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领袖超凡魅力性的权力。这种类型的权力是以对某个具有模范品德的英雄或具有某种天赋的人物的崇拜和热爱为依据的。对这种权力的服从是基于追随者对这种领袖人物的信仰，而不是基于某种强制力量。在这里，领袖人物必须把自己装扮成救世主、预言家和英雄，借以使服从者信赖自己和追随自己，从而维持其统治的稳定。另一方面，这种领袖人物也必须不断地以其奇迹之举和英雄行为来回报追随者。这种领袖超凡魅力性权力同传统型权力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既不能依靠传统的惯例，也不能依靠职位的保障，而只能依靠领袖人物的英雄行为和信徒们的信仰来维持其权利，而一旦他丧失了信徒们的信仰，这种权力就会崩溃。信仰是自愿的，是不能被强制的，而传统型的权力和法理型的权力都排除不了枪支的阴影。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韦伯指出，这种类型的权力不能作为稳固的政治统治的基础。因为国家日常事务不能依靠领袖的感化和惊人之举，任何持久的政权都不能靠它的公民们对伟大的人物的信仰去维持。
（3）法理型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以合理、合法性或已被提升为指挥者的权力为依据的。如果说所有其他类型的权力都是归于个人——不论是族长、君主，还是救世主和革命领袖，则法理型的权力便是归于法规，而不是归于个人。对这种权力的服从，实际上是对合法建立起来的客观秩序的服从。如果把这种服从延伸到行使权力的个人，则只是对于他在组织内所处的地位，因而这种服从。也只是对依据法律建立起来的等级制度所规定的职位的服从。因此，这种权力是合法的，其范围是由行使权力的人所处的职位严格限定的。在这里，一切都必须依据法规行事，而行使权力的人——官僚则只是法规的执行者，而不是法规的最终源泉。韦伯认为，现代国家的官僚都只是某种更高政治权力的仆人，例如，经过选举的政府和它的部长们就是这样。然而，这些经过人民选举的官僚们并不能总是把自己置于正确的位置上。事实上，官僚们并不总是按照他们应当遵循的方式行事，而常常试图扩大它们的权力，进而扩大他们的私利。他们不是作为一个忠实的仆人去行事，而是力图成为自己管辖的部门的主人。
韦伯认为，在这三种类型的权力中，传统性的权力的管理一切均按相传已久的传统行事，其领导人只是因袭既往的传统进行管理并且也只是保持这种传统来进行管理。不仅如此，对于这种领导人不是根据个人的能力挑选的，而是依据这种类型的权力进行的管理必然是缺乏效率的。领袖魅力型权力的管理，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它依靠感情和信仰而否定理性，只靠某种神秘的启示行事，因而也是不可取的。法理型的权力可以作为理想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这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类型的权力中，所有管理人员都不允许带有任何偏见和私人感情行事，他对所有人必须一律看待，而不问他们的社会等级和个人身份。因此，它能保持一种慎重的公正；它的一切权力归于法规，而居于管理职位的人员也都拥有行使权力的合法手段；它的每个管理人员都是经过挑选的，因而是能够胜任其职责的；每个管理人员拥有的权力都是按照完成任务的需要加以划分的，并且限制在明确规定的必要范围之内。因此，只有这种法理型权力能够保持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能够保证管理的高效率，从而决定了它必然成为现代国家应有的管理体制的基础。
如上所述，理想的行政管理体制即官僚体制，既不同于凭借传统的力量建立的管理体制，也不同于依据神授的权力和服从者对某种神秘启示的信仰而建立的管理体制。而是依据权利的合理、合法性建立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是由于下列因素构成的，或者说，它具有下列特征：
第一，建立明确的职能分工。对组织的全部活动进行专业化的职能分工，并依据这种职能分工确定管理职位，详细规定各个职位的权力和责任范围。这些规定适用于所有处于管理职位的人。组织内的所有人员都必须担任一项职务。除了某些必须由选举产生的职位以外，其他管理人员都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而是任命的。所有管理人员都不是终身的，而是可以撤换的。
第二，建立明确的等级制度。组织的职位是按等级原则自上而下顺序排列的，并共同服从于一个指挥决策中心，从而形成一个严密的行政管理的等级系列，在这个等级系列中，每个成员都要为自己的决定和行动对上级负责，同时受上级的控制和监督；另一方面，为了使每个管理人员都能完成其所承担的责任，必须给予相应的权力，使其有权对他的下级发号施令。这样，就能维持组织的稳定，并保证其强而有力。
