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在指挥盟军进入北非、西西里岛和意大利作战中，在实现与盟国的合作中，都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政治、外交才能，被誉为“军人政治家外交家”。他坚定、果断、宽宏大量、对部属充分信任。艾森豪威尔曾不顾可能产生的政治批评，决定承认正在北非的法国维希政府海军上将达尔朗为该地区的法国最高统帅，从而避免了阻力，加速了盟军在北非的进展。1942年底，凯塞林隘道之战失利，他毫不动摇，及时采取措施，派巴顿将军接替了不称职的第二军军长费里登达。布鲁克、蒙哥马利等人曾看不起艾森豪威尔，甚至时而发出一些尖刻的批评，他仍然宽宏大量，努力使英美合作成为现实。在当时困难甚多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指挥若定，先是取得了北非的胜利，接着攻占西西里岛，推进到意大利本土。1944年，他晋升为五星上将。他把首批登陆部队由三个师增加到五个师，其他细节交由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去负责处理，自己则去关心他认为更为重要的问题。艾森豪威尔意识到，制空权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他要求英国的空军应在他的控制之下进行诺曼底之战。这个决定遭到英国战略空军司令哈里斯的反对，这使一贯处事谨慎，态度和蔼的艾森豪威尔大动肝火，他于3月23日宣布：“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获得满意的解决，我将呈请辞职。”英国的参谋总长不得不同意把战略空军交由艾森豪威尔指挥。美国空军和其他有关国家的空军也都作了同样的安排。接着，他与法国人又达成了忍受损失的协议。这样，制空权的问题就被艾森豪威尔解决了。起初，诺曼底登陆定于5月，因天气不好而推迟到6月。到6月6日，尽管气象预报天气仍然不好，艾森豪威尔还是决定发起进攻。在这之前，他对加来海峡进行了一次佯攻。6日凌晨2时，联军的伞兵和空运部队首先开始在诺曼底着陆，接着是海空军进行炮击轰炸，6时30分，4000多艘战舰载运的五个师12万人在诺曼底登陆并巩固了登陆场。到深夜就取得了初战胜利。9月，法国全境解放。艾森豪威尔接着指挥他的部队，击退德军在阿登地区的反扑，突破齐格菲防线，进入德国境内，消灭了大量德军。艾森豪威尔由于在二次大战中战功赫赫而被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曾任美国驻德占领军司令。1945年回国，任美国陆军参谋长。1948年一度退出现役，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50年，去法国任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1952年退出军界，参加总统竞选，以压倒多数当选。1953～1960年任美国总统。竞选时他提出结束朝鲜战争，1953年就职后，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1957年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企图控制中东地区。1957年1月，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的《对中东政策特别咨文》中提出：由国会授权总统在中东实行“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并借口对付“共产主义侵略”，在中东地区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两年内额外拨款4亿美元向中近东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这个决议案于3月7日被美国国会通过。3月9日，艾森豪威尔签署了这个后来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决议案。
当时，正值英、法侵略埃及的战争失败，美国企图利用这个机会，一面以武力威胁为手段，一面以经济援助为诱饵，用反共做幌子，进一步排挤英、法等国势力，以实现其独占中东的阴谋。后来，艾森豪威尔主义也被用于中东以外的地区。艾森豪威尔主义遭到中东各国人民的反对。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四国政府两度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1959年，随着国务卿杜勒斯的逝世，艾森豪威尔主义也黯然失色了。从1953年到1961年，艾森豪威尔连任两届美国总统。他在任期间，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了美苏高级会谈。“戴维营会谈”开创了冷战年代及以后的日子里美苏首脑会晤的先例。
在冲突和干扰之间保持平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盟指挥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一般说来，盟军都希望自己指挥他国的军队，而其他盟军的军队也希望在指挥问题上有所主动。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盟军间的关系会搞得非常僵。艾森豪威尔非常注意这个问题，该用英国军官的时候，他一定要将指挥权交出去。
