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4月5日，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在海参崴登陆。5月经西伯利亚向西部战线转移的捷克斯洛克兵团叛乱，使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有了借口。7月初根据英法两国的要求，美国向日本提出以援助捷克斯洛克兵团为目的、限定各国出兵7000人到海参崴的建议，于是上述四国缔结了一项协定，四国派兵2.8万去苏俄。但日本寺内内阁计划全面出兵干涉苏俄革命，最后决定出兵1.2万人，而且声明日军行动将不止于海参崴，“为援助捷克军，可向海参崴以外地方出动，并随形势的发展，预料有增派的必要”，这就为扩大武装干涉埋下了伏笔。
8月中旬日本第十二师团在海崴登陆，第三师团向外贝加尔方向出动，并对海参威增派了兵力。9月上旬日本占领了从海参崴到伯力、赫塔的铁路沿线，10月末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干涉军已达7.2万人。1920年6月，日本继续出兵西伯利亚。直到1922年6月，日本政府才声明在10月末以前从北库页岛以外的地区撤兵。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结果死亡官兵6000余人，耗资6亿日元之多，在国内外遭到强烈的谴责。
1920～1921年，日本爆发了历史上空前深刻的经济危机，工业总产值下降了19.5％，处于寄生地主控制压迫下的农民纷纷破产。
经济危机袭击下的日本失业工人。经济危机尚未过去，1923年9月1日，以东京为中心的整个关东地区以及静冈、山梨等县突然发生强烈地震。震源在距东京市中心约200公里，震级7.9级，地震最严重的地方是神奈川西部的小田原一带。横滨的人造陆地地区很多人被压死，东京以下町为中心燃起大火，一直到9月3日拂晓仍在继续燃烧。
由于地震发生时正是午饭时间，更加重了灾情。关东大地震给日本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和灾难，地震中死亡9.9万人，伤1.4万人，4.3万人失踪，房屋被震倒毁者12.8万户，半毁者12.6万户，烧毁44.7万户，被水冲走868户，受害者总数达340万众之多。这次大地震使京滨一带的电信、电话、交通网被切断。下町一带被熊熊大火烧光，在一处被烧毁的遗址上，4万多人被活活烧死，大量居民因地震成为饥饿的难民。
9月2日，山本权兵已内阁实施戒严令，发布《取缔暴利令》和《延期支付令》，着手收拾因地震造成的混乱局面。但日本政府却借口地震中的混乱要求近卫师出兵，并命令“严厉取缔捣乱计划及其他不逞之徒的各种计划”。
12月午间出现了“朝鲜人要暴动”、“社会主义者要暴动”以及放火、抢劫的谣言，于是12日傍晚起在东京、神奈川县、玉县、千叶县，新设了以福田雅太郎大将为司令官的戒严司令部。17日颁布了《关于维持治安的惩罚条例》，到20日出动兵力已达5万人。戒严期间大肆逮捕朝鲜人，连续发生屠杀朝鲜人事件。当时旅居日本的朝鲜人和中国人被残杀者达6000人之多，2万人被监禁。
震灾发生后，以政府的救灾票据问题为中心，引发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机，许多大公司和银行倒闭，金融界一片混乱。日本半封建的农业则一直陷入慢性危机。
1929年10月，自美国首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又使脆弱的日本经济受到新的更大的冲击，社会再也不能保持大战前那种稳定了。
伴随经济危机同来的是社会政治危机。频繁发生的经济动荡和危机，不仅导致工人大量失业、农民大量破产，而且也威胁到中间阶层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的反抗斗争层出不穷。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增添了反抗剥削的斗争勇气。日本统治者则陷入极度恐慌之中。1918年5月首相寺内正毅在一次地方长官会议上训示：严防“不合国体的国民思想”在日本蔓延。然而，仅仅两个多月后，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抗议运动便蓬勃兴起，继而席卷全国。运动的直接原因是米价暴涨，故称米骚动。
与资本主义工业的急剧发展相比，日本农业发展滞后，加上城市人口激增，进入20世纪后粮食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参与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革命的武装干涉，大批军粮的收集使得市场可供粮食减少。地主和米商乘机囤积居奇，米价一路攀升。面对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地主利益，既不允许外国大米自由输入，又不采取措施平抑米价，听任地主和米商哄抬物价、牟取暴利。1918年春天以来，四个月内米价上涨了一倍以上。
7月23日，抗议之火首先在富山县新川郡鱼津町点燃。因男子出去打仗而从事装卸货物等重体力劳动的妇女们，正经历饥饿之苦。她们看到本地生产的大米被地主和米商大量运往外地，不禁怒火满腔。数百名妇女聚集起来，力阻本县大米装船外运。
鱼津的抗议运动很快引起附近区域的连锁响应。8月3日，淤积已久的怨愤终于爆发了，骚乱首先由西水桥村的渔妇女们所起。这天傍晚，村里那口古老的大钟“当当”地敲响了，沉滞凝涩的钟声似乎在诉说和发泄无米下锅的妇们心中的哀怨和愤怒。300多人不约而同地奔出家门，涌向米店，要求降价出售大米。老板一看这么多人，吓得紧闭大门，并偷偷派人去叫警察。愤怒的渔妇们见老板不理她们，便开始砸门。厚厚的木板门在妇女们的撞击中开始摇晃。可就在这时，警察赶来了，他们拼命地吹着哨子，用枪托和皮靴驱赶着人群。渔妇们更加怒不可遏，多日来的愤怒与委屈像山洪一样爆发了。她们转向与警察对打起来。已被饿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她们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竟然打倒了数名警察。