第三，建立有关职权和职责的法规和规章，把组织各项业务的运行都纳入这些法规和规章之中，并且要求组织内的每个成员都必须按照这些法规和规章从事职务活动，都必须受统一的法规和规章的约束。也就是说，要使组织中一切人员的职务行为规范化。这样，就能排除在各项业务活动中个人的随意判断，从而保证了各项业务处理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就能排除在各项业务活动中的不一致性和不连续性，从而保证了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处理业务的一贯性。
第四，业务的处理和传递均以书面文件为准。即使对于可以通过口头方式联系的业务活动，也不能以个人之间的口头联系方式作最后处理，而必须通过如指示、统治、申请、报告等各种符合规范的书面文件形式处理。这样，就能保证业务处理的准确性，同时，还可以防止个人处理业务时可能出现的随意性和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保证组织的各项业务活动的规范性。
第五，组织内的所有职务均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担任，对它们的选拔和提升也均以其技术能力为依据。由于组织内部的所有职务都是按职能分工的原则确定的。因而要求占据每项职位的人员都必须具有相应的技术能力。因此，必须通过公开的考试来选择和录用人员，以是否具有必要的技术能力作为选择和录用人员的客观标准。由于组织有了明确、合理的分工，并配备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各司其职，从而保证了组织的各项业务活动都能准确地、高效率地、持续协调地运行。
第六，一切职业的管理人员都是根据一定的标准聘用的。组织发给他们固定的薪金，保障他们应得的权益，同时，也拥有随时解雇它们的权力。这样，才能激励他们尽心尽力地工作，也有利于培养他们的集体精神，促进他们为集体的发展和组织的利益做出贡献。管理人员的升迁和报酬都有明文规定，以工作业绩和工作年限为标准。
第七，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克尽职守，以主人的态度忘我工作。他们必须排除个人感情的干扰，以超脱和冷静的态度处事，从而保证组织内的人与人之间都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关系，或者说，保证组织内的人与人之间都只是职务关系，而不是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组织建立起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能保证其成员的一切行为都服从一个统一的理性准则，以便客观的、合理地判断是非，决定问题：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组织活动的效率，而且是为了防止组织内人与人之间可能发生的摩擦，而维持一种和谐的相互关系，借以保证组织的整体真正能够经常地像一架机器那样协调、准确地运行。
最后，韦伯认为，由于理想的行政管理体制具有上述特征或优点，就使它能够适应一切现代的大规模社会组织的需要。实际经验也表明，这种理想的行政管理体制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效率，能够保证对人实行最合理的控制，此外能够实现最优的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
韦伯提出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虽然同法约尔的理论一样，在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并没有受到欧美各国的重视，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企业和社会规模的扩大，人们越加认识到韦伯提出的理想的行政管理体制的价值。今天，这种管理体制已成为各类正式组织的一种典型的结构，一种主要的组织形式，并被人们广泛应用于各种组织设计当中，发挥着有效的指导作用，而他的那些精辟的理论观点，也对后来管理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韦伯对管理理论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已得到了西方管理学界的普遍承认，并且正在不断地从他的有益探索中得到启发。
延伸品读
韦伯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的合理化理论，该理论提出了四种类型的合理性：形式合理性、物质合理性、理论合理性、实际合理性，得到的结论是：形式合理性是西方社会的必然产物，人们必须掌握它。事实证明，韦伯理论对于分析传统问题是很有用的，比如分析官僚资本政治问题、就业与资本主义市场问题、以及近来的一系列发展问题，诸如快餐店的出现、非专业化、日本工业的统治地位、美国工业的平行倾斜等问题。因此，韦伯思想对于理解企业界，乃至整个世界经济近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依然产生着深远影响。理论家们在继续解释、阐述韦伯的思想，研究者们在继续把韦伯思想应用于广阔的社会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