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由戴单眼镜的外交家加藤高明组成新内阁，此人在十年前曾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新内阁把陆军的清洗当作一项例行的经济措施而满不在乎，而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普选法的新问题方面。自1902年以来，所有的日本自由党人都在为取消3日元的人头税而斗争。这时加藤首相和裕仁表明态度，赞成取消，同时又赞成把全体选民从330万人增至1400万人，使25岁以上的男人都有选举权。保皇派的报纸却捏造了一些反对增加普选人数的极端守旧的评论员写的文章，于是一场无中生有的大论战充斥于报纸的头版上。
当全国的注意力被转移时，陆相宇垣却站在一边没有受人注意，他表面上是对陆军进行“裁军”，实际上他正在军官团中进行一笔复杂的讨价还价的交易，通过这笔交易，所有最重要的长州藩将军连同一批经过选择并给以补偿的萨摩藩将军和其他藩族的将军均自动辞职。约有2000名军官被裁减，另外在一开始似乎有8万名左右士兵与他们一起退伍。第13、第15、第17和第184师团被宣布解散，但这些师团中的许多中队和大队则不予触动，待命处理。当许多长州藩族的军官退伍后，他们的部队重新被分配去充实还保存着的师团，或到新成立的辅助部队去充当军官。当这项工作结束时，只有33894人和6098匹马被裁出陆军，原来看来要退伍的46000多名士兵重新被编入部队。
此外，强制军事训练时间被缩短到六周，以便万一在全国动员时，政府能为每个男青年提供一些靠得住的基本训练。为了弥补训练时间的不足，组织了有1200名教官的陆军教导团，其成员被分配到著名的高等学校和预科学校。体育教官保证每个青年在服役前要学好尚武精神的原则、列队操练、军刀和步枪操练。他们通过对教职员的恫吓威胁，在以后几年中将逐步严密地控制课程，于是，日本的教育就成为一种教条口号式的平淡乏味的教育。
当陆军改组计划逐步地一个营一个营地展开时，被裁减的长州藩军官在私下大发牢骚，但在公开场合，竟不可思议地毫无怨言。这种沉默，一方面的确纯应归因于日本士兵遵守命令和纪律；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三羽鸟”所制订的人员计划的高明。他们在开始改组时，已把裕仁的年轻军官党羽分配到所有最要害的岗位。“三羽鸟”中为首的永田铁山在1924年，亲自在行将撤销的一个联队中担任了四个月的军官，该联队驻于长州境内，由长州藩族的军官担任联队干部。他巧妙地使用政治权术，防止了该联队士兵所策划的一场哗变。
到了1925年3月，当撤销四个师团——四幅先辈在其周围牺牲的神圣战旗——的消息最后公诸于众时，裕仁皇太子的地位已经如此巩固，以致他在贵族院的宠信们得以在普选法案上加上一条附款。当普选法在1925年5月5日获得通过时，它的支持者还保证投票赞成治安维持法。这个功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诸裕仁的老大哥，那个瘦长衰弱的藤原族近卫公爵，此人在10年之后，也就是在攻占南京期间以首相身份主管日本政务。这个法案被人攻击为“危险思想法”，因为它使警察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来镇压持不同政见的人。它于1925年5月12日在议会没有经过多大辩论就通过了。这是通过普选法后一星期的事。15年后，它将使近卫公爵得以把普选改变成普遍协议，从而组成了一个虔诚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单一大政党。
日本民众所期待的普选法案，1925年2月29日终于通过立法程序。根据普选法案，选举权中废除纳税额的限制，因而使具有选举权的公民由330万人增加到1250万人。法案规定年满25岁的男子有选举权，30岁以上的男子有被选举权。但是“接受救济的贫民”和“未有固定住所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原先，法案规定只要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就有被选举权，除了“接受公费者”例外。枢密院则将被选举者的年龄提高为30岁，并且增加上述两项限制。
根据修正后的法案，凡是接受家庭资助的学生，以及寄住在亲戚家的人，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此外还附加一项政友会的修正案，当选人若在选举中违反选举法，必须追究连带责任，这反映出相当浓厚的政党色彩。此外，选举候选人还必须缴付2000日币。
1927年，日本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又称“昭和金融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历了1920年的经济危机和出兵西伯利亚的惨败，致使日本经济在困境中挣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更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成为此次金融大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政府以财政资金作为贷款用以赈灾，使产业与金融的关系混乱不堪，第一次讨论内阁藏相片冈直温在第52届议会上提出两个整理震灾票据的法案时，由于不慎将渡边银行的经营内容和盘托出，引起东京、横滨一带发生银行挤兑现象，继而各大银行相继宣布歇业。3月22日，议会通过决议发行公债救济震灾区票据持有者，日本银行同时放出3亿多日元贷款，危机暂告平息。
