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西湖1998年发表《关于术语“族群”》认为，作为单词，group有“群”的意思，但也有“族”的含义，在国外人类学文献中，ethnicgroup一词就是指“民族”。“族群”这一术语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共同体”的演进的各个阶段的表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献中也只有“民族”这一术语，未见“族群”的提法。另外，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各国人类学者，在使用“ethnicgroup”这一术语时，其含义都是指“民族”而不是“族群”，因此使用“族群”一词也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对当代社会人类群体的划分，同时也有悖于世界各国人类学者所表述的“人们共同体”的原意。（阮西湖，1998）
李祥福于2000年发表《族群性研究的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认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有以族群、族群性、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取代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的趋势，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脱离民族（nation）所含有的那一层国家的意义。虽然，“族群”在某些语境中不适应我们业已形成的言语习惯，但在学术话语中更适合用它表述。在中外学术交流中，中国学者有责任翻译清楚：中国话语中“56个民族”的民族概念与西方的民族（nation）概念有区别；也不完全与族群定义相符，因为中国的民族界线是经国家划分、确定和批准的，西方的族群概念则侧重民间的界线划分。（李祥福，2000）
纳日碧力戈2001年发表《全球场景下的“族群对话”》，对当今西方国家借助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文化价值观的战略行为进行了思考，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变，先是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后是大国的数字化霸权、炮舰加“文明”，几乎没有给“小国寡民”和“传统社会”留下什么生存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族群”概念在“民族”概念之后进入了许多非英美世界，尽管其能指和所指并不完全符合当地社会的习惯，从而使外来的“族群”概念更加复杂。后者为了加入“族群”之林，一方面要改变自己的传统话语，另一方面也要“修身养性”，改造自我，不断重塑本土形象。前者制定规则，后者疲于应对，“族群”概念注定将长期是一场权力话语和一场不平等的对话。纳日碧力戈2003年又发表《问难“族群”》一文，指出了近年来的“族群话语”的一些缺点：（1）由于诸家在使用学术概念时不注意词义、词源和词用，也不注意同一个词汇在不同文化和国度的变异，且较少联系中国历史，尤其较少联系中国“民族”和“族群”话语的近代演变史，更缺乏足够的个案和国内少数民族表述的支持，结果，以印刷文字出现的讨论，大多成为西方话语或者西方话语的汉语代言。（2）缺少辩证的观点，沉湎于“宏大叙事”，束缚于功能论，受制于原生说，不能认识“民族”和“族群”的翻译话语，本质上是政治权力史，处在一个前后不同的、开放的变化过程。（3）由于学术上的急躁，有的作者对中外相关著述咀嚼不细，乃至误读、误用、误译、误批。（纳日碧力戈，2003）
徐杰舜2002年发表《论族群与民族》指出，族群概念的引入和使用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族群概念的界定是多义的，有的强调族群的内涵，有的强调族群的边界，有的是两者兼而有之，但简明准确的界定可以概括为“族群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的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族群与民族的区别是：（1）从性质上看，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而民族强调的是政治性；（2）从社会效果上看，族群显现的是学术性，而民族显现的是法律性；（3）从使用范围上看，族群概念的使用十分宽泛，而民族概念的使用则比较狭小。族群与民族的联系是：族群可能是一个民族，也可能不是一个民族；而民族不仅可以称为族群，还可以包括若干不同的族群。（徐杰舜，2002）
