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哪有那么容易；但是成功来得太容易，岂不是又没什么乐趣，一步一步走，一景一景看吧。
这一天，朗家短暂的阴云又被几乎类似于胜利的喜悦给冲淡了，孩子说了，要开公司，老两口就高兴了，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只要心没死，只要还有些人生的追求，只要还有着点挣扎起来的想法，那就是还有希望。当然，所有这些情绪的上扬，都源自一种笃定的想法——他们觉得儿子是个失败者。笃定无疑，非常之笃定。人生从来都是以成败得失来论英雄，留了一顿学什么都没带回来，不是失败者是什么。
阿郎打好了主意，他要开公司，开一家文化公司，先靠这个雪藏梦想，后靠这个实现梦想。这种他原本从来都没碰过、陌生感十足的经商挣钱的活计，现在也必须操练起来，得先把这趟活儿干熟了，才有可能通往梦想的终极，否则你只说自己是个有梦想、有情怀、还有一些想法的年轻追梦人，那么这种话说了也是白说，看不到真材实货，没有人可以为你的梦想买单，甚至于在当今文化产业也各大公司山头林立的境况之下，你说你没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就想跟别人谈合作，那也是一件海市蜃楼的事情，人微言轻啊，你没点实力，谁能跟你谈梦想！
历史发展到当代，跟过去是大不一样的。在莽荒之后漫长的冷兵器和帝国横行时代，知识教育还远远没有惠及普通老百姓，你但凡识文断字有一己之见，或者更好有胸怀天下的韬略，都可以去相府之内或军帐之中谋一个文客的饭碗，就足以养家糊口乃至名扬天下。而到了当今的市场经济时代，咬文嚼字、能书会写已经不是价值判定的主流，有没有钱、能不能赚到钱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高度的核心指标。尤其对于一个能力有限、不善袖舞，还梦想犹存，且有志于远大未来的年轻人来说，你没一个市场经济时代的通行证，又有哪条路能通向你的梦想呢？
对于从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里的阿郎父母而言，虽然对儿子开公司抱着欢欣鼓舞的向上心态，但是一想到这种私有/个体形式的经济生活要降临在自己的儿子身上，甚至自己这老两口也要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生活改变的牵连，仍然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些担心，不断地询问阿郎对于公司注册和公司经营的程序和理念问题，你到底要做什么？这个事儿该怎么做？朗爸以更大的热情将自己50余年人生闯荡的经验简练而全面地总结出来，给阿郎搬来一个板凳，让他坐在那里，要认真地把这些东西讲给他听，并希望他能更完整地领会并吸取，以资益未来发展。
人们对未知总是充满着无止无尽的恐惧，在试着以经验为未来铺平道路的时候，也希望能以这些经验规避冰山般四处藏匿的风险，从而避免像泰坦尼克号一般被某个危险的潜伏者击中，从此前途完全坍塌。
这个公司是怎么开的？
第一是钱，没钱是开不了公司，阿郎将原来为出国预备的一些盘费拿出来，当然这里面有一部分就是由朗爸和郎妈捐赠而来；阿郎还将自己除非打死否则绝不拿出来花的银库里的银子拿出来，那是辛苦兼职打工、写稿写剧本挣来，并且在刨除了和莫妮卡在一起必要的花销之后剩下的些许。加在一起不足万元，连租一间写字楼的房租都不够，但已经可以通过变通的形式申请到一张文化传媒公司类别的执照，也就是这张市场经济时代的通行证。花掉这个钱之后，阿郎就真的只剩下坐公交车的钱，还好他还有一辆锈迹斑斑的老爷山地车，在奔走于注册公司和家之间的路程上有个贴脚贴心的伴儿。
天儿冷了，到了开车出门的季节了吧。郎妈就一直催着他考驾照买车，她出钱就可以，阿郎还是婉拒了，他怎么都觉得这意思不太对，非常之难为情，他觉得得拿自个儿挣来的钱，去买这种大件儿的东西。但是你这钱怎么挣啊？这满大街都是摇晃着脑袋想挣钱门路的，你好几年都没在泰安呆着了，也不认识多少人，我们老两口人脉资源也有限，你说你怎么个挣法，依我来看，钱，是非常的不好挣。不否定你这种自立自强的想法，但是你也得面对现实，我们出钱买个车帮你攒个代步工具并不伤你的面子，这以后我们老两口的一切都是你的？你有面子了，我们老两口岂不是脸上也有面子？所以它是这么个相互关系。郎妈就这么执着地想着给儿子攒车攒出来面子。