1927年3月，挤兑现象开始波及到全国，许多银行宣布破产，金融危机开始。4月17日，第一次若棱内阁倒台，随之金融混乱达到顶点，危及到许多工业部门。继任的田中义一内阁发布《延期支付令》，命令银行暂停营业，努力收拾残局。5月，金融危机才算告一段落。
此次金融危机导致日本政府下决心解除了黄金出口禁令，并使银行高度垄断集中，确立三井、三菱、住友、第一和安田等五大银行的优势。
1927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垄断资产阶级期望从对外侵略中寻找出路，因而重用军阀。4月17日，政友会总裁、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男爵出任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代表最反动最富侵略的日本统治集团，公开推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主持在东京举行了所谓“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代表。会议研究了政府提出的对华“积极”行动纲领，即公开侵略中国的纲领。这个纲领的核心就是田中在会上提出的“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方针。东方会议的决定成为臭名昭著的田中秘密上奏天皇的“田中奏折”的基础。
尽管“田中奏折”的原件至今尚未发现，但历史已经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正是按照“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的侵略方针进行侵略和争夺东方和世界霸权的。
在田中执政的两年中（到1929年7月2日），仅1927年5～6月和1928年4～5月，即曾两次出兵山东，侵占我国青岛和济南。东方会议决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根据公布的内容：第一，区别“中国本土和满蒙”，坚决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分割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第二，认为当前中国不可能统一，应和“各地的稳健政权”取得适当联系，即极力使军阀分裂互斗，从中选择日本的走卒；第三，“帝国在华权益以及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时，帝国当根据需要采取坚决自卫的措施”，即日本坚决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人们为敌；第四，“万一动乱（中国革命）波及满蒙，扰乱治安，使该地日本的特殊地位与利益有受侵害之虞时，帝国将不问它是来自哪一方面，有立即坚决采取适当措施加以保卫的决心”。
1927年12月，永田铁山在整备局作《论国家总动员》的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各种有形无形的资源全部加以统制的思想。这样，就在日本法西斯体系中加进了新的内容；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而民间法西斯分子鼓吹建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便成为幕僚革新派进行全国总动员的重要手段。
在二叶会的影响下，参谋本部课员铃曜贞一和土桥勇、石原莞尔等更为年轻的军部中央校、尉级军官，于1928年组织了“研究国策”的木曜会。1929年5月，二叶会、木曜会合二为一，建立了“一夕会”，标志着军人“幕僚革新派”的形成。
以永田铁山为核心的幕僚革新派，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战略的研究，以及长期在德国对欧洲各国的观察，认为日本要在未来的世界战争中取胜，必须进行总体战。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日本的国力同美英有着难以克服的差距，非但如此，国力赢弱的日本还要以一国的力量同多国对抗。为了缩小差距，进行总体战，充分调动一切人力、物力，必须建立总体战体制。
1928年（昭和3年）3月15日凌晨，日本政府对日本共产党进行了全国性的大逮捕。其原因是由于同年2月日本在举行第一次大选时，“无产政党”非常活跃。政友会与民政党只取得微弱多数，而日共支持的劳农党却获得19.3万张选票，各“无产政党”共得48万张选票。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又号召“建立工农政府”。