郝时远在2002年和2003年连续发表《对西方学界有关族群（ethnicgroup）释义的辨析》、《Ethnos（民族）和Ethnicgroup（族群）的早期涵义与应用》、《美国等西方国家应用ethnicgroup的实证分析》、《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裂变中的“认同群体”与ethnicgroup》、《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答“问难‘族群’”——兼谈“马克思主义族群理论”说》提出，中国民族学界在引进“族群”概念及应用实践中，存在着对此概念理解片面和应用泛化的现象，同时对现实中存在的用“族群”概念替代中文话语中“民族”概念的行为表示质疑。认为对人文社会学科而言，学术术语或概念的形成不可避免地体现着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度、不同社会甚至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和诠释，而我们在引进ethnicgroup这一概念并日益广泛地应用于本土的实践中，对于其在西方国家中含义演变及应用实践的社会背景方面的分析一直比较缺乏。这种“缺失”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中简单地“拿来主义”倾向，而且还造成了应用于本土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些术语演变的社会背景，才能够正确、全面地认识其理论意义，准确把其应用于实践，从而不至于造成概念歧义和话语混乱。同时指出，适合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未必都具有普世主义和全球化的意义，因而任何引进或借鉴都不能脱离他国和本国的实际。
蒋立松2002年发表《略论“族群”概念的西方文化背景》，认为英文语境中的“ethnicgroup”的广泛使用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意义既与美国的民族政策相适应，也反映了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思想的变化，但是在这一概念的中国化过程中，我们应当认真分析“族群”概念的内涵，确定它的适用范围，毕竟中国语境中的“民族”与“族群”二者内涵不同，所表达的内容特征也不同，所描述对象的层次也不同，因此采用完全照搬的模式是不妥的，必须与中国的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蒋立松，2002）
雷海2002年发表《对“族群”概念的再认识》，论述了当前学术界对“族群”（ethnicgroup）概念的不同理解，概括了他们的共性认识，即族群认同的标志是文化特点，认为族群论者把族群当作文化承载单位，分享共同文化特质的看法，并不能让我们真正了解族群的社会特性，不能准确地定义某一群体，从而造成其群体概念的模糊不清，主张通过准确描述和形容“民族”的办法，使国外学者清楚地理解中国的“民族”，而不应强调与国际学术接轨而盲目使用“族群”概念，否定已经使用了一百年的约定俗成的“民族”概念。（雷海，2002）
兰林友2003年发表《论族群与族群认同理论》，针对西方语境的族群、族性概念以及族性（族群认同）理论进行了简要探讨，对族群与种族概念作出了区分，并对族群类型进行了划分。建议为与英文对应，以族群概念替代56个民族的概念，在中华民族（Chinesenation）的意义上，既可用民族（nationality）概念，也可用族群（ethnicgroups）概念，即构成theChineseethnicnalionality；在民族大家庭中的55个单一民族的概念上，可以采用少数族群概念，至于英译不妨用汉语拼音minzu；至于那几个拥有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也可以采借美国针对印第安人的nationalgroups概念，其次属群体都可用族群概念来探究；在族群概念的架构下，对于人口数量较少或与主体民族相比人口数量对比悬殊的族群，可以明确称为少数族群。这就是说，在中国的语境中，用民族指称包容性的中华民族是适宜的，而用族群指称一个民族的不同层级单元，即学术意义上的文化含义的分类单元。（兰林友，2003）
范可于2003年发表《中西文语境的“族群”与“民族”》，通过追溯“族群”和“民族”在特定的文化、社会、历史、语言的背景下所经历的过程，说明两个术语各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并指出，比之于“民族”，“族群”也不是什么更妥帖的概念。两个术语体现了人口的多样性问题在不同语境里的表达，无论在学术使用和一般使用上都具有任意性的一面，也都具有具体和一般之别。但是，西方语境里的“族群”所特有的、对主体民族和国家具负面色彩的内在规定性，是汉语“族群”和“民族”在中文语境里或字义上都没有的。正是因为西文之“族群”具有对抗、边缘、分裂、差异的象征意义，自然地成了挑战“民族”的“批判的武器”。（范可，2003）
潘蛟2003年发表《“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通过追溯族群以及与它相关的一些概念在西方的变化，认为族群这个概念的兴起是与民族的普遍疆域制度化，种族、部落等“东方学”概念的衰退相连带的；族群与民族的区别主要在于政治诉求和政治承认上；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拥有区域自治权利，因而不应该轻易把他们改称为族群。并指出，今天不仅存在着族群概念的泛化，而且存在着“民族”的泛化。这些概念在西方并非自来就是清晰、澄明的，它们的含义一直在流变。它们的流变过程实际上是个对于权力关系所做的预设和构建变化的过程。发生在我国的民族、族群概念争论实际上也涉及这样类似的过程，所不同的是，这个过程在这里流变成了对于舶来概念的翻译问题，我国的民族理论争辩史几乎是一部有关民族译名的讨论史，今天的许多问题的确是由翻译引起。我们曾不加分辨地把西文nation，nationality，people，ethnicgroup，narodnost等词均翻译成了“民族”，以致人们不断为民族这个概念争吵，但问题是当时的译者并不是不知道这些西文词汇在含义上的区别，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汉语里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逐一对译这些西词，而是因为逐一对译这些西词不利于当时的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显然，问题并不仅仅在概念及翻译本身，而且还在于与概念和译名相连带的权力关系构建。（潘蛟，2003）
