝国的北方维持着相当强劲的实力，草原乃至部分西域仍是匈奴为尊的地方。
西域本来在前汉时就已经内附，受到西域都护的节制，后来中原发生大规模动乱，汉廷无暇顾及西域，诸国又因为遭到王莽贬爵而心生怨恨，便纷纷转投在趁势西进的匈奴麾下，西域也因此与中原暂时断绝了交往。诸国之中惟有莎车国最为强盛，不肯依附匈奴。
莎车国王延在前汉孝元帝的时候曾经在京师当质子，因此爱慕中原文化，仿照汉家制度治国而使国家变得强盛，他感恩戴德之下，便常常告诫子孙要“世世代代侍奉汉家，不可背弃”，死后被中原谥为忠武王。
建武初年，其子康在没有汉廷的支援之下，继续率领邻国抵御匈奴的攻势，拥卫着故都护的吏士、妻子等千余口人，并檄书河西，探问中国的动静，自陈思慕汉家。此时的中原却尚未一统，还无力经营西域，于是在建武五年（西元29年），河西大将军窦融便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使其代汉廷掌管西域，五十五国全都归其辖领。
建武九年，莎车王康去世，被谥为宣成王，他在历史上是被汉朝予以谥号的两个国王之一，另一个获得这项殊荣的就是他父亲延了。之后他的弟弟贤继位称王，发动兵马攻破了拘弥国、西夜国，皆杀了他们的国王，而立其兄康的两个儿子为王。
建武十四年，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一块儿派遣使者到京城进贡，并有“西域为匈奴重敛所苦，皆愿归属汉，请恢复设置都护”云云，天子刘秀以天下初定为理由予以婉言拒绝，只是命葱岭以东的诸国都归贤管辖而已，于是西域从此开始再度与中原朝廷来往。
建武十七年，贤又遣使奉献，再度请立都护。天子刘秀与大司空窦融商议后，认为“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忠诚之至，应封赏名号以镇安其心”，于是便赐予贤西域都护的印绶，以及车、旗、黄金、锦绣等物。敦煌太守裴遵知道后上书反驳道：“夷狄不可假以大权，且如此做还会令诸国失望。”天子觉得他说得好有道理，便改赐贤以汉大将军的印绶，并要求收回都护的印绶。虽然大将军的职权远在都护之上，但西域诸国却只承认都护，这个倒也不能怪人家死心眼儿，这叫心眼儿实，因此莎车使者不肯交换，裴遵便迫而夺之。贤因此开始对汉室心生恨意，却仍然诈称作大都护，移书与诸国，诸国信以为真，便尽皆服属，称贤为单于。贤从此更加骄横，对诸国重求赋税，并数次攻打龟兹等国，诸国都因此而感到愁惧。
建武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六国一起遣子入侍，贡献其珍宝，等见到天子时，都流涕稽首，希望求得都护。天子因为中国初定，北疆仍然多事，皆遣还其侍子，仅仅是厚加赏赐而已。当时，莎车王贤感觉自己英明神武、兵强兵壮，便想兼并西域，于是攻势越来越猛烈，诸国听说都护不来，而侍子也都被遣返了，简直要被吓死了，便向敦煌太守传书，希望能将侍子留下来给莎车看，使其认为侍子既然被留下，都护也很快就会到了，但愿其会因此而暂时罢兵。裴遵据实上奏，天子许之。
未久，贤知道都护不会来，便写书文给鄯善王安，令其断绝通汉之道，安不听并杀了他的使者，贤大怒，发兵攻打鄯善，安迎战，兵败后逃入山中，贤杀略了千余人而去。同年冬，贤又攻杀龟兹王，因此兼并了龟兹国。
鄯善、焉耆等国的侍子长时间待在敦煌，却又于事无补，忧愁思乡之下，皆逃归故国。建武二十二年初，鄯善王上书说：“愿再次遣子入侍，更请都护，若都护还不来，就只能投靠匈奴了。”
天子本想让他们自便，皇太子刘庄进谏道：“秦末以来，匈奴称雄于北疆，奄有西域，恃其强横，时常寇边，为中国大患。孝武帝、孝宣帝及孝元帝耗费无数钱财人力，用了近百年之功，方才收服西域，折断了匈奴这条右臂，后来更有陈汤、甘延寿万里建功，击斩郅支单于，西北边疆赖此有了数十年安宁。后来新莽乱政，贬抑诸胡爵位，致使西域离心，匈奴呼韩邪一脉也复叛而西略，当时唯有莎车王父子兄弟等心属大汉、敛众抗拒。中兴以来，诸国更是多次遣使归附、求请都护，陛下皆以中国初定为由不许，数年前更因都护之称，使莎车王怨叛，攻并诸国。西域局势混杂，远离中原，当此国力疲敝之际，似乎不宜干涉；但如今莎车与汉不睦，匈奴也曾助卢芳叛汉，二者皆号强盛，威凌西域，若一旦并势，携诸国之力寇边，则北疆自辽东至敦煌，便无宁日了。因此，不如遣良将乘间制衡，御敌于国门之外。”