然而，警察的援兵源源不绝地赶来，皮鞭在人群里呼啸，枪托在渔妇们头上飞舞。她们已有多人受伤，仍不肯罢休，似乎已经豁出去了，什么都不顾了。最后，一名警察朝天空开了枪，才把这次骚乱平息了下去。
西水桥村的抢米消息第二天传到对岸的渔村东水桥。那里的妇女们像是受到某种启示似的，800多人当即来到当地一家大米店，这个米店已囤积了1000多袋大米，正准备运往外地高价出售。渔妇们起初是和平地与老板交涉，要求他不要运走大米，就在当地卖。
也许是西水桥村抢米的失败使老板有持无恐，他态度强横，瞪着眼说：“米是我的，我爱卖给谁就卖给谁，你们有什么权力管我？！”他的老婆、那个一身肥肉胖得像猪似的女人更恶毒，只听她扯着公鸭似的嗓子吼道：“去死吧，你们！嫌米贵就别活了！”听到这话，妇女们压抑着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不知是谁高声了一声：“跟他们废什么话，抢啊！”渔妇们一拥而上，老板、老板娘和店伙计被她们推到一边，1000多袋大米很快被一抢而空。等米店的伙计带着警察赶到后，只看见坐在地上嚎哭的老板夫妇。
富山县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全国。此时的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早已犹如浇满了油的干柴。富山县的渔妇们的行动，无疑等于在上面点着了火。8月11日，大阪市民和工人暴动，捣毁或抢光了250多家米店；次日，米商最集中的神户，几万市民发生暴动，几家最大的米店被捣毁。有个大奸商叫铃木，不但被烧掉了大米总店，连住宅也被愤怒的市民们一把火烧掉。名古屋的市民喊出了“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在首都东京，虽然警察当局加强了戒备，在各米店、工厂和富人住宅前加了岗哨，仍然有几万市民进行游行示威，并试图捣毁米店。8月中旬，“米骚动”达到高潮。随后，各大城市的暴动相继被镇压下去，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米骚动”继续持续着。
1918年日本这场“米骚动”波及了全国3/4的地区，参加的人数在1000万人以上。一部分海军水兵也参加了暴动。这次风潮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政府，使他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当时的寺内内阁在这场骚乱中倒了台，新上台的原敬内阁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降低米价，惩治奸商。人民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部分胜利。
以1918年席卷全国的米骚运动为起点，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农民的租佃纠纷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有的甚至发展为武装暴动，通过斗争建立和发展了农会组织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派组织。
在国外，日本也受到了英美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和平结构，仍由英法等欧洲战胜国居于主导地位。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与英法迫使日本接受了“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门户开放”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市场与资源的计划。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被打破，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迅猛兴起，又从另一方面形成了对于日本的猛烈冲击。在中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对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无疑又是一个沉重打击。
毫无疑问，日本帝国主义开始陷入了危机四伏、到处碰壁的困境。这不能不促使日本各阶层、集团、政治力量对于本民族的历史与前途进行集中的反思，并作出自己的反应与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开始兴起并发展起来。
在经济危机期间，日本的民间法西斯运动和军队法西斯运动发展，并掀起了一股法西斯浪潮，在这两种法西斯运动的推动下，实现了日本军部法西斯化，为天皇法西斯体制奠定了基础。这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特色所在。
全面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利用中小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恐惧和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提出了“革新”和“反财阀”的口号，大肆攻击政党政治，极力进行迎合民意的宣传。它们对外鼓吹侵略扩张、称霸亚洲和世界，对内宣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民主主义，要求对现存体制进行“革新”，对社会和经济进行改造，实行以天皇为首的军事独裁。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和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的要求，从而获得了这一阶层广大成员和青年军官的支持，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法西斯运动。
