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伯
1.从我上大学选在西安，春运就成了一个躲不过的难题。那几年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的火车只有一趟，是一趟绿皮车，寒假冻得夜里睡不着，暑假车厢里怪味弥漫，逢站必停逢车必等。从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传闻这趟火车要淘汰，到我大学毕业，还是坐这趟车回的家。它赖在工作岗位上，像个不肯退休的老职工。绿皮车的司机完全是由着性子开，一路上想开就开想停就停，开火车居然完全看心情，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开一会儿火车司机就下去抽烟。从西安开到乌鲁木齐，晃晃悠悠要开三天。我一直跟人抱怨，觉得这车慢到家了。后来有一次买票没注意，买了一个临客，才知道还有更慢的，那火车就跟私人长途车招手停一样，一路小站都不错过。最大的痛苦往往不能预见，这车要给所有的车让行，特快也好直达也罢，但凡是辆火车就要超你，从西安到乌鲁木齐，走了四天三夜。我上大学的时候，铁路提速了一次又一次，西安到奎屯的1043雷打不动，每个当年在西安上学的新疆孩子，恐怕都记得。唯一的好处是西安是一座布满了大学的城市，城市对大学生的购票政策把控非常到位，有专门针对学生的学生专列，会在放假前到学校集体订票，并且尽量安排学校和铁路部门打击黄牛，黄牛手里没票，你在售票窗口一亮学生证就买得到。学生过年回家是件有意思的事情，一车厢的学生，四十多个小时硬座，一路上有说有笑，往往你旁边坐的就是隔壁大学的，很随和地聊一路。男生上车前都盼着艳遇，运气好的话，对面坐个女神。那一路真心不累。“春运”这个词，被一群孩子聊聊在学校的生活和家乡的某道美食，融化了。大学毕业到了上海，才真的明白春运有多痛苦。颇为凑巧，上海到乌鲁木齐的直达车也仅有一趟，升级成T字头的特快，全程也是46个小时。而我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政策照顾的学生，从买票到上车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
2.第一年工作的春节前，我一个人跑去上海火车站，想去碰碰运气。虽然去之前做足了思想准备，但一下地铁就傻了，上海火车站的地铁口被人挤得水泄不通，到达出口竟然要通过一个超级长的狭长通道。这条通道横穿整个火车站，通道两旁是各种卖旅行包和小商品的商户，人们拿着大大小小的旅行包、编织袋，一步一步朝里挪，空气中夹杂着汗味、皮革味、脚臭味、热干面味，令人作呕。被挤了将近20分钟，终于被人浪挤到了售票广场，才发现这场竞技还没开始。火车站在露天广场上设立了将近200个售票窗口，但在浩瀚的购票人群中，你根本看不到前方的状况。一百多条数百米的人海长龙，瞬间将我的意志打败了。我可以狠心排队，即便一天一夜通宵达旦也不是问题，但前提是我不能请假，然后排队却不意味可以买到票。二百个售票窗口，每一秒少了几十个机会，这样排队买到票，基本是天方夜谭。只能回家另做打算。我能做的选择很少，4000公里不可能坐长途车，就算人家肯，到家春节也过完了。只能坐飞机，上海到乌鲁木齐的飞机，一张单程的飞机票3000元，这是我一个多月的工资。回趟家，不吃不喝小半年的工资。不管如何，第一年工作，不回家实在说不过去。却不想，那天傍晚，我他乡遇贵人。故事缘起我一个人在金桥驿站门口，跟厂区门口警卫室的保安聊天。金桥驿站在一个已经荒废了的国营的粮食局里，那里是上海杨浦区申通快递的总部。负责值班的是一个和我老爸年纪差不多的老上海人，年过半百，穿上海老衬衫，笑起来的样子很慈祥。他似乎看我太过无聊，把我叫进值班室里。上海人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让你第一眼看的时候就能清晰地辨别出。老伯伯就是一个这样气质的老上海，他每日的工作颇为清闲，负责防止陌生车辆进粮食局大院，如果有陌生脸孔及时登记。绝大多数的时候，就是那种一杯茶水一张报纸一坐一天的情况。我想，那天他跟我聊天无非也是打发时间。他指着窗外金桥驿站的楼问我：“侬也是来上海找工作的伐？”我说：“嗯，我是新疆的，来这里半年了，住在这里找工作，现在在一家网络公司，还没有找到其他住的地方，所以暂时住在这里。”“从新疆跑来这里啊？新疆好远啊，侬一个人啊？”他拿起大玻璃杯轻轻吹了一下，呷了一口茶。“嗯，我在西安上大学，喜欢互联网，一毕业就跑来了。”“那侬蛮厉害的嘛。这里住过很多人，后来没有找到工作，许多就都回家了。”我得知他儿子跟我一样大，学习很好很争气。“我儿子在上海交大。”他眼睛里透出难得的自豪。“您儿子真争气。”我赶忙表扬他儿子。他突然兴奋了：“小伙子也很厉害，一个人在上海打拼啊。过年什么时候回去啊？”心事重重的我仿佛被人戳了软肋：“我下午刚从火车站回来，票买不到，都不准备回去了，还不知道怎么跟家里说呢。”“过年不回家？侬在上海有亲戚吗？”他惊诧。“没有。票实在太难买了，跟打仗一样。火车站这两天根本进不去。”“那也不能不回家啊，侬这孩子真是的，我帮你买。”他说，“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在火车站，绝对没有问题，一张火车票而已。你要哪天的？”“不用啦。”我赶忙推辞，“我那一趟太远，只有一趟，很难买，我还在想不行买机票吧。”“侬这个孩子简直是，”伯伯竟然抱怨起我来，“飞机票？一个月你才赚多少钞票啦。我一个电话就给你搞定了。”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没敢再搭腔。“侬这孩子怎么这个样的啦？”他瞪了我一眼，眼睛里透出很大的不乐意，“侬以为我讲笑话是哇？我是看侬跟我孩子一样大，你一个人在这里打拼不容易，过年怎么能不回家，你家里人会担心的。这样，我先给你买，就买一张卧铺对吧？”我突然觉得很好笑，貌似不麻烦他，他反而会不开心。“最好是卧铺，T52。”我有些忐忑地跟他说，“最好是腊月二十八的，这样可以吃年夜饭。”假如主人公换成你，你会不会相信一个第一次见面，年龄和自己爸爸差不多大，之前没有任何交集的一个人，会给自己搞春运的火车票，而且还垫钱帮你买好，别说高价，连代购费都没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砸到了我脑袋上。两天之后，伯伯打电话给我，我顺利地拿到了一张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卧铺票，连日期都没有偏差。这张票对于在上海举目无亲的我来说，显然是最贴心的礼物，而我们，也因此成了忘年之交。伯伯应该是我认真接触的第一个上海人，有了这段经历，我开始觉得上海人并不如媒体上说的那么排外。后面我又遇见过不少上海人，大多数给了我很多帮助，不分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