阿郎还是没接受，这不仅是一种态度，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其中夹杂着年轻人的争强好胜、不图现成的斗争精神、出门没面的世俗忌惮，更重要的，是深挖自我的笃定信念。凭什么我就不行？凭什么我就挣不到大钱？总要付出了才知道结果的嘛。其次还有某种内心的歉疚，从加拿大回来，相比别人，我的起点怎么着也是要更高一点的吧。既然从那个高山头飞回到这个低山头，做成事情的几率岂不是要大了许多呢~
那么这个公司要做什么业务？
这就要谢谢大狗子二狗子兄弟送来的充满诚意和潜力的机会。如果从这个情境中去定义，其实称呼两位年轻有为的亲兄弟为大狗子和二狗子略有不妥，邻里之间的乡音简称不能代表两个人的面貌，从与阿郎合作的角度来讲，还是正面相称张牧之和张维之更为恰切，或者因阿郎年岁在两兄弟之间，所以称其为牧之兄和维之弟更加妥当。或者合称两人，“张氏兄弟”也很恰切。
如果细细去想，张氏兄弟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上门请阿郎出山，阿郎一直在搞艺术，而并非投身工商管理之专业，虽然冠以海归之名，有国际化视野，见过一些新鲜的商业表现形态，但真刀真枪的商业操作和商场竞争，他并无直接、丰富和管用的经验，尤其在张氏兄弟需要的营销策略和广告表现方面，阿郎同样没有鲜明建树。或者他们可以直接找济南乃至北京的营销推广公司，甚至于泰安本地就有熟悉地缘商业和人文形态的不错的公司可供选择。
也许虽然已有一定根基但还是从节约成本出发，张氏兄弟觉得干同样的活儿，阿郎的要价可能会少相当一部分。他们对阿郎了解也不了解，阿郎在早先被街坊询问说在加拿大学什么的时候，面对不同的人来问，曾经说过学电影、学艺术……被问太多次需要敷衍而过的时候，就语焉不详地说类似于电影、文学、广告这一块的东西，因为这些在根源上都有一定的相通么，对于世界的认知，对于人文的思考等等，总是存在这样的共同点，可能当时张氏兄弟就是听众之一，可能就被他们听一耳朵就记在心里了。
也或者，留学加拿大这张牌太大了，张氏兄弟身边并没有更多这样视野的年轻人，如果横向比较的话，在泰安这个层面做品牌可能至少需要济南层面的视野；如果在济南层面做品牌可能至少需要全国层面的经验；如果做好全国的品牌，那么就得需要国际化的视野高度。像阿郎这样出过国的人，帮忙做一个泰安层面的品牌，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吧。
也许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没有完全合适的机缘促成这种方式的合作，但阿郎甫一从空中落地，就看到了这扇打开的窗口，他的好运气要开始了吗？
阿郎再紧紧裤腰带，也恰好非常凑巧，邻居的朋友的朋友在城西的云水谣租了一套三居室，托人的好处就是不需要押一付三，只需要押一付一就可以。阿郎这个年岁，确实无法与父母一天十多个小时两相对视，他需要自己独立的生活/作息/思考/工作的空间。所以他要在与父母混住的青少年期的生活体系之上，重新建立以自己为主的/成年人的生活范式。
他可能要像很多他在温哥华见过的同学一般，从家里搬出来，自己租房子找工作，但不会离父母太远。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他要适应。直到后来很久，他告诉父母，自己从家里搬出来时，就像当初出门远行留学时的感受一样，有着浓浓的离别的不舍，和内心隐隐的撕裂的痛。也许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定要到这个程度，就是说孩子要离开爸妈出去居住，但是从未来规划的远景细致落实到眼下，他觉得还是非得出去不可，他想得宏观而具体，只是迈出的这第一步，让他自己也有些含混和纠结。