日本的民间法西斯组织派别林立，五花八门。主要有北一辉代表的“改造法案”派，大川周明代表的所谓“纯日本主义派”，权藤成卿、橘孝三郎等人代表的农本自治主义，有高畠素之、赤松克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派。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法西斯团体。至1932年3月，由权藤成卿和橘孝三郎等人领导的“爱乡会”，已经设立了28个支部，成员发展到560余人。他们发动的农村请愿运动曾轰动一时。1932年5月，赤松克和下中弥三郎同一天分别建立日本国家社会党和新日本国民同盟，公开支持军部法西斯化和对外侵略政策。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底日本法西斯团体和准法西斯团体有501个。其中，半数以上是1932～1933年出现的，共有成员28万人，主要成员来自中小资产阶级。
1919年，日本的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写出了《国家改造方案原理大纲》（1923年发行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同年8月，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在东京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标志着法西斯运动在日本的兴起。
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以纲要加注的形式，简要明确地提出了法西斯的政治主张，认为只有依靠“国民的总代表”、“国家的根本”天皇指导，在乡军人发动政变，实行“国家改造”，才能摆脱“大日本帝国面临内忧外患同时袭来的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国难”。在对外关系上，北一辉强烈主张日本有“对外开战之积极权力”，赤裸裸地叫嚣战争。
《改造法案》以其强烈的蛊惑性、欺骗性、狂热性，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最激进的纲领，在日本的青年军官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20年，北一辉从中国返回日本，加入成立不久的犹存社，并与大川周明一道成为该社的台柱。犹存社以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核心经典，秘密印发，致力于法西斯“国家改造思想的普及和宣传工作”。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完成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来建立一个称霸亚洲的大日本帝国。
在犹存社的鼓动下，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在日本一部分军人和学生中引起共鸣。东京帝国大学的“日之会”、北海道帝国大学的“烽之会”、早稻田大学的“潮之会”、拓植大学的“魂之会”、以及第五高等学校的“东光会”、佐贺高等学校的“太阳会”、京都帝国大学的“犹兴学会”等法西斯主义团体纷纷出笼。
虽然由于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的分歧，犹存社在1923年解体，但法西斯运动却由此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团体、派别不断涌现，如，大川周明的“纯日本主义派”，权藤成卿、橘孝三郎的农本自治主义派，高畠素之的国家社会主义派，等等。
民间法西斯运动产生之后不久，日本军队也兴起了法西斯运动。1921年10月27日，旅欧陆军军官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茨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商讨日本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他们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总体战思想，约定回国后将致力于“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这就是所谓“巴登巴登密约”，又叫做“三头密约”。10月28日，东条英机亦从柏林赶到，加入密约。“巴登巴登密约”的结成，是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的起点。
永田铁山等人回国后，邀集年龄相近、志同道合的陆军中央幕僚军官，于1923年建立了二叶会，讨论如何改革陆军等问题。
1924年初，在升官发迹的舞台的幕后，长州藩的武士正在作最后的顽抗。长州藩的首领田中义一将军——一个接替前辈实力派、搞权术的山县的头脑简单的家伙——召集陆军中的元老们在他家开了一次会。他扬言：“我们面临着萨摩藩的阴谋。让我们彻底粉碎他们。”
6个月后，长州藩的一些将军和少数政友会的同盟者，仅得以在公众面前保全了面子。他们获准去搞垮这个卑躬屈节的清浦内阁，条件是他们要接受陆军的改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