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
她的语录：如果我不是个作家，会是个妓女。写作是走向死亡，身处死亡之中。她的文字：她只能生活在那里，她靠那个地方生活。她靠印度、加尔各答每天分泌出来的绝望生活。同样，她也因此而死，她死就像被印度毒死。
她的电影：《琴声如诉》、《恒河女人》、《广岛之恋》、《死之舞蹈》、《印度之歌》。
她出生在越南，18岁赴巴黎读书，念的是法学、数学和政治学，但不久迷上了文学。其实还是在小姑娘时，她就对她的母亲说，她想写作。她要的就是这个，而她的母亲因贫困对此不屑一顾。
她是谁，她是个自传专家、职业忏悔家。她有很多张面具，如果正式地讲，她是20世纪法国文学界最后一个写《情人》的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曾经有人评她为有世界影响的女作家。而对于大多数的中国读者而言，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他，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其实结过几次婚、生过一个儿子的杜拉斯很容易令人忘记她的真实足迹，杜拉斯的读者记住的是文字中的杜拉斯、文学塑造成的杜拉斯。她是一个以写作为生的“卖花女”，她一生都在演绎传奇，因为小说需要传奇，她只有也喜欢用自己去做实验。她有时分不清她与写作之间的区别。回忆的片断、欲望的火焰、痛苦时迷失恍惚、号叫、等待和沉默，这就是杜拉斯的世界。在杜拉斯的世界里，作品和生活是一种奇遇的两张面孔。在奇遇中，作品认可生活，生活也认可作品。一边是她的生活，一边是她讲述的生活，读者无法区分。她说：为什么要介绍作家呢，他们的书已足够。“我有的只是用来写作的铅笔和橡皮，除此以外，我一无所有。”对于杜拉斯而言，文字是最真实的，现实生活倒不可信。看她的作品时，有时你也搞不清这是她的真实生活还是文字中的虚妄，也许对她而言，生活即是写作，甚至作品已吞噬了生活。但不管如何，在别人引用她的话时，墨水已经改变。
杜拉斯不是个天才，在1980年的《情人》一书获得成功前并不广为人欣赏，虽然《琴声如诉》已有人关注，但那时她还是寂寞如烟花，更多时候她是一个被出版社拒绝的徘徊在大街上留着眼泪的矮个子女人；她也不是一个作秀的人，这么多年来，不管外界反映如何，她始终坚持自己的写作，她的不同在骨子里，她身上具有生命永恒的激情；她经常绝望，但从不放弃抗争，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她几乎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过，经历过；在情感世界里，她是个永远任性的女人。她72岁时有一个28岁的男人爱她——这是许多女人的理想。她酗酒，还说酗酒是为了承受世界的虚空；她有暴力倾向，无论在文字还是生活中。一个女人选择写作作为她的存在方式，总是期望写作能为她阻挡什么或搭救什么，或是搭救虚无，或是阻挡暴力，杜拉斯更倾向后者。而在写作阻挡暴力时，她是个始终愤怒的女人，但更可贵的是，她得到文学和读者的支持。
杜拉斯的小说主题是爱情关系和欲望，在她的文字世界里它们高于生活的一切。这是很多女性看与表达生活的视角，她也没超出女性作家拘与情、沉于爱的写作范畴，不过多了些男性的悲怆感和强悍的个性。对爱情人生的绝望，又带有西西弗抗争的色彩。在她那里，一切都服从于激情。一种不复任何世俗规范限制，似乎只有死亡才能承受的激情。小说中总有一个“他”和“她”。“他”并不是某个男人，甚至也不是作为整体的男人，“她”也不是某个女人，也不是作为整体的女人。他们是世界上相距最远的两个点。距离，换句话说，也就是绝望。因为距离的一端或两端总是试图缩小这一距离，结果总是徒劳的，她笔下的人物永远停留在起点，无论经历过什么，永远不可能相遇，所以总是绝望。这也是杜拉斯意义上的爱情。爱情，距离和绝望，是一个意思。我们可以说，爱情这是她的人物的生存状态，或者是一种基质。杜拉斯关注的不是人的生活，而是人的存在。杜拉斯的小说没有结果，不需要也没法结尾。爱是永恒的梦想，谁又忍心结束它呢？所以只有故事的可能情况、过程，事情都是虚幻的。她只讲述发生的很少的一点点事情，再添上心里所想的很少的一点点东西，就这样她成功地创造了一种令人心碎的悲怆气氛；这种悲怆气氛与人的存在非常接近，而和愉快的心境相距甚远。
故事从某一天开始，也可能就是某一天的延续。反反复复地叙说，没完没了的感情纠葛。在她的笔下，变得无望，变得病态。她直接抒写女人的欲望。为了欲望，女人要付出所有女人之外的代价，她将自己认识，却被世界抛弃。这是人类加之自身的欲望。有人在哭，但杜拉斯却审视着无耻地说：来吧。她拒绝光荣。在她眼里，再堂皇的桂冠，也不能以生存的信仰换取，欲望是纯洁的。
当你翻阅她的一些作品，比如《长别离》、《广岛之恋》、《情人》，你也许会想她是感情世界一个幻想者呢，还是一个情感幻想的编造者，那是一个恐怕连她自己都不相信的世界。可是一走进她的作品便立刻被一种氛围所笼罩，窗外的热闹渐渐褪去，那潮水般的已往仿佛真实地立在那里。你陡然间会觉得，岁月经过无数次的亮丽后，终是无可奈何的枯萎凋零。杜拉斯的世界里，惟独钟情于美好而悲绝却不合情理的爱情关系和欲望。在她的笔下，那些是人类一切关系之上的，而欲望的力量是不可逆转的，人生在世皆服从于此。还有深情，对人物的深情，对某个故事的深情，使她的文字有一种内心的高度张力：一种心灵的倾诉。
杜拉斯说：“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的我自己。”一个被贫困伤害出卖肉体的早熟的少女（《情人》），那个陷在太平洋堤岸之中的苏珊、那个永不能与丈夫团聚的少妇（《长别离》），那个因爱上德国兵被剃光头、对爱情再无信心的法国女人（《广岛之恋》），那个被未婚夫抛弃的斯泰因（《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那个久久等待丈夫从集中营回来的妻子（《痛苦》），她们就是贯穿在多少世纪中那个永恒的女人，无一例外，她们都是在受尽伤害之中成熟的。
文字后的杜拉斯，她小气，偏执乖戾，有人说她为了钱重复同一题材的作品，穿的怪模怪样。一件黑色制服穿了15年之久！一件黑色坎肩，一条筒裙，卷领套衫，和一双冬季短筒靴，这就是她的制服。“确实没有必要把美丽的衣装罩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在写作。”曾经美丽的杜拉斯，只能把才华当作她的衣衫。她的美丽被贫困窘迫消灭了，被酗酒伤害了，但是她从容不迫地叙述，她在文字中华贵。在《情人》里，杜拉斯说：“现在我看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在18岁，在15岁，就已经有一个被酗酒伤害的面孔的先兆。”总是这样，总是这样认为，总是这样说：绝望先于存在而存在，一切从绝望开始。这是杜拉斯的句子，她的感受方法和思考方法。要么她想得到的无限多，要么她从未得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