直到这天早晨他打包了自己的衣物和被褥，打了一辆车赶往他的办公室兼新家，就像在无数影视剧中重演过的那样，父母站在门口送他，朗爸略微站前，郎妈略微站后，像是送别又一次离开家去加拿大的自己的孩子。就在这个瞬间，阿郎停下了，他一拍脑门恍然大悟，自己这不是在瞎折腾么。
有一股从基因里窜出来的炽热像微醺时的上头，几乎是突然之间产生了某种情感的贯通。这山、这城、这人、这时光，一下子就亲近了，所有的信息在他脑子里快速闪现而过，让他认识到自己搬出去住的想法压根没必要。这是在中国泰安，而不是加拿大温哥华；这是一个讲究家族共生的环境，而不是讲究个体无限大的环境。更深层的内容则是，他忽然意识到，当自己一直在“为电影”的路上狂奔时，其实他的人生已经变得封闭和保守，缺少了足够的开放和包容，就容易演化出偏激和偏见，进而对某些常识和人情世故视而不见，进而成为人群中的某个异类，甚至连自己都备受其苦。
搬个家这种事儿，对波澜起伏的一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就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搬出去以后，当事人不会后悔？必然会的。这是没必要的远离亲人，没必要的割裂和分开，连这个念头的兴起，都咬噬着人心。所以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重装出发的歌手满江，拿出了代表自己人生态度和音乐态度的《归来》，不仅是人归来，音乐归来，也是内心的归来。
驾云而行的人，往往不知道陆地上的道路有棱有角、婉转回环。所以当他着陆之后，既要忍受步步前行的琐屑，还要接受体能的持续消耗。他要一点一点适应，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领悟脚下的泥土也有醉人的芬芳。
他把行李从出租车里拎了出来，跟出租车师傅说抱歉，师傅说真有病，骂骂咧咧走了。阿郎把东西放回了自己的卧室，然后骑上他的山地老爷车，直奔自己位于西城云水谣的办公室，父母在他身后的唏嘘和唠叨他都没有细细去听，就尽快从这个事情中走出来，把这种针刺般的感觉忘掉就好了。
这座云水谣，阿郎第一次来是在朦胧的午夜，然后陆续来过好多次。他分外喜欢这个地方。它的缘起和建造者都不重要，它呈现的生活和感受令阿郎分外着迷，他看到了这座城市新鲜的可能性，这给了他信心。
行李放回卧室之后，心态就轻松多了。阿郎的山地老爷车部件咬合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提醒他该给这辆被他忽略已久的旧爱涂装润滑油了。经过十来天的等待，阿郎找代理公司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泰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拿到了营业执照，企业名字有点像搞地产开发或者其他实业开发的企业感觉，中性而向上，但本土化的名字更容易适应本土不是？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父母为之一振，但马上又开始担心如何挣钱。这个问题当然很重要，不过眼下阿郎想缓一口气放松放松紧绷的神经，他沿着从东城延伸向西城的学院路，再一次仔细打量即将长期居住的这个城市，一草一木，一人一物。
加油站里配套的整洁便利店、送孩子上学的爷爷开的电动小汽车、在万达门口放风筝拍照片的男男女女、一辆辆揽活儿接人的私家车，按照罗辑思维团队做的“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来说，现在的人们竟然可以生活得像一个国王，可以通过点餐软件瞬间调动超过500个厨师，可以通过打车软件检阅千万辆愿意为他服务的专车，这些新时代的变化正非常真实地发生在这座自己曾经不怎么放在眼里的小城市，就在自己身边，这座城市正像大湖之上的游船，随着水位的上升而水涨船高，享受着时代的溢价带来的全新气象。新物种、新入口、新土壤，这些像是在互联网另一边的企业、品牌和形式，同样无以复加地影响着这座城市。
