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董仲舒简介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中国西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教育家、政治家。广川（今河北衡水）人。
董仲舒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他自幼熟读儒家经典，“三年不窥园”，达到如痴若愚的程度，尤其长于《春秋公羊》学和《易经》阴阳学，有王佐之才，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景帝时，他因专精崇尚黄老之学，他无事可做，仍在朝廷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汉武帝即位后，命各地推荐贤良方正之士以备咨询，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接连对他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也称为“天人三策”，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等重大建议，同时还论证了天人关系，天人感应、神权与君权等重大问题。汉武帝十分赞赏他的意见，他应征获第一名。对策后，他被派到江都易王刘非那里任国相，后又被派往胶西王刘端那里任国相，到了晚年，他退职家居，专门从事著书立说和教育活动，但朝廷有大事，仍常派人向他请教。
有关董仲舒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123篇，但大部分已亡佚。今存由后人辑录的《春秋繁露》82篇，《汉书·董仲舒传》载有《对贤良文学策》，其他散见于《史记·儒林传》，《汉书》的《五行志》、《艺文志》、《食货志》、《匈奴传》等。
董仲舒适应汉武帝时代政治上统一的需要，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并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在儒家《春秋》公羊学的名义下融会起来，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依据，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规范概括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的道德教条，这也就是他关于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和所要培养的德性。“三纲”的教育发扬着君权、父权和夫权的封建统治思想，“五常”作为调整和补充“三纲”的道德规范。他以“天人合一”的思想把道德归之于天意，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他把道德的来源推到抽象的人性上，再从人性归到天命上，这样就使封建道德神圣化，成为超阶级的普遍的东西，从而美化封建道德，掩盖其为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真相。
董仲舒从天道到人性、从人性到道德的教化理论，目的是要统治者对人民灌输封建道德，加强精神上的统治，从思想上消灭“犯上作乱”的根源。他说“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教化立而奸邪皆止”。
董仲舒认为，吏为“民之师帅”，教化的统治术能否推行，关键在各级官吏。他要求选用“德教之官”，而不可“独任执法之吏”，他更反对当时“任子”和“訾选”的入仕制度。他认为选用官吏应以“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为原则。只有贤能的官吏，才能担当起教化人民的职责。于是他提出了察举和兴办太学这两项政策建议。
在教育方面，他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为汉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班固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他向汉武帝建议，规定诸列侯和郡守每年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贡举贤士二人，以供朝廷考察录用。贡举贤能者赏，贡举不肖者罚。这样，诸列侯和郡守就会尽心访求贤才，天下的贤才也就能为朝廷所用。
董仲舒认为，朝廷求得贤才最根本、最可靠的办法，是兴办太学，通过教育培养贤士。他对汉武帝说，平日不培养士，而想求得贤士，就像玉不经过雕琢而要求玉有文彩一样；培养贤士没有比办太学更为重要的了。太学设在国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聘请高明的教师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地考问他们，以发展他们的才能，这样，就能够得到人才。正由于太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选派他们担任各级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家的一套统治术去教化万民，所以董仲舒认为，太学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推行教化统治术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董仲舒由教化提出改革吏治，由改革吏治建议兴办太学，培养既忠君又善于治民的官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他把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私家养士的风气，发展成由封建国家统一的养士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是有贡献的。此后，太学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之一。
二、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1董仲舒的教育原理
（1）行教化、重礼乐
董仲舒对统治者强调人事的重要，认为“事在强勉”，“治乱兴废在于己”，只要尽力“行道”，那就会“德日起而大有功”，就可以收到速效，统治地位就可以巩固。在董仲舒看来，君主的重要职责是实施教化。他认为仁、义、礼、乐都是治道的工具，古代圣王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所以王者的职责就在于“承天意以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为大务”。由此得知，董仲舒十分重视教育作为统治手段的功用。
在把教育工作放在政治第一位的思想指导下，董仲舒要求汉武帝不但要“求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养士”。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三法以太学为最重要，所以他又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要求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他还认为，当时的吏治不贤明，其原因就在于选举不当。他对当时纳资授官和积日累久的升官办法提出了批评，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通过试用，便当“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他认为，如果能如此尽心访求人才，天下贤士便都可成为官使，只要遍得天下的贤人，就哪怕像三王那样的兴盛也容易做到，像尧舜禹那样的名望也是可以比肩的。
（2）兴太学、重选举
董仲舒认为，这两种具体措施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下，才能发挥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作用。他指出，思想不统一，会妨碍政治统一。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便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