1943年初，在北非的突尼斯战役中，艾森豪威尔就把参战的美军交给了英国人亚历山大指挥。当时，艾森豪威尔的北非盟军的副司令是亚历山大，他是一个英国人。对此，美国军官认为不妥，就找艾森豪威尔：“你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提醒艾森豪威尔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潘兴将军就一直拒绝把美军与协约国合并，潘兴将军的威信由此而建立。你要向潘兴学，不要和盟军的军队合并，要保持独立。”
艾森豪威尔当时非常严肃地对这些人讲，他说：“你们说的，我知道。可是你们忘记了潘兴将军当时对法国元帅福煦说的一句话：‘我们的每一个人，每一枝枪，每一件东西都归您使用——只要您认为恰当就行。’战场上，只要能战胜敌人，其他并不重要……这件事不要再议论了，如果有错，我甘愿承担一切后果。”就是该交出的权利，艾森豪威尔交出了。
实战证明，艾森豪威尔在北非战场把美军交给英军指挥是对的。英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直想在地中海地区，集中兵力打德国人。它认为，整个轴心国是一个“大鳄鱼”，鳄鱼最薄弱的地方是哪儿？是腹部。所以丘吉尔把这个叫“柔软的下腹部”。那么，德国轴心国的“下腹部”在哪儿呢？在地中海。所以说，英国人一直想集中兵力在地中海，同德国人作战，而美国不行。美国是坚决主张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打败德国人。艾森豪威尔在北非战场上，让了英国人一步，却为后来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时，赢得了英国人的配合。这就是一个大战略家的目光，不是简简单单的军人，而是战略家。
1944年6月，美国、英国盟军实施诺曼底登陆，正向法国纵深进攻时，正在这个时候，一直难以丢掉那个“柔软下腹部”地中海的丘吉尔又提出：“准备在法国南部登陆的盟军应该调往地中海。”因为当时盟军先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然后准备又在法国南部登陆，来解放法国。他对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不能这样做，我将向国王辞去我首相职务。”这等于要挟。
艾森豪威尔坚持自己原来的作战计划，坚决反对从欧洲大陆抽调兵力。他同丘吉尔多次通话，最终说服了丘吉尔放弃自己的决定。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里谈到了“这件事”。他说，我的秘书后来跟我讲，丘吉尔流泪了！他一边抱怨艾森豪威尔不接受自己的意见，一边同意继续在欧洲大陆集中兵力作战。所以，在原则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是不让步的——我该和，则和；和时，保证不骄纵。该斗，则斗；斗时，保持斗而不破。
艾森豪威尔艺术般地处理了联盟作战的诸多关系，使得这位资历远远低于其他高级将领的人，成为一名卓越的统帅。所以他成了一位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指挥过如此众多兵力的五星上将。所以英国名将蒙哥马利在评论艾森豪威尔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最高统帅，一位军事政治家。我认为，没有其他人能用他的方式，把盟军组合成这样一部能征善战的机器的，并且在许多冲突和干扰成分之间保持平衡。”
秘诀就在于宽容和协调
“宽宏大量，性格开朗”这句评语是巴顿对艾森豪威尔的评价。它准确地反映了艾森豪威尔自己的个性。恰恰就是这种个性，使得他在各种复杂的局面下能够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担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统帅的时候，艾森豪威尔资历很浅。他在1942年7月7号才晋升中将。而且这个军衔是临时军衔。就是说，如果他不担任这个统帅，他还退回到原来的军衔。可是，他挂着临时上将的军衔，到了盟军统帅部的时候，他的副手正式军衔都是上将。空军司令特德，他的副司令亚历山大，都是上将！显然，他军衔就比别人矮。论资历，很多军官也在他之上，如，英国的蒙哥马利在旅长、师长岗位上都干过，作战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当过集团军的军长，巴顿，不仅当过师长与军长，而且是美国装甲兵的创始人，作战顽强、凶猛，当时就有名气了。可是，艾森豪威尔却使得一切——无论是军衔，还是资历高于他的人，都像一架机器中的螺丝钉一样，发挥自己的作用。秘诀在哪里？就是他的宽容和机智。
蒙哥马利是英国一员虎将，在北非战场上，他竟然打败了威名赫赫的沙漠之狐——隆美尔。英国宣传机器将蒙哥马利称之为“战神”，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拿破仑”。既然叫“神”了，就要有神气了。所以蒙哥马利也认为自己气度不凡，应该负有，也能够负有更大的使命。于时，他开始和艾森豪威尔“叫板”，他认为自己最适合盟军统帅。当时，英国的许多将军也私下议论，蒙哥马利应该成为盟军的统帅。所以说，蒙哥马利在作战中经常对艾森豪威尔表现出轻蔑的态度。当时，很多美国人看不下去。布莱德雷是美军第十二集团军司令，他找到了艾森豪威尔，他说：“如果你想把指挥权交给蒙哥马利，那么你立即给我送回国吧，因为在他手下干，我没有胜利的信念。”当时，巴顿正在布莱德雷的旁边，他拍了拍布莱德雷，他说：“伙计，如果你不干，我也将和你一起离开。”这不就是共同施压吗？一方面，蒙哥马利在施压，叫板；另一方面美国人内部也看不下去，也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艾森豪威尔笑着对他们俩说：“没关系，我会有办法处理的。谢谢！”应该如何处理好这件事？那么，他有什么办法？其实，他的办法最简单，也最难做，就是宽容！
