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适应的，汉武帝时候，又有“中朝”的出现。秦时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称尚书，尚，犹主也。又有中书，中即宫中。汉初有尚冠、尚衣、尚席、尚俗、尚食、尚书，谓之六尚，都是为满足皇帝生活需要而设置的，故尚书原只限于文书事务。汉武帝使左、右曹分平尚书事，掌群臣书奏；又因游冶后宫，故以宦者典尚书事，谓之中书谒者，置令、仆射。由于他们接近皇帝，又管理文书收发，所以很快就取得了原属宰相的一部分政务实权。当时群臣上奏皇帝，必具正、副两本。先由尚书发视副本，可根据内容决定要不要进呈皇帝。又如郡国的上计、调吏之事也是由皇帝亲自过问而调于尚书的。从此，在外朝之外，又俨然存在一个由皇帝直接掌握的中朝，即内中之朝，侵削了宰相的一大部分权力。与此同时，汉武帝又大行加官制度。汉朝官制，有爵，有职官，还有所谓加官。加官的名目，“自奉车都尉之外，凡七（侍中、左曹、祜曹、诸吏、中常侍、散骑、给事中）。奉车都尉掌御乘舆，亲近之职也，故加官皆属焉，以此见加官皆亲近也。侍中、中常侍得人禁中。诸曹得受尚书事（左、右曹也。受者，受而奏御也）。诸吏得举法。散骑得骑马并乘舆（言骑而散从，无常职也）。又有给事中，中常侍从左右，备顾问应对。所加或大夫、或博士、或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又有给事黄门，位从将军、大夫”（《山堂考索续集》卷二九《官制门·加官之制》）。加官皆出于皇帝的特恩。凡能获得加官的，上自列侯、将军，下至郎中，皆可以出人禁闼，亲近皇帝，所以是很大的荣耀。故当时人叙官，加官多列在职官和封爵之上。大儒孔安国加侍中，以其儒者，使掌唾壶，被认为是很大的荣誉。他们接近皇帝，对皇帝的影响自然也深。故加官之制行，“而外廷公卿之权，盖于是乎轻矣”（同上《官制门·官制有爵有职官又有加官》）。一个丞相，如果没有加官，便不能随时亲近皇帝，他的权力就大打折扣。譬如吕后时期，陈平为右丞相，审食其为左丞相，当时尚右，陈平是首相，以功、以能、以望，陈平当然远高出审食其很多。然审食其“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于吕后，公卿皆因而决事”（《资治通鉴》卷十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外，汉武帝又每每撇开丞相，直接决事于九卿。张汤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汤”（《汉书》卷五九本传）。史言武安侯田蚡既死，武帝“惩其事，尽收威柄于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则痛法以绳之。自丞相以下，皆惶恐救过而不暇。当此之时，君强臣弱，阳胜而逼阴。夫豪杰之士，类多自重，莫肯少杀其锋，鄙人则惟恐失之，无所不至也。石庆为相，时九卿更进用事，不关决于庆。庆醇谨而已”（《山堂考索续集》卷三一《官制门·汉武帝之始君弱相强其后君强相弱》）。又说：“若武帝之时，九卿更进用事，而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之徒，名日宰相，而龌龊自守，于不得已而任之。当此之时，天下之视宰相也为甚卑。”（同上《汉初相权甚重其后相权甚卑》）
通过上述这一系列措施，“以中大夫、侍中而谓丞相为外朝，而内廷用事，宰相不与知矣。自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丞相也，而外延之事，宰相不预知矣。自其以吏六百石以上调于尚书也，而天下之事宰相皆不知矣”（同上《汉世宰相权轻》）！这些现象，与布衣宰相互为表里，充分显示相权的削弱，而它的反面便是君权的增强。汉武的这种作法自然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方武帝即位之始，富于春秋。武安侯田蚧以肺腑为丞相，权移主上。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隐忍而不发。当此之时，臣强君弱，阴胜而僭阳。”太后、田蚧既死之后，武帝有儆于此，故多方面采取措施，裁抑相权。但是，从根本上看，专制主义皇权和相权本质上就是矛盾的。专制主义皇权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相权的削弱。因此，汉武帝的这些措施，从皇权的发展上看，它是必然的。这个矛盾几乎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全过程，在英主、懦君与权臣、奸相之间，在不同条件下，经过了反反复复的较量。但总的趋势是皇权的加强、相权的削弱。汉武帝的这些措施，正是揭开这一矛盾斗争的第一步。
武帝临终时，托孤于外戚霍光等三大臣，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而当时的丞相田千秋不与其任。昭帝即位，霍光以领尚书事而专揽朝政，成为朝中实际的首长，丞相开始有名而无实。昭帝时，张安世以大司马、车骑将军（后改卫将军领尚书事）“职典枢机，以谨慎周密自著，外内无间。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汉书》卷五九本传）。西汉的丞相与御史大夫，都不带领尚书事衔，凡不带领尚书事衔则不得与大政。元帝初，又曾以宦官、中书令石显典领尚书事。成帝建始四年，罢中书宦官，初置尚书员五人（武帝时为四员）。《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注：“《汉旧仪》云：尚书四人，为四曹。常侍曹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曹尚书，主外国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断狱事。”中以一人为仆射。又有四丞：中谒者丞，掌录文书期会；左、右丞各一人，皆佐领仆射之事。
