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历史回顾：中国与大食
阿拉伯世界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结部位，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正式接触与频繁往来始于唐代。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国家，即所谓萨拉森帝国，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公元8世纪至9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封建关系已逐渐形成，政治、经济势力达到全盛时代，科学文化也有巨大成就，并对东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公元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8月，大食使者初次来到长安，从此大食与中国官方正式通好，彼此的交往日益增多。至公元798年最后一次使者来华，1481年间，大食派来长安的使节共有39次之多。公元752年（唐玄宗天宝11年），黑衣大食谢多河密遣使来华，这是750年取代伍麦叶（又译乌玛亚、倭马亚）王朝的阿拔斯王朝正式与中国通好。接着，公元753年3月、4月、7月和12月，阿拔斯王朝使节四次进入长安；此后的连续五年中，每年都有使者来华。唐朝的官方档册上，称阿拔斯朝为“黑衣大食”，以与伍麦叶朝的“白衣大食”相区别。阿拔斯王朝的建立，使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迎来中阿关系新纪元的是一次孤立的事件，即发生在双方遥远边界上的一场军事冲突，也就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提到的怛罗斯（怛：da，怛罗斯又作咀逻私）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唐军被阿拉伯军队击溃，大批汉地士兵被俘往阿拉伯地区，其中有不少技术工匠，如丝织匠、金银匠、画匠、造纸工匠等。可以说，这次战役促成了中阿之间第一次的技术转移。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往来和贸易关系日益密切。沟通彼此间的干道是著名的呼罗珊大道，这条大道从巴格达向东北延伸，直达中国边境，再与中国境内的交通路线相连接。在巴格达市场上，可以看到从世界各地转运来的货物，其中从中国输入的货物就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香料、麝香等等。
唐三彩中有很多随葬用的胡俑，这些胡涌大多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身穿折领衣，或抱西域乐器，或牵引驼马，生动地表现了他们风尘仆仆奔波于沙漠、山岭和丘陵之间，为中国和阿拉伯经济的繁荣而辛劳跋涉的情景。西安附近的唐墓中也发现了波斯银币和阿拉伯金币，都是当年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带到中国来的通货。
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和波斯海外贸易商也通过海道来华，即从波斯湾取道马六甲海峡北上交州、广州。这些来华的波斯船大都从阿曼的苏哈尔或波斯湾北岸的西拉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驶抵中国东南沿海。唐代，中国南方习惯称波斯人为“舶主”。到中国经商的波斯、阿拉伯商人多在交州或广州登岸，也有人北上扬州。扬州是南北、东西水运枢纽，外国商人溯江而上，可以深入四川、波斯、大食商人大多侨居在广州和扬州，其时，广州、扬州已是中国东南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和商业中心。
怛罗斯战役之后，中国的造纸术传人了穆斯林世界。据阿拉伯方面的记载：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中国造纸工匠，协助阿拉伯人在中亚古城撤马尔罕建立了第一家造纸厂。在中国纸和造纸术传入阿拉伯世界之前，西亚和埃及主要以皮革作为书写材料。五世纪以后，阿拉伯人还使用一种特殊的羊皮纸写字，羊皮纸在阿拉伯语中叫“瓦拉格”，此词后来就成了阿语中纸的名称。革纸不但笨重，而且字迹很容易被刮掉。中国纸一经传人，便很快取代了原来的书写材料。到阿拔斯王朝的极盛时期，阿拉伯人已经能够大量造纸、用纸了。公元9世纪后的数百年间，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甚至成了向欧洲供应纸张的主要产地。
中国的指南针、火药等发明，跟造纸术一样，都是先由阿拉伯人接受，然后再传到西方去的。1225年至1248年间，火药已经传人伊斯兰国家。1258年，中国的各种火器也由元帝国传人了阿拉伯国家，其中主要是火箭和火枪。13世纪末14世纪初，伊斯兰国家将蒙古人传去的火器加以改进，发展成两种“马达发”（即现在阿拉伯文中的“火器”）。两种“马达发”在14世纪初西姆埃丁·穆罕默德写的兵书中都有记载。
（第二节）阿拉伯文化在中国
随着阿拉伯商人的东来，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也传进了中国，且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伊斯兰教是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一种神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的产生，是当时阿拉伯半岛各部落要求改变社会经济衰落状况和实现政治统一的愿望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唐宋时期的伊斯兰教，基本上是蕃客（蕃：fan，同“番”，指外国或外族）即外国商人、侨民的宗教。这时，从陆海两路来华经商的蕃客以波斯、大食为多，且以长安以及广州、扬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为居地。中国典籍中最早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直到宋代，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仍然很少，人们甚至称该教信仰的安拉为“佛”。这就是说，唐宋时信仰伊斯兰教的主体仍是外国人而不是华人。