在他看来，联盟作战贵在团结，有团结，就有信心；既然能够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就有共同点——这就是战胜德国人。因此，艾森豪威尔非常注意保护蒙哥马利的积极性，不让这员虎将的作战积极性受到伤害。比如，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蒙哥马利是地面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按照协同，按照当时计划，蒙哥马利是最高指挥官，连布莱德雷也必须听命于他。当时蒙哥马利是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官，布莱德雷是第12集团军群司令官。按照协同，布莱德雷要听蒙哥马利的。那么一旦登陆成功之后，巩固登陆场，蒙哥马利必须把这个权交回去。而且，把地面部队指挥官这个权交回，必须公示、公开宣布。但是，艾森豪威尔担心，公布他的指挥权重新交回到盟军最高统帅手中，蒙哥马利会因此影响自己的作战积极性。所以，他一直没有公开宣布，只是暗地里接过指挥权。当后来蒙哥马利借着“阿登战役”初期盟军失败这个事情，再次抱怨，正是把地面作战的指挥权交回去，才导致这种情况发生。他抱怨，他责备艾森豪威尔。这句话等于说：如果我指挥，就不会这样了。
在1944年年末阿登作战中。美军伤亡是最惨的。在阿登战役中，它一开始伤亡了好几万，8万官兵没了。所以美军就哗然，就对蒙哥马利不满，纷纷责备他。可是艾森豪威尔还是以宽容，以肚量处理了这个问题。当时，这个事情影响很大，艾森豪威尔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首先赞扬了蒙哥马利的作战，赞扬了他的勇敢，然后非常低调地说：“整个作战行动内容太多，不是一位战场指挥官能够处理得了的，我并没有从蒙哥马利那里收回全部的指挥大权，因为指挥大权一直是在最高统帅手中。”其实这就等于“绵里藏针”地回敬了蒙哥马利，他是说，指挥权从来在我手里，你知道吗！所以，艾森豪威尔的宽容，就使得蒙哥马利也没有脾气了。他没有公开地责备他。后来，蒙哥马利自己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承认自己的错误：“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温顺的部下，我喜欢我行我素。但是您总是在困难和风云变幻的时刻，使我没有发生越轨行动。您的英明、引导和宽厚的容忍，对我教育极大。我万分地感谢您！”这是在1945年的时候，蒙可马利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承认自己的错误。
充分授权与下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副校长安排他听有关部门汇报，考虑到系主任一级人员太多，只安排会见各学院的院长及相关学科的联合部主任，每天见两三位，每位谈半个钟头。在听了十几位先生的汇报后，艾森豪威尔把副校长找来，不耐烦地问他总共要听多少人的汇报，回答说共有63位。艾氏大惊：“天啊，太多了！先生，你知道我从前做盟军总司令，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支军队，而我只需接见三位直接指挥的将军，他们的手下我完全不用过问，更不需接见。想不到，做一个大学的校长，竟要接见63位院长、主任。他们谈的，我大部分不懂，又不能不细心地听他们说下去，这实在是糟蹋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对学校也没有好处，你定的那张日程表，是不是可以取消了呢？”
艾氏后来当选了美国总统。一次，他正在打高尔夫球，白宫送来急件要他批示，总统助理事先拟定了“赞成”与“否定”两个批示，只待他挑一个签名即可。谁知艾氏一时不能决定，便在两个批示后各签了个名，说道：“请狄克（即副总统尼克松）帮我批一个吧。”然后，若无其事地去打球了。
这正是艾森豪威尔的领导艺术，想想我们现在许多企业领导，不放权，事必躬亲，往往费力不讨好，不但扼杀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企业也成了他一言堂的家庭作坊。
艾森豪威尔意识到，一个人不管多伟大，就其个人而言，是有局限性的，只有在千千万万其他人的帮助下，才能办成事情。艾森豪威尔认为，总统领导的主要作用是挑选合适的人做合适的工作，并且和他们一起共事。他要的是有能力的、经过考验的工作人员、敢想敢干的人。在挑选他的内阁和白宫工作人员时，私人友谊根本不予考虑，艾森豪威尔连一个老朋友都没有选用。艾森豪威尔组阁考虑挑选的第一个人就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和杜勒斯并无来往，只是俩人曾在一起制订过共和党纲领中的对外政策要点。尽管艾森豪威尔对杜勒斯某些好战言论，尤其是关于解放共产党卫星国，以及“大规模报复”的思想感到遗憾，但是他赞赏杜勒斯是敢想敢干、富于创见性的人。艾森豪威尔还对杜勒斯对世界事务的渊博知识，有深刻的印象。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对人说：“我知道只有一个人比杜勒斯到过全世界更多的地方，同更多的人谈过话和知道得更多，这个人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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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沟通者：里根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