东汉光武帝在位，“亲总吏职，权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尚书是少府庞大机构中的一个。置尚书令一人，千石，“主赞奏事，总典纲纪，无所不统，天子所服五时衣赐尚书令。每朝会，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皆专席，故京师号日‘三独坐’。言其尊重”。其属有尚书仆射一人，六百石，署尚书事，令不在，则奏下众事。《汉仪》谓：“仆射主封门，掌授凛，假钱谷。凡三公、列卿、将、大夫、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尚书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车，豫相回避。卫士传：不得迕台官。过后乃得去。”尚书六人，六百石，即在西汉五曹的基础上，分主客曹为南北，总为六曹。左、右丞各一人，左丞主吏民章报及驺伯史，“总典台中纲纪，无所不统”。右丞假署印缓及纸笔墨请财用库藏，即与仆射对掌授凛及假钱谷。两丞且同掌宫中漏夜警卫。侍郎三十六人，每曹各六人，主作文书。又有令史十八人。（《后汉书·百官志·少府》）可知尚书已完全包揽了丞相的所有职务。和帝诏云：“尚书，古之纳言，出纳朕命。”（同上）《通典》亦谓后汉之尚书，“则为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众务渊薮，内外所折衷，远近所禀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卷二二进制《职官四·尚书上》）。当时人都明确指出：“尚书见任，重于三公。”“三公具位而已。”三公中只有带“尚书事”衔者，位在三公上，才具有宰相的实权，称之为“录尚书”、“录公”。六曹并令、仆二人，谓之“八座”（《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曹魏时期，置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曹尚书，并二仆射。一令为“八座”。分置殿中、吏部、驾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库部、农部、水部、仪曹、三公、仓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别兵、考功、定课、都官、骑兵凡二十五曹郎。两晋南北朝时期，尚书与曹郎的数目代有增减。齐尚书省置令与仆射，分置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六尚书。尚书分统列曹。吏部统史部、考功、主爵三曹。殿中统殿中、仪曹、三公、驾部四曹。祠部统祠部、主客、虞曹、屯田、起部五曹。五兵统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五曹。都官统都官、二千石、比部、水部、膳部五曹。度支统度支、仓部、左户、右户、金部、库部六曹。共二十八曹。
隋代的尚书省，事无不总。置令、左右仆射各一人，总吏部、礼部、兵部、部官、度支、工部等六曹事，是为八座。属官左、右丞各一人，都事八人，分司管辖。吏部尚书统吏部侍郎二人，主爵侍郎一人，司勋侍郎二人，考功侍郎一人。礼部尚书统礼部洞部侍郎各一人，主客、膳部侍郎各二人。兵部尚书统兵部、职方侍郎各二人，驾部、库部侍郎各一人。都官尚书统都官侍郎二人，刑部、比部侍郎各一人，司门侍郎二人。度支尚书统度支、户部侍郎各二人，金部、仓部侍郎各一人。工部尚书统工部、屯田侍郎各二人，虞部、水部待郎各一人。凡三十六侍郎，分司曹务，直宿禁省，如汉之制。（《隋书》卷二七、二八《百官志》）这里，应该特别指出：根据《隋书》的这一记载，可知尚书省这一机构，从汉代一直到隋代，都设在禁中，不过隋时，已不属少府，官阶也远非昔比，尚书令为正二品、尚书正三品，总揽全国的行政职权。
在尚书全面取代外朝丞相行政职权的同时，中书的权力也猛增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书，内中之书也。（李贤语）汉武初以宦者为之。司马迁遭宫刑以后，就曾作过中书令，其职责是宣传诏命。赵翼指出：“汉初中人有谒者令，孝武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置仆射。宣帝时，任中书官宏恭为令，石显为仆射。元帝时，恭死，显代为中书令，专权用事。成帝时，因萧望之言，乃罢其官，更名为中谒者令云。自是以迄东汉，皆无中书之官。曹操为魏公，以刘放、孙资为秘书郎。文帝时，更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遂掌机密。明帝益任焉。”（《陔余丛考》卷二六《中书》）《三国志·魏书·刘放传》谓“放善为书檄，三祖（武、文、明）诏命，有所招喻，多放所为。”赵翼指此为“中书参机务拟诏旨之始”。“其时中书监、令号为重任。蒋济谏曰：‘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据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间，有所革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而向之。’按：资、放、名臣，明帝令主，而济已有此奏，可见权之所在，势即随之。故晋苟勖由中书监除尚书今，或贺之，而勖有夺我凤池之叹。至晋惠帝时，孙秀为中书监，王威为中书令，权倾中外，则更任之极重者矣。”（同上）由于中书负责诏令的起草，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因此，从晋至于梁、陈诸代，国之政事，并由中书。（《通典》卷二一《职官三·中书省》）相对而言，尚书的职务在贯彻执行，显然不能与拥有决策权的中书省相比拟。
