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贽简介
李贽(1527-1602年)：中国明朝末年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回族，号卓吾，又号笃吾、宏甫，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
李贽原籍河南，元朝以后迁至福建。其家是世代巨商，至祖父辈家境渐衰。他原姓林，名载贽。其三世祖因反对封建礼教，得罪林姓御史，被扣上“谋反”罪名。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中举后，为避祸，改姓李；嘉靖三十五年，为避穆宗载垕讳，取名贽。
李贽幼年丧母，随父读书，学业进步迅速。自幼倔强，善于独立思考，不信回教，不受儒学传统观念束缚，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理念，矛头直指儒家理学的历代大师。他12岁作文时，就反对孔子把种田人看成“小人”。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
李贽26岁中举后，先后曾任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官职。为官期间，他目睹朝廷及官员们腐败无能，常与上司发生争执。他又经受过倭寇侵掠、灾荒贫困的痛苦，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艰难，在新兴的市民运动推动下，希望能找到与宋明理学不同的“道”。他也曾接触过王守仁学说，并研究佛学。
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54岁的李贽从云南任上辞官之后，著书讲学20余年，曾大胆地严厉批判当时庸腐的官学制度，以及道学家的虚伪和自私。后久居湖北，先是住在黄安朋友耿定理家，教授耿家子弟，后在麻城龙芝佛院聚众讲学，放言高论，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听众为之倾倒，一片欢迎之声，但受到耿定向等道学人士的攻击和迫害，视其为“异端”、“邪说”、群起围攻。万历十六年夏，他又剃头以示和鄙俗断绝。李贽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毫不畏缩。
万历二十五年，李贽应巡抚梅国桢之请往山西大同。此年秋到北京，住在西山极乐寺，一路撰述不歇。次年春到南京，最后编订其巨著《藏书》。该书共68卷，系纪传体史论，论述战国至元亡时历史人物约800人，对历史人物作出了不与传统见解苟合的评价，旨在反对儒学。如他赞扬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则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
李贽晚年移居北京东郊通州，遭到封建朝廷镇压。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讦李贽，将他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并焚毁他的著作，最后殒于狱中。
古稀高龄的李贽在狱中遭受严刑，不堪忍受。他听说朝廷要押解自己回福建原籍，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于是请一位剃头师傅为他剃头，其间乘人不备，夺过剃刀自杀身亡。死后，马经纶把他收葬于北京通州北门外马寺庄迎福寺侧(今西海子公园内)。
李贽的主要著作有：《李氏藏书》、《李氏焚书》、《初潭集》、《李氏文集》、《李氏续藏书》、《李氏续焚书》、《李氏丛书》。他的著作在明、清两朝均被列为禁书，但李贽“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
李贽的一生，充满着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考虑，这也是明朝后期社会思想变革的一个聚焦般的体现。他是明代泰州学派的继承者，其思想学说颇为复杂，既有进步的因素，也有儒家传统的某些糟粕；晚年又沉溺于佛老，自称和尚。
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种种问题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
李贽认为，人生而具有“童心”，只因为受了理学教育的污染，“童心”遭到损害，才得不到发展，而使人沾上虚伪作假、欺人欺世的恶习，以致“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他用绝假纯真、真情实感的“童心说”揭露理学教育对人们的毒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诗文写作风格方面，他也主张“真心”，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贽的哲学、政治、教育思想，主要包括：1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2提倡人类平等；3反对封建礼教；4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5“至道无为”的理想。
李贽提倡“因材而笃”的教育观点。他说，人人都有物质的欲望，但各有个性，人们的能力和爱好也各不相同，“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就能适应其个性，发展其个性，从而实现“因材而笃”、“万物并育”的原则。
李贽是中国历史上反封建传统、反封建礼教、反权威主义，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男女平等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对后人反传统权威、反君主专制、反封建礼教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二、李贽的教育思想
李贽是明代乃至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最为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之一，以“异端”见称于当世，以“启蒙”流传于后世。所谓“异端”，就是指与正统思想对立的思想。在明朝，儒学被奉为至尊，李贽的一系列“倒行逆施”被视为异端。在对传统文化批判、冲击的基础上，李贽的思想对明清两代及五四时期的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教育研究领域，李贽的成就颇高，《童心说》最能代表李贽的教育思想。《童心说》是《焚书》卷三里的一篇杂论，主要揭露道学及其教育的反动性和虚伪性，阐明了李贽的读书作文教育观，洋溢着自由主义教育反对封建教育的桎梏，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精神。
李贽所说的“童心”，其实乃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它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
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
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
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淳朴真挚之“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假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论语》、《孟子》”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
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可说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自己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擘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
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守仁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守仁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以看出，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实得泰州之传。
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看李贽的《与马历山书》，方知孪贽的“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可谓刻辣。
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锢禁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中郎，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对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是对个性的自由解放、自由发展的一种人本主义的呼唤；是躁动于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自觉的渴求和觉悟；是与初步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的。这种见解在当时的确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