清真寺是伊斯兰文化的象征，是广大穆斯林向真主表奉忠心的圣堂，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之所。在整个社会宽容与理解的大背景下，各地纷纷建起了清真寺，以供广大穆斯林虔诚礼拜。其中最著名的清真寺有：西安化党巷的清真大寺、广州的怀圣寺、杭州的凤凰寺、泉州的清净寺、扬州的仙鹤寺和北京牛街礼拜寺等。
西安清真大寺建于唐玄宗元年（公元742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经过历代的重修和扩建，该寺现已形成一组庄严肃穆的古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紧凑。全寺沿东西走向呈长方形，共分四进院落，主体建筑有木质大牌坊、石牌坊、省心楼、凤凰亭和礼拜大殿等。礼拜大殿巍峨壮观，可容纳1000多人同时做礼拜。
广州的怀圣寺（又名光塔寺），相传是早期来华的阿拉伯著名传教士阿布·宛葛素所建，以怀念伊斯兰教创始人（圣人）而得名。寺内有圆柱形砖塔，为阿拉伯民族风格；塔名光塔，高36米，中心为实心柱。光塔原名邦克塔，“邦克”是波斯语的音译，为教徒举行礼拜前登塔召唤徒众集合的唤词。此塔目前已成为研究中国海外交通史、建筑史和伊斯兰宗教史的重要古迹。
杭州凤凰寺（原名真教寺，俗称礼拜寺、回回堂，宋代称文锦坊），始建于唐代，元延祜年间（公元1314~1320年）由回回大师阿老丁（埃及富商奥托曼家族成员）重建，因原建筑群状似凤凰而得名，为中国现存伊斯兰教四大古寺之一。
泉州清净寺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礼拜寺形式建成，始建于回历400年，即公元1009年。现存主要建筑有大门、奉天坛和明善堂等。大门高20米，宽4.5米，用辉绿岩和花岗石砌筑，分外中内三重，皆圆形穹顶尖拱门，风格独特。清净寺不但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泉州海外交往的重要史迹。
扬州仙鹤寺相传为南宋时伊斯兰教主穆罕默德十六世裔孙普哈丁来华传教时所建。其建筑既有伊斯兰文化特色，也融进了仙鹤形布局的中国民族风格，与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和杭州凤凰寺合称中国伊斯兰教四大名寺。
北京牛街礼拜寺建于辽统和十四年（公元996年），后曾两次重修，属阿拉伯风格。寺内主要有礼拜殿、邦克楼、望月楼和碑亭等建筑，并存有一批重要文物和碑刻，其中两块元代阿拉伯文墓碑及一块明代用汉阿两种文字刻的“敕赐礼拜寺记”碑，是研究伊斯兰教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除了清真寺，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还可以看到其他形式的伊斯兰文化古迹，如广州的清真先贤古墓、泉州的伊斯兰教圣墓等。广州的清真先贤古墓是阿布·宛葛素的墓地。墓室上圆下方，内呈洞形，在内诵经或讲话，回声响亮，故又称“响坟”。陵墓周围辟为园林，广植花木，且建有拜殿、方亭等房舍；附近还有历代知名伊斯兰教徒的墓地，其中尤以回教三忠墓最为有名。福建泉州的伊斯兰教圣墓亦称三贤、四贤墓，位于泉州市东门外圣墓村灵山。据记载，唐武德年间，穆罕默德遣门徒四大贤人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死后葬于此山。现存两墓并列，墓上有石亭，墓后依山砌半圆形石岸，且建有石廊。廊内有历代石碑五方，正中一方阿拉伯文石碑立于元至治三年即公元1323年。墓地周围风景幽雅，为泉州胜景之一。
明末清初，在通用汉语地区的穆斯林中，出现了一批“经汉兼通、回而兼儒”的宗教学者，他们不光把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经著译成汉文，而且还写出了一些传扬伊斯兰教的著作。清末，人们开始了对《古兰经》的翻译工作，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了《古兰经》的中文通译本。在阿拉伯文献中，《古兰经》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它是穆斯林宗教生活、精神生活和伦理道德的最高依据。1000多年来，《古兰经》一直是阿拉伯文体的典范。《古兰经》的翻译出版，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宋时代，来华穆斯林逐渐融人各地社会，特别是在沿海港口城市，出现了许多长住不归、娶妻生子、置产做官的穆斯林。公元848年，大食国人李彦升，经岭南节度使卢钧举荐，考中了唐朝进士，足见其汉学功底之深。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波斯侨民当推李兄妹三人。李（约公元855~930年），字德润，先祖为波斯国人，世代居于蜀中（梓州），是知名文学家，著有《琼瑶集》若干卷，可惜已亡佚，现存《渔父歌》诗三首，见于《全唐诗》卷七六○；词54首，见于《全唐诗》卷八九六。李还是一位医药学家，著有《海药本草》6卷（也已散佚）。据说，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写作《本草纲目》时，曾吸收李对的部分成果。李为之弟李弦，字廷仪，以卖香药为业，善弈棋，好摄养，精通炼丹术和医药。一生精力都花在炼制金丹上，以至晚年家无余财，仅留道书药囊。李殉妹李舜弦也是诗人，为前蜀（公元907~925年，代十国时十国之一）后主的妃嫔，存《随驾游青城》等诗三首，见于《全唐诗》卷七九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