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的散文相比于先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春秋战国时代热闹一时的诸子散文趋于消退。像秦代的《吕氏春秋》、西汉前期的《淮南子》，被视为诸子散文的尾声，但要说思想的创造，已是远不如前人了。
一、论说散文
以前一些文学史著作对汉代散文多用“政论散文”作为一个分类，但考虑到“政论”的概念对我们要说的内容无法包容周全，故使用更为宽泛的“论说”作为分类名目。
奏与西汉的论说文秦立国时短，唯有丞相李斯的“上书”一类文章保存较多，其中《谏逐客书》最为有名。书为劝阻始皇驱逐非秦国人士而作，主要通过选择一系列显著的事例来说明道理，文辞华丽而铺张，气势奔畅，有颇明显的纵横家辩说文辞的气息，可以作为那一阶段文章风格的代表来看。
西汉初邹阳以文章著名，也是战国纵横家的气息很浓。他的《狱中上梁王书》本意是为自己遭谗得祸作辩解，却并不细致分析跟自己直接相关的事实，而是大量征引历史上的人物事件，运用比喻，论“谗毁”之祸，借以表明自己“忠信”的心迹。这在后人看起来会觉得奇怪，但排比铺张，引前事为证，追求气势，大概就是那时文人所受的基本训练。这种文章带有抒情成分，但论辩的味道要更重一些。
随着社会变化的深入，从战国纵横家文脱化出西汉前期典型的政论文，代表性的作家为贾谊。贾谊年轻时在文帝朝中任大中大夫约十年，写下一系列政论，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以及当代社会各方面的问题，都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看法。他的文章洋溢着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充满热情，富于文采。在写法上，既继承了战国散文纵横驰骋的气势，但因为注重具体的实际的政策方针，又具有战国散文所缺少的整饬谨严的风貌。其中《过秦论》、《论治安策》最为著名，被鲁迅称为“西汉宏文”（《汉文学史纲要》）。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其主旨如题目所示，是论秦政的过失，这也是西汉前期政论散文所集中讨论的问题。上篇竭力夸张秦国力量的强大和一朝败亡的迅速，以强烈的反差，突出“仁义不施”则必然败亡的道理。中篇和下篇，提出秦二世和子婴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挽回败局，实际是比较具体地提出了西汉王朝应该注意的政策。文章善于用铺张手法，但却不是典型的纵横家文那种平列的重复的铺张，而是有一种迅疾向前推动的气势，如上篇的劈头一句：“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大下、包举字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写秦人初盛的声势，令人读来一震。这固然是借修辞手段来影响读者的感情，但强悍的文句中蕴有作者年轻的生命力。又如《论治安策》讨论国家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以“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这样令人心凉的句子开头，而后逐一论之。也是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相结合。
稍后的景帝时代，出现了另一位重要的政论散文作家晁锗。代表作有《论贵粟疏》等。晁错的政论文，比贾谊的文章更细密严谨，切合实际，文采和情感则稍逊之。
东汉的论说文自西汉后期始，经学对社会思想的束缚日趋严重；到东汉前期，因统治者所倡导的伪造神秘预言的图谶之学风行，思想界更被笼罩于一片荒诞迷信之中。此际值得注意的论说文，只有与上述风气相抗争的王充的《论衡》。
王充（27—约97）是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仅短时期做过郡县的属吏。他远离京师也远离政治上层，得以保持了思想的独立性。《论衡》八十五篇，站在比较接近原始儒学的古文经学立场上，激烈批判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经学，揭示天人感应之说及世俗迷信的荒谬。他的论证方法，主要是罗列大量的生活常识进行层层推进的逻辑分析，击破妖妄无据的迷信。文章以简朴明快见长，没有多少文学性可言，但它所倡导的理性精神与东汉文学复苏的思想背景有关。
东汉中期至后期，出现了王符的《潜夫沦》、仲长统的《昌言》、崔寔的《政论》、荀悦的《申鉴》等沿着王充的方向、具有批判性的论著，而批判的对象则从迷信思想转向更具体更广泛的社会现实问题。在风格方面，它们继承了汉代散文一直在发展着的骄偶化传统，文章更为整齐工丽。
随着文学作品的繁盛，论说散文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不再重要，后面我们一般也不再提及这一类散文。
二、抒情散文