这时期，另一个给事皇帝内富的内侍组织“门下”也直接参与朝廷政务。秦二世时，宦官赵高以侍中用事。应劭云：人侍天子，故日传中。汉之侍中，职务是分掌乘舆服务，下至亵物虎子之类。虎子即便器。诗中是一种加官，不限于宦者。大儒孔安国就是掌御座唾壶的侍中。晋代始有门下省之称。梁门下省有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四名，掌侍从俟相，尽规献纳，纠正违阙；监合尝御药，封玺书。后魏尤重。北齐门下省掌献纳谏正及司进御之职，有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各六人，统左右局、尚食、尚药、尚衣、殿中凡六局。（《通典》卷二一《职官三·门下》）由于门下所掌贴近皇帝，职务有规谏违失，并负责宣发诏旨，“诏旨之行，一由门下”。所以它的权力也重于尚书。当时，“江左自陈氏受禅，国之政事，并由中书。中书有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尚书听受而已。此中书之重也。北朝则重门下，三公、尚书非带侍中衔，不得闻政，此门下之重也。”（《毂山笔麈》卷九）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从汉武帝以来，宰相制度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宰相的出身由勋戚列侯转为通过考试而入仕的布衣，即士大夫。
2.尚书由一个职任内官文书、实同宦竖的职务，由于皇帝的倚重、逐渐取代丞相，成为中央实际的最高行政首脑机关，并脱离内府，成为庞大的机构，为后来的六部分职打下了基础。但是在这一时期里，它始终是附设在内廷的中朝机构。在外朝，丞相或设或不设，即使设也是有其名而无相权之实。“自魏晋以来，宰相但以他官参掌机密，或委知政事者则是矣，无常官。”（《通典》卷二一《职官三色相》）如刘宋时期，“宰相无常官，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委以机密者，皆宰相也”（《资治通鉴》卷一二○）。
3.汉制：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曹魏始以中书起草诏令。从此，作为相权最重要部分的造命决策权归于中书，尚书但奉行而已。
4.门下的出现，规谏违失并发布诏旨的权力，又一次从相权中分立出来。
这样，宰相的权力，实际上已分割为尚书、中书、门下三个机构来共同承担，而且，这三个组织都属于中朝，职为内侍。在上文中，我们曾看到东汉时期少府所属政事官员的大增，就是君权侵削相权的明显表现。在这种情况下，相权大大降低是不言而喻的。相形之下，君权也就愈高，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种在中央行政上完全以中朝代替外朝的作法，虽然很遂专制皇帝个人的意愿，然而实际的效果却是不利、甚至有害于时政的。首先是皇帝本人与群臣越来越脱离；其次中朝与外朝重复、脱节，中朝愈是企图尽揽朝权，则愈无力照顾大体和全面；第三，中朝揽权后，外朝则形同虚设，政令之贯彻与检查都无力推行；第四，这些内宫的近臣，无例外的出于皇帝个人的私意与好恶，因此，他们更多的是一批以阿附见宠的小人。这些，都对当时的政治极为不利的。
总括起来说，在我们所说第一阶段，即从秦统一到隋的这一时期里，分封问题，两经反复；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总体上仍属松弛。皇权对相权的限制和分割虽然是成功的，但这样做的结果，并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因此，无论在中央集权和专制皇权方面，这一时期仍处于不断成长与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步。在其他制度方面，也充分暴露其欠完善的弱点。譬如说：在政权组织上，家国不分，为皇家服务的机构多于国家的政务机构，不利于政务的推行。官吏的选举很大部分操在地方的中正手里，法制欠完备，等等。因此，从总体上讲，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体制仍处在一个发展成长的时期。
（二）中国专制主义皇权的成熟
（从589年隋统一到1279年南宋灭亡）
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最辉煌的巅峰，专制主义皇权也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其主要表现如以下的几个方面。
1）高度中央集权制度的全面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