而同时，因为与父母之间根本无法割裂的情感，阿郎没有选择离家索居这种看起来更加不“啃老族”、更加年轻和独立的生活方式；因为托邻居的朋友的朋友找房子，阿郎找到了可以押一付一这种极大缓解经济压力的租房方式；因为出于多年的了解和互信，阿郎几乎是白白拿到了第一份工作正式的offer；甚至可以说，因为这片土地的广袤与包容，在阿郎并无良好发展出路的时候，他有了安放身心的土壤和重新出发的通途。
全新时代与传统情感的融合与碰撞、穿插与配合，演绎了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生活，阿郎是获益者，毫无疑问。从很漫长的时间长河去看，他不过是这个城市来来往往的人当中普通的一个，身上流着这个城市的血液，心中怀着属于自己的梦想，愤怒又不甘，离开又回来，也许还会离开又回来。在的时间里，他呼吸着这里的空气，吃着这里的水源，说着这里的事情，看着这里的风景，一个人的生命长度不到百年，在数着日子的一天又一天里，他与其他人一样，渐渐将这副躯体的年华消耗得越来越少。
时间已经初入冬季，早晨的阳光一点都不温暖，阿郎头戴在温哥华买的棉帽子，一席棉大衣裹得像个粽子，或者像早年间泰山脚下穿街走巷做生意的行商商队。如果是在温哥华，哪怕牺牲一些温度也要穿得帅气。而此时的心情不在衣着，所以就不去顾那么多。
云水谣北有拱桥，供东西通行，拱桥名叫康桥，取自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名段。康桥南向为沿河的商街和酒店，温柔十八弯，延伸至极远。河堤之东有别墅及花园洋房若干，属于低密居住区；河堤之西为面积更大的高层及小高层建筑群，属于舒适居住区。舒适居住区内有部分产权公寓，层数在20上下，可供商务人士注册企业及日常经营之用，公寓与公寓之间花树森森，时见西装革履之人抽烟、闲谈，或者静坐发呆。由河流缝合的这个庞大建筑区，被阿郎戏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因为根据不同区块的规划，既有如康桥一带的“英伦”建筑区，也有河东别墅的“北美草原”建筑区；既有公寓组团“现代简洁”商务王座，也有“新亚洲”风情与传统中式建筑混搭的文化院落。无需走一遍这个大的建筑群落，途中你就能看见自己完全意想不到的风景。
无需走一遍的原因还在于，这个“万国建筑博览会”，你绝难轻易就把它逛个遍，其长有数千米，纵深也有数千米，规划之恢弘，气宇之广达，阿郎就是骑上自己的山地老爷车，也得花费一个小时才能尽数看完，它的规制简直如封建帝王的宫殿楼宇，不仅在于其宽阔，更在于步步不同，处处有景。相同之处在于建筑的巧思，不同之处则是，在当代建筑群——云水谣与人的关系上，更加的平面，就像西方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称的那样，“世界是平的”，所有不同风格和结构的建筑都可以在这里和谐共生，还真应了“万国建筑博览会”这个生动的形象描摹，而且它独具这个城市中打开和外向的那部分空间，对于这个城市中想探出头向外看的那部分人，显然栖居在这里，是一个别无他处的选择。
这天正是晴天，早晨上班时间热闹非凡，和着此起彼伏的鸟鸣声，车走车行道，人走人行道，车流中豪车数辆，像半埋的珠宝，闪着阿郎这个对进口车熟门熟路的人的两眼。穿画廊，过亭榭，社区进深尚不算太大，沿着与学院路平齐的“枫叶大道”西向，即是阿郎的“泰丰文化”所在的“北美国际”商务公寓。
喝！这街道名称都透着因缘一般浓浓的北美范儿，“枫叶大道”，说的恰是阿郎曾经留学的温哥华；“北美国际”，则隔空连接北美人的商业文化道统，也许还有借其一点商业智慧的小心思。虽然这些无形的命名并不能真正实现或者改变什么，但对于一个有过相关经历的人来讲，却可谓丝丝入扣。当代商品社会更加强化凸显的一个点就是将人的情感作为打通的突破口，将商品诱惑植入人的内心，无需拿着喇叭高喊“买我买我”，它只需轻轻扣动情感的扳机，就能意料之中地收获更多。阿郎喜欢这个“枫叶大道”，也喜欢这个“北美国际”，之前留学时代残存的唏嘘和遗憾，通过这种借力现实的文化重温，倒可以稀释化解久久无法散去的不平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