于是，田中义一内阁在召集议会之前，决定对共产党及其有关系者实施这次大搜捕。当时日本内务大臣铃木起用了曾起草过治安维持法的前司法省刑事局长山冈万之助为警保局长，山冈下令日本警察机构全体出动，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嫌疑为名，在全国范围内的1道3府27县一举逮捕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1600余人。
在严刑拷打之后，对其中483人以违犯治安维持法起诉，其中学生和青年居多数。4月10日日本政府又做出决定，禁止劳农党、日本工会总评会和全日本无产者同盟等团体集会结社。这次大镇压，使日本工农运动和民主运动受到沉重打击。
完全受军部控制的日本广田内阁成员合影。1929年（昭和四年）4月16日黎明，田中义一内阁下令在全国进行了一次大逮捕，这是继“三·一五”事件后，日本政府对以共产党人为主要对象的又一次镇压活动。这一天政府出动警宪在各府县共逮捕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700多人，日共主要领导人市川正一、锅山贞亲、三田村四郎和佐野军等均被逮捕。之后根据《治安维持法》，有290多人被起诉，日本共产党因此受到沉重打击，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连日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授美浓部亮古都说：“政治的光明正大几乎绝迹，使有良心的人痛叹黑暗政治的到来。”
日本早在1927年3月就爆发了金融危机，之后又面临1929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赖对外贸易，并与美国市场有密切联系的日本经济，很快遭到沉重打击，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大批企业破产。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同时，右翼法西斯团体也猖撅活动，并与官僚、军阀加紧勾结。
日本黄金解禁令颁布是指民政党滨口雄幸内阁撤消1917年以后实行的黄金出口禁令，实行国际金本位制。1929年7月滨口取代田中出任总理大臣后，进行了内阁人事调整，任命币原喜重郎为外务大臣，着手医治田中内阁时期由于执行冒险外交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失败创伤；任命井上准之助为藏相，以实施紧缩财政方针，健全经济。日本亟需通过利用外国投资和建立国际信货关系，同英美等国进行协调，这成了“黄金解禁”的外部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禁止黄金口。战后，欧美等国家在渡过经济危机以后，先后实施黄金解禁方案，恢复金本位制。由于战后危机和灾危机、金融危机，使得日本到1929年也未恢复金本位制。日本在这一期间的出口额逐年下降，尤其是对华贸易陷入绝境。要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必须对黄金出口禁令松绑，降低国内物价体系，使之达到国际水平，以扩大出口，缓解通货膨胀。
以1927年金融大危机为契机，黄金解禁论抬头。1930年1月11日，滨口内阁以藏相井上准之助为主，断然解除黄金出口和黄金兑换的禁令，同时，宣布削减政府预算，降低月工资，加强劳动制度和解雇工人等措施。可是，从1929年10月全世界就已出现经济大危机的前兆，1931年又发生“九·一八事变”和英国停止实施金本位制等事件，使得日本黄金解禁令的出台引发本就不景气的国内经济更趋恶化，终于导致了经济危机。1930年12月成立犬养毅内阁宣布停止实施金本位制，再次禁止黄金出口。以后，金本位制始终未能在日本恢复。
1929年6月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为了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对内推行紧缩财政和产业合理化政策，对美英采取“协调”外交方针，并以政治手段将中国东北攫为己有，成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而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省、总参谋部和关东军中的少壮派，则主张立即出兵侵占“满洲”，以摆脱日本的经济危机。
30年代初，日本的法西斯和准法西斯团体曾经试图建立全国统一的组织。1931年6月底，由日本国民党、黑龙会、大日本青年等19个团体，试图联合组成法西斯主义大日本生产党。这是其中最大的一次统一尝试。但是，所有的统一尝试均因内部存在分歧和争吵而未能成功。民间法西斯团体遂把自己的事业和希望寄托于军队内部的法西斯势力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