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关大妈，大约是在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具体的时间已经记不清楚，总之是在一天晚上，刚吃过晚饭，进来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中年妇女。母亲让我叫关大妈。我就叫了。“这孩子，真懂事。”关大妈伸伸手摸摸我的头，这样夸我，然后坐下来跟我母亲聊天。
我对于大人们的谈话一向没有兴趣，认为他们是惯于拿无聊当有趣的。但我又不愿意写作业，因为作业的存在是错误的，那是老师们惟恐我们高兴而布置的无聊陷阱。我才没那么笨呢，明知道是陷阱还往里跳？
于是我就打量起这个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关大妈。她穿着一件短袖的确良褂子，颜色好像有点灰，或者还有点白，裤子是平常的青色，一双黑皮鞋。黑皮鞋的发现让我有点惊讶，因为那个年代，在我们村子，像她那个年龄的普通妇女是没有人穿皮鞋的。这个发现一直使我困惑了好几天才终于从母亲的口中了解到答案：她原不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而是做过干部的，是他们原来那个村子的妇女主任，还是个党员。这让我在一段时间里对她产生了不大不小的尊敬，觉着她是个人物了，虽然这尊敬并没有维持了多久就变成了愤恨。
关大妈看见我的样子，好像觉出了我的无聊。她说我不妨去她家跟她的儿子关伟——妈妈说我应该叫他哥哥的——玩一会儿。她说的时候，眼光是忽闪着的，好像眼睛带着笑，声音很铿锵却也相当和蔼。总之，她给我的感觉是很新奇的。妈妈也赞成我去，或许是为了表面上的客气，她温柔地说：“去吧，你关伟哥哥一个人在家呆着没意思，你去跟他认识认识，顺便说说话。”我就问关大妈家住在哪里，怎么走。妈妈笑着说：“瞧这孩子，怎么傻乎乎的，不就在村东头吗？”
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就是妈妈昨天说的，刚从西乡搬过来的那户人家呀。他们的房子盖起来好多年了，却不见来住，直到让房顶上长出草，也真够奇怪的。我猜想，他们一家一定很古怪。
关伟果然古怪。他在我的印象里，一开始是个老实巴交的好孩子，他总是两手捧着一本什么书在看，有模有样的，好像真的能从书里学到什么东西。他的老师经常夸他学习积极认真，长大后前途光明。然而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所以老师只是号召大家学习他的这种对待学习的态度。我琢磨着他这是让老实害了，老实使他愚蠢、笨拙，至少不会变聪明，所以我从他身上得到的经验是：老实是让人变得愚蠢的罪魁祸首。
但随后我就发现，他不是普通的老实，实在是老实的可恶，老实的无耻，老实的彻底无药可救。他从来不跟女生说话，如果仅仅是不主动跟女生说话也就罢了，就连女生主动找他说话的时候，他也尽量地能躲开就躲开，仿佛女生们是什么肮脏可怕的东西，惟恐避之不及；实在躲不开的时候，他就很小心地答应一声，声音小的仿佛一只害羞的母蚊子，脸红得立刻抵得过长满青春痘的猴屁股。
这样的人，我当然是耻于交往的。但我终于没有与之断绝关系的原因是后来我发现他竟然藏有不少好书——我是一向将老师反对我们阅读的书称之为好书的。这些书以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名著居多，也有一些琼瑶的言情小说。他是很不愿意将这些宝贝书借给我看的，直到我要挟要告诉他妈。我知道关大妈对他的厉害，迫不得已出此下策，其实也并没有当真。可能他鉴于我的为人，相信了我的恐吓而又没有什么办法，眼睁睁看着我将他的宝贝们一本本绑走。我推断每次我将他的书夹在腋下扬长而去后，他一定会趴在床上像个女的一样无声的哭上半天。说来好笑，有时我去找他借书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想看书，而仅仅是想在离开后又迅速折回去看他有没有伤心地哭，以及他哭起来到底是不是像个女的，以便证明我的推断。
我的推断始终没有获得足够的证据，但我不死心。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飞快地读书，目的是赶紧再去要挟他，然后乘机侦察他。也就是那段时间，我得以读到了许多好书，从中领悟到无数做人的道理和追女孩子的诀窍。我总结出做人的道理和追女孩子的诀窍是相通的：脸皮厚和不老实。我就纳闷，为什么他同样也读这些书，为什么就没有发现这些——清楚得如同和尚头上的虱子一样的——做人的道理呢？我归结为是因为他太老实以至于太笨，也正好衬托了我是多么聪明。
因为他的古怪，所以他没有什么朋友，除了我因了那些书的缘故还能跟他套套近乎以外。我猜测他的古怪是因为他的妈，也就是被我们称呼为“关你屁事”的关大妈。
她这绰号的来源，是因为她太爱管我们的闲事。关大妈为人并不坏，甚至还颇有人缘，当然不是跟我们这些下三烂的小兔崽子们有人缘。不管我们村子的哪些个孩子，只要让她瞅见了不良的行为，譬如将五保户大爷的老母鸡赶到河里游泳了，去谁家的菜园子里偷西红柿踩折了豆角架了，抱了场院里的稻草在河沿上烧偷来的花生、红薯等等，她一定会将我们像赶鸡一样地吆喝起来，并随即向我们的父母告状，导致我们遭受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暴打，结果是屁股开花。每当那时，我们一律忘记了她平时是怎么夸我们乖巧可爱，忘记了她怎么将煮熟的花生玉米塞到我们的手里等等好处。那无疑是怕我们报复她而勉强施舍我们的一点点小恩惠，根本无法弥补我们因她而承受的痛苦。我们怀疑她的好人缘正是因此而得到的，认为成了她手里讨好卖乖的工具和牺牲品。因此，愤愤不平却又无计可施的时候，背地里给她取了这么个外号。