西汉的抒情散文西汉早期的一些散文，如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其实也是有抒情成分的，但却没有在表述自我的内心感受上充分展开，反是论说的色彩更重些。所以西汉最早的抒情散文，还得从东方朔的《答客难》说起。此文以辞赋惯用的问答体展开，句式整齐且间或押韵，故有时也被列人广义的辞赋范畴。
东方朔（前154—前93）是汉武帝的宫廷文人，机智多才，却只能在宫廷中扮演一个滑稽角色。《答客难》假借“客”责难东方朔为什么“好学乐道”却地位不高起头，然后通过对此责难的解答，揭示出包括自己在内的士的历史命运。文中说到：自己虽有苏秦、张仪之才，但时代却非复战国之旧了。汉武帝逐步削弱了诸侯国，实行彻底的中央集权，这使得士不再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谋求成功，获取高位；一切都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并由他的个人好恶所决定，“贤与不肖”，也实无区别：
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答客难》敏感地指出了从相对自由的战国时代进入专制制度的一统天下以后，文人可悲的命运和必须作出新的人生选择。文章虽然带着某种嘲德意味和表面上的自我慰解，内藏的痛苦其实很深。
西汉中期的抒情散文，以司马迁（生平见后）的《报任安书》成就最高。在这封给朋友的书信中，司马迁诉说了自己无辜遭受耻辱的宫刑而感受的莫大痛苦，和忍辱求生以完成《史记》撰述的心迹。信中写道：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总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从这里能够读出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知识者在强大的专制制度迫害下巨大的内心创痛，并且体会到专制权力的非理性。然而司马迁也以自己能选择的方式作出了反抗，那就是他引以为骄傲的《史记》——他以这一伟大的创作表达了自己的意志自由，重新肯定了自己的生存价值。信中也说到：
仆诚己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而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和东方朔的《答客难》相比，司马迁并没有用任何嘲谑之类的方法钝化痛苦的刺激，当时任安是狱中已判了死刑的犯人，给他的信不可能做到私密，所以也是危险的，但他仍然不顾一切地说出内心的悲愤；甚至，像“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样的话，实是对最高统治者表示坚决反抗的态度。这是非常难能可贵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纯粹的抒情散文传统的形成与书信体关系最为密切，《报任安书》可以说直接开启了这一传统。
东汉的抒情散文东汉的抒情散文仍以书信体为主，和论说散文一样，较为出色作品主要产生于中后期。虽传世名篇较少，但可以注意的是东汉人于书信的写作实更为用心，文辞多经锻炼。这意味着书信不仅是实用的沟通手段，而且被当作“文章”来看待。而从《后汉书》著录传主作品的情况来看，“书”确已正式成为文体的一种。
李固（94—147）《遗黄琼书》是比较有名的一篇。在当时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宦官的激烈冲突中，李固是个中坚人物，黄琼负盛名而未出仕，此信即为劝黄琼出仕而作。信中说：“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广言下之意，艰危之世，志士无由避其责任，言简而甚有激昂之气。后面又说名士被征人朝，往往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被“俗论”指为“纯盗虚声”，希望黄琼“一雪此言”，虽是有“激将”的味道，但确实显示了李固峻烈的个性。
同时人朱穆（100—163）的《与刘伯宗绝交书》开了“绝交书”这一书信体散文类型的首例。信中指斥刘对待自己前恭后倔，全视双方地位变化而定，很简短的几句话就画出一个庸俗官僚的嘴脸，同时也显示出自己人格的骄傲。末句“咄，刘伯宗，于仁义道何其薄哉！”声色毕露。张奂（104—181）是东汉后期一位儒士出身的名将。他的一些短札写得很有趣。如《与崔子贞书》：“仆以元年到任，有见兵二百，马如段羊，矛如锥铁，盾如榆叶。”又《与延笃书》说以暮年而居边地的凄苦，文辞精美而又能以情动人。
秦嘉的《与妻徐淑书》和《重报妻书》叙写夫妻感情，在当时是很特别的。前者云：
不能养志，当给郡使。随俗顺时，檐縠当去。知所苦故尔，未有瘳损，想念悒悒，劳心无已。当涉远路，趋走风尘，非志所慕，惨惨少乐。又计往还，将弥时节。念发同怨，意有迟迟。欲暂相见，有所属托，今遣车往，想必自力。
所说均日常生活之事和夫妻离别之情，却别有情致。当时有文化修养的夫妻问通信当然是平常的事，不平常在于这种信会被有意识地保存下来并作为“文章”流传。它标志了一种文学态度，并预示了日常性抒情性散文的兴起。
三、《史记》与《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