乔玉光2003年发表《民族与族群：不等位的判断价值》指出，乔玉光：《民族与族群：不等位的判断价值》，《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一个可无限细化亦可无限扩张的表述，而“族群”定义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因此也就有了若干的定义。“民族”实际上是一个十分中国化的概念，其内涵及外延在政治上、学术上及民间对话中，都已约定俗成，对于“民族”概念而言，文化不是其惟一的基准指标。因此，两个概念实际上是居于不同的层次。故而用“族群”取代“民族”或者认为两个概念可以兼用的观点是不恰当的，但可以相互补充，构成合理有效的研究网络。（乔玉光，2003）
乌小花2003年发表《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认为，乌小花：《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当前“族群”与族群理论的应用在一定范围内呈泛滥之势，但必须注意的是，两个概念都有特定的内涵，不能相互取代。“族群”概念应是“民族”概念的补充，是对“民族”的细化研究，对我国56个民族仍然用“民族”概念指称为好，但对于其中内部的各支系、各层级，可以用“族群”表示。同时指出，“民族”与“族群”，的背后牵扯到复杂的社会群体利益，关系到我国的民族政策体系，而不仅仅是个学术范畴内的问题，正确把握它们的含义与关系，有助于正确地指导民族工作实践。（乌小花，2003）
郝时远2004年发表《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指出，郝时远：《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在台湾，“族群”一词最初用于民族学界对少数民族（山胞）的研究。70年代后期，台湾出现“反对运动”以后，随着台湾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民进党的建立，“族群”一词进入政治生活领域，并在后现代“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的交互作用下，成为构建“政治族群”的“文化”工具，在“国家认同”层面和“统独争议”之中发挥着“族群政治”的分化作用，是“台独”势力挑起“省籍矛盾”着力利用的工具。这是大陆学界在应用“族群”概念和认识族群理论时所不应忽视的政治向度。（郝时远，2004）
（二）族群认同与族群意识研究
在族群认同与族群意识研究方面，台湾学者王明柯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和《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两部著作影响较大。族群概念和理论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讨论术语概念的同时，很快开始了应用族群理论进行研究的学术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在族群认同与族群意识方面的研究著述颇丰。除一些论著外，更多的是针对某一个或几个族群的个案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多在于族群认同的变迁和族群意识的产生和流变两个角度，以下是相关论著的评介。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明珂先生于1997年出版《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作为一位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史的台湾学者，作者引用大量历史、考古和人类学资料，从一个新的角度——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历史回忆——来解读华夏（中国人）的本质，说明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成为非华夏。本书运用“边缘研究”方法，对“华夏边缘”作了新的解读。作者认为，所谓“边缘研究”，就是“这种研究法将研究的重点由民族的内涵转移至民族的边缘”。并由此通过对“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华夏族群边缘的维持与变迁”等的论述，体现出一种将人类学族群理论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理论相结合的取向，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对溯源研究的反思。作者的族群边缘理论以及对历史文献、考古遗存、口述材料另辟蹊径的解读，都让人耳目一新，极具启发意义与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