皇太子本叫刘阳，生于建武四年，脸型下方上尖，颈项赤色，与传说中的尧帝类似。异常地聪慧，十岁时便能通晓《春秋》，天子对此也感到惊奇，少年时期更是才略出奇，曾多次对国事提出真知灼见，如“洞悉度田内情”、“遥断敌情”等，言无不中，于建武十九年被册立为太子，改名刘庄，当时的乐人用诗歌四首来赞扬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轮》，其三曰《星重辉》，其四曰《海重润》。
却说一众开国将领，早就有统兵出塞、击破诸胡之志向，如马武、臧宫等人，更是常常击剑抚掌，想要驰骋于伊吾之北，曾多次上书请命，天子却一概不允许，并下诏息兵休民。诸将尚且不死心，当下听闻太子此论，便纷纷附议，各自请命。天子本来对太子是甚为宠信的，以往的谏言几乎尽皆听从，但唯独于武事一途会踌躇再三。须知天子素来崇尚文事，但荡平中原时却不得不久在军旅，由此深知刀兵之害，早就对此感到厌恶了，再加上此时天下疲耗，亟待休养，故而一力主张偃甲息兵，志在整备政务，因此虽然觉得太子所言在理，却仍不愿出兵。
卫尉窦融察知天子是在忧心国力，便适时出奏道：“启奏陛下，今有太学生班超诣阙上书，声称有安边妙策，可不费中国财力，其封事在此，请陛下过目。”
听闻此奏，大殿中为之一静，天子也不由得有了兴趣，便命中官将封事呈上，天子展开观之，封事大略是：
“听闻陛下将因国力疲敝而放弃西域，窃以为不必如此，今有二三愚见，特与陛下斟酌：
匈奴觊觎中原已久，且寇掠成性，如今我以五原为边郡，则寇我五原；若退守至西河，匈奴势必也会进寇至西河，彼时五原非复汉有，西河又临兵祸，如此，岂可再退乎？且观匈奴之性，欺软怕硬，不善逆战，胜则高歌猛进，败则作鸟兽散，对此正当予以迎头痛击，重申国威；听闻此时匈奴遭遇天灾，军势渐衰，正是用兵之时也，此其一。
当初孝武帝凿通西域便是为了对付匈奴，既然如今匈奴声势复盛，且又进略西域，则可知西域之不可弃也，此其二。
前汉费无数心血、财力方才收服西域，后来虽因新莽而叛，但中兴后仍是人心思汉、争相归命，若执意绝之，恐怕会使诸国寒心，并将为日后西进徒增磨难；如今匈奴虽然猖獗，却正困于天灾，莎车虽号称强横，却以暴政兼并他国，诸国吏民不堪其苦，皆翘首以盼王师，此正是进兵之时也，此其三。
如今尚有十余国诚心归汉，诸国皆有兵马，并且民心可用，若遣良将屯田于轮台、伊循等水草丰美之地，统御诸国兵众，教之以上国耕战之法，当可得数万精锐，再外借乌孙、康居之兵势，北向则可以争伊吾卢地以拒匈奴，南向则可以讨南道诸国以平莎车，进而虎据伊吾卢膏腴之地，扼守此西域门户，如此以来，则西域不难平定也，此其四。
建武初年，因边地凋敝、田宅荒废，新息侯曾建策屯田，效法前汉赵充国故事，以备羌胡之患，陛下又因军众过多，钱粮损耗无度，遂于边郡广设屯田校尉，掌军屯、民屯之事，至今已历十余年，边地甚得其利，府库充盈，人口滋殖；如河西五郡，早在安丰侯视事时便已能足兵足食，如今更可称得上富庶了。故此次出西域，可以不必劳烦朝廷上兵，只用屯田兵充任足矣，此其五。
臣家世居扶风，本来是关中形胜之地，然而自新莽篡逆以来，扶风常被兵戈，先王宗庙亦不能免，胡虏猖獗乃至于斯，三辅尚且如此，凉州可以想见。家父为避兵乱，不得已四处辗转，所过之处，满目苍夷、十室九空，闻者莫不泪凝神伤，不意汉家子民竟遇祸如此！后新息侯平定羌乱、建策屯田，边郡皆赖陛下仁政而渐趋安宁、繁盛，由长及幼，莫不铭感五内、歌功颂德。臣少长关中，深知胡人贪狠之性，其寇掠之势绝非退让所能避免，且安土重迁乃是黎民之性，若强令内迁，州郡望风承旨催逼之下，恐怕难保周全，由此所亡失之性命、财货，亦将更甚于兵祸；况大汉自高祖以来，声威震于四海，已历二百余载，方今夷狄贪婪狡诈，欲乘敝进犯，我愈弱，则贼愈狂，故应临之以天兵，使猾虏知侥幸之害！今国家不乏精兵良将，正应首虏于边野，明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此其六。
此非穷兵黩武，实是一战宁边之机也，陛下其察之。臣超年弱，识见浅薄，谨顿首以闻。”
天子看完后，见封事中颇有些指责“息兵政策”的意思，不由得龙颜微怒，心中想道：“天下疲敝已久，朕罢兵息民、不启边衅，竟反为缪也？”遂打算召班超上殿责问。
但天子毕竟一向睿智，且成长于乡野之间，更曾亲历乱世，四处征伐时的所见所闻犹然历历在目，略一思忖，便知道班超所言不虚，一时间不免感触良多，喟然叹道：“朕爱惜民力之举，不意竟贻误至此！朕之过也。”言下颇有唏嘘之意。天子虽然已有五十余岁，但一向精神矍铄，不显老态，此时信心动摇，顿显疲惫，众文武见一向英明神武的天子如此神情，一时错愕，竟不知如何劝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