当然，我们淘气的队伍里是从来没有关伟的，因为他被关大妈勒令不许跟我们一起玩闹，因为我们是一群坏孩子，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而他则被关大妈期望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栋梁，是要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的。
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像关大妈那么苛刻，以至于相当长的时间里让我怀疑关伟是不是她的亲生儿子。我的怀疑当然是无法找到根据的，怀疑而已。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关大妈打关伟的屁股，依然感觉到了那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苛刻，不是身体遭受疼痛的苛刻，而是精神上遭受摧残的苛刻。关大妈几乎完全限制了关伟的课外时间。只要不上学，只要没有农活可做，关伟就必须要在家里耗子一样乖乖地窝着，不许出门，不许跟别的孩子玩闹。至于让他呆在家里干嘛，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怀疑是逼迫他念书学习之类。可是关伟的学习成绩并不好。
关伟也确实听话的可以，从来不尝试着违背一次母亲，总是在放学后一个人孤独地背着书包，急匆匆往家赶，好像晚回去那么一分半秒的就会被他妈撕了。有时候，我们在放学的路上拦住他，吆喝道：“关伟，跟我们玩儿吧。”这个比我大了两岁，高了一级的关伟就可怜巴巴地说：“我妈不让。我要回家。”
我们理所当然地瞧不起他这懦弱的样子，也不知是生他的气还是生******气，总之就一齐生了气，拿着他一顿打。当然也不是真打，至少我们觉着没有真的使劲儿打。可是倒霉的关伟往往就哭了。
这个关你屁事的关大妈有一段时间引起了我们的公愤。据说在那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中有不少人经常在梦里见到她像鬼一样披头散发出来吓人。为了出气，同时一壮英雄豪杰胆，我们用麦秸、绳子和棍子绑成一个草人代表她，一齐向之吐口水，撒尿，浇臭烘烘的大粪汤或者放火烧，随后则齐声痛骂她是恶毒的老妖婆，多管闲事的关你屁事。这个仪式我们不厌其烦地做了好长一段时间，每每进行的时候，也就替关伟不平。想他实在是可怜，好好的一个英雄豪杰就这么毁了，毁在一个恶毒的妇人手里，世界上最可怕的事也莫过于此。从此，我们人人都庆幸自己不是从她肚子里爬出来的。
后来，就有传说她神经病了，说她时常在家里撒泼打滚，口吐白沫。我是没有亲眼见到，但煞有介事的描述又不像谣言。我曾经试着问过母亲一回，被母亲痛骂一顿，“小孩子胡说什么，你关大妈是有头疼病，并不是发疯，别听别人瞎传。”我也就不再问，但终于知道关大妈还是有病的。头疼病可能跟神经病不太一样，但总是很接近的吧，我这么想。我的伙伴们也都这么认为。
至于关伟的父亲，我是叫做关大爷的，是连个屁都在人前放的，就是这么个人。
我挪了挪滚烫的屁股，以便坐着更加舒服一点。我从小就睡在炕上，跟着母亲，一直到我上了中学。可是我始终不能习惯在炕上盘腿坐着。母亲说我没有享福的命。我却不已为然，坐在炕上，竟然被她当作是一种福气，不能说不是一种笑谈。而他们老俩口竟然在三伏天里都不舍得从炕上挪下来，也堪称执拗了。
我隔着隔窗盯着立在外屋走道里的豪华大落地钟，钟摆有节奏地摆动，指针缓缓地移向午夜。我在去年元月将这个气派的家伙买回来，原本是作为送给猴头的夜总会开业庆典的礼品，但被母亲拦住了。她固执地认定送礼是不能送钟的，那与家乡的一种传统相冲突。我只得作罢。这个座钟搁在这里与周围的环境相比委实滑稽，完全是一种现代与古老的对立。母亲对这个大家伙爱惜的很，按时上弦，除尘，都一丝不苟。由于它的突兀，小女儿每次来都要将它戏弄一番。她喜欢它头顶上那个躲在洞里不时跳出来报晓的小公鸡——那其实是只布谷鸟，母亲跟她说是只小公鸡，她也就信以为真。父亲嫌这座钟太闹哄，几次让我拉走。但母亲喜欢。
指针缓缓地移动，小公鸡就要出来打鸣了。母亲不知道在罗嗦些什么，她的语调一如往昔般安详。但我却有些走神，并没有在意，只是紧紧地盯着指针的移动，甚至在心里都感觉到了生命在小心翼翼地行走。母亲突然扭动身子，看看座钟，回过脸冲我温柔地说：“早点儿睡吧，”我含糊地答应了一声，又听见了母亲的嘱咐，“明天记着早起，别等关伟一家来了，让人家笑话。”
我起身下炕，跟母亲说不用下来了。母亲还是从炕上挪下来，一边穿鞋一边问我：“明天你不去接她们娘俩？”我表示不用。她其实知道我的妻子自己开车，只不过随口这么一说。我慢慢地往门口蹭，在门口终于听到了报时鸟“咕咕”的欢叫。我暗自松了口气，尽管我根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憋着那口气。母亲下炕将我送到门口，直到目送我进到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