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们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喜欢把书本上的东西往现实中生搬硬套，而不是加以变通。活学活用。因此，这种老板往往在生意场上吃大亏。
一定要明白，无法光靠理论赚钱。所以，有学问的人往往无法从事赚大钱的行业。由于迷信书本，墨守成规，结果会让赚钱的机会白白溜走。
这些人在做一件事之前，会先仔细地算一算，结果认为不合算，便会放弃，实际上这就放弃了以后发大财的机会。
此外，当他们发觉略施小技便能赚更多的钱时，罪恶感也会跟着产生。因此，他们无法赚大钱。
太有学问的人往往思想过于正统。很难接受和容纳现代的商业意识。他们一直为知识和书本所束缚，因而无法根据现实中的具体情况而加以变通。
知识固然重要，然而，光凭知识去经商，完全照搬书本上的知识，也是行不通的。其实，真正的学问应当是一套求生的方法，而书本上的知识，反而成为次要的了。
美国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曾经和某家报社打过一场官司，因为该报评说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
当然，福特没有受过什么学府式的传统教育，但他也并不是“不学无术”。
福特不服气，于是双方对簿公堂。原告方面便拿出一些问题来考他。汽车大王更加恼火，他说，如果我是一个只会善于答问题的家伙，我怎么会有今天的成就！你要的答案，我可以随便命令手下人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
当今社会，商场情况是瞬息万变的，老板若想获得成功，首先当然是要具备一定的学识，但绝不可生搬书本。
请老板们记住：尽信书不如无书。
然而。这样说决不是贬低和轻视知识的作用。不要完全相信书本。并非让你完全抛弃书本和知识。对于经商者来说，知识和书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应当提醒老板注意的是：一定要学对自己有用的知识。
怎样才能学到对自己有用的知识呢？
你需要把握住下述两点；
其一，要有针对性地阅读。有些书对自己并不适用，所以不要去读它们。就拿一些西方翻译过来的东西说吧，有些根本不适合于中国国情，所以要少读，或者不读。
其二，要活学活用。任何知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书本和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差距，所以切忌把书本知识生搬硬套，而是要活学活用。
此外，要多向社会学习，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知识，或许更实用、更有价值。
总之，不要轻视书本和知识，也不要迷信书本和知识。
李嘉诚金言：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
培养公德心
注意将钱用在公益事业上的良商历代都有，而以明清晋、徽两大商帮最为著称。较普遍的是将资金用于助赈救灾、施衣送药、修路筑桥、浚渠固堤等公益性事业中，很多是属于商人的善举义行。
晋、徽两大商帮，为公益虽所费不赀，但所得亦不薄。一些大商人并未因此而影响其资本的积累和继续增加投入。而且，他们还获得了好名声，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商誉和在商界的地位。他们尊祖、敬宗、收族、恤亲，更可借助宗族势力来建立商业垄断，开展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内修宗祠，外建会馆，是徽商发展商帮的两大支柱。商帮势力的壮大，商人其业更隆、其家更饶，远远超过了其先前的投资。
古之商人尚能“富而有德”，为社会的公益事业出钱出力，今之企业在财力范围之内，对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可以做得更好，更有意义。古之商人尚知急公好义，为国解难，今之商人更应热爱自己的国家，担负起应履行的社会责任。
美国的“计算机大王”诺顿夫妇，其庞大的别墅每年接待成千上万的募捐者和参观者。夫妇俩决定将他们的钱财贡献给社会的慈善事业。并扶助艺术方面的新生力量，他们成立了不止一个的基金会，来资助艺术馆、博物馆、财政困难的报社和儿童救助以及教育事业。
诺顿夫妇的所作所为，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广泛的赞扬。
义利两重的商人精神，古今有之；如诺顿那样热心公益的企业家，中外有之。由此可见，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商者、企业家大有人在。可见“见利忘义”、“毫无社会公德”并不适合所有投身于商海的人。
然而，在现实中，的确有一些人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为了装满自己的腰包，不顾公众利益，不顾社会的发展。他们无视法规，无视道德，用尽各种手段来破坏社会整体的利益，换取自己的利益。这些企业和商人也不可能有长久的发展，最终会被人们抛弃，身败名裂而退出历史舞台。
有一段时间，纸价暴涨，造纸业有利可图。于是，许多投机者纷纷建起了小型的造纸厂，以此牟利。
众所周知，造纸业是污染很大的产业之一，国家对造纸业的检查与监督都很严格。只有那些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能严格控制污染的企业才可能存在。然而，这些小型的造纸厂不顾国家法规，照旧让机器不停地转动，污水也不断地流出。
这些有毒的污水被排人河中，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但是，只要有利可图、有钱可赚，这些企业根本没有想到环保和社会责任。
这种不顾公众利益的行为所导致的惟一后果就是：被关闭。企业不为社会负责，不考虑社会效益，社会就会对其进行惩罚。国家对这些小型的造纸厂进行了大力的整顿，勒令他们迅速关门，并为其造成的不良后果负责。
这就是不顾社会公益事业而最终“自毙”的实例。
嘴硬不如货硬
“货真价实”，说的是商品要价质相符。不仅价格公道实在，而且质量完善纯真。不能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欺骗顾客。“货真”体现了诚贾以信义经商的基本原则，是做好买卖的首要前提。“嘴硬不如货硬”，“只要货赢人，不愁客不来”。
商品的质量问题理应被每一个经营者所重视，商品的质量对于企业的发展与壮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范蠡这位经商大师引用的计策说明了产品质量的重要性，他提出“务完物”的口号，强调贮藏货物要完好，并具体指出不易保管，容易腐败的食物不要久留。注意商品的质量这一原则，也为历代经营有道、经营有法的商人所遵循。
清代商人刘莹刚做的是胡椒生意。一次，他经人介绍与一供应商签约购进了800担胡椒。但后来辨别出这批胡椒有毒。原卖主听说后，惟恐奸情败露，毁及自己的名声，而找到刘莹刚，愿以原价收回全部货品、中止契约。然而刘莹刚竟不惜成本，将这批毒胡椒全部销毁，以免这批胡椒的卖主“他售而害人”。
在诚贾良商注意商品质量的同时，那种不讲质量、欺骗顾客的反面例子，人们自然也给予不留情的揭露和批评。
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在其文集《诚意伯文集》中记载了一则鲁人取糟的故事。说的是春秋时鲁国有个商人，苦于酿不出高质量的好酒，到中山学习“千日醉”的酿造技术。由于无法取得对方的技术机密，他便通过一位在中山做官的朋友，从酿造“千日醉”的酒家偷取了一些酒渣子。运回鲁国后，他将这些渣子放在自家所酿的酒中，冒充“千日醉”拿来销售。一时销路大开，但结果终于被鲁国的中山酒商揭穿，自此生意萧条，以至关门歇业。
这是不讲质量，既掺假又冒牌的典型，在时间上还先于唐代的“鞭贾”，可算是伪劣假冒之鼻祖了。刘伯温追记此事时，意在针砭时弊，说明当时假冒歪风大长，需要加以认真对待。
商品要追求质量，便不可以怕消费者的挑剔。商品质量好自然会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售货不怕人褒贬”，“褒奖是看客，贬低是买主”，顾客对商品的挑剔也是自然的。会做生意的商人要耐心解释，说明商品的质量价格，以使顾客满意，买卖做成。
明代冯梦龙在《广笑府》中也讲过一则卖酒故事，刻画了一个出售商品质量不高而又不让人说不好的奸商的嘴脸。说的是一家酒铺的老板，卖的酒并不好，却非要顾客说酒味香甜不可。甚至把说酒酸的人吊在梁上，到什么时候说酒香了，才给放下来。一次一位过路顾客来喝酒，看见有人被吊着便询问原因，老板说：“他说我酒酸，断我财路。”过路客说“老板，借我一碗酒吃如何？”老板奉上一碗，等客商说一个“好”字，客商被酒酸得齿软，便对老板说：“快放下他，把我吊起来吧！”
重要的是笑在最后
目光远大、稳定自若就是香港房地产大王李嘉诚事业成功的原因之一。很久以前，李嘉诚就对香港地产业无可限量的前景看得十分准确，一两年的小起伏，在整个经济潮流中是不足虑的。而香港人多地少，地皮不急于出手，而是从长计议，从容不迫，按部就班地发展着。他之所以笑在最后，成为地产巨子，关键大概就在这里。
1978年，李嘉诚悄悄地开始向英资公司进军。他不动声色地在股市上买人一家老牌英资公司“青洲英泥”的股票，待股数达到25％时，他出任该公司董事，再等股数达到40％以上时，他坐上了该公司董事局主席的宝座。他深知，“青洲英泥”在红海一带有几十万平方米地皮，进入80年代这里将大有可为。紧接着，他又把目标转移到有“洋行王国”之称的怡和集团身上，并把恰和主将之一的“九龙仓”作为进攻目标。他同样不声不响地买入股票，已购入20％股权，后来得知包玉刚先生亦决意与英资争夺九龙仓，遂将收到的1000万股全部转让给包氏，自己盈利5900万港元。
如何更多地获取长线利益呢？香港船王包玉刚就是通过反复比较之后毅然抛弃了传统的“散租”方式，而采用定期租船的方式，最大限度谋取长远利益的。
当时香港的一般的船东都是“海上冒险家”，采取“散租”方式，视航运需求率而定租金。这种方法在航运兴隆时期最易获利，而且往往获得暴利。像60年代航运巅峰时期，挪威船王耶士坦只散租了一程从波斯湾到欧洲的短短运油线，500万美元就赚进了口袋。然而包船王在仔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以后却摒弃了“散租”方式，采取了稳健的定期租船的经营手段。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散租”虽有它的好处，毕竟风险太大。一旦航运需求减弱，手上有船无人租用的情形就会出现。那时的“海上冒险家”们可就要喝海上西北风了。“租不出去船，与其说是资产，毋宁说是负累。”这是1976年12月6日包玉刚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演讲“经营航运业心得”的名言。想想看，一般巨轮一动不动地停在海上，光是开支一天就需要几万美金。1975年航运业衰退，那位挪威船王十几艘巨轮便无人租用，弄得77岁的老船王如坐针毡。包玉刚的船一租就是四五年的约期，小的市场波动并不影响他的收入，这正是他目光长远、不急功近利的大将气派，更是长线胜于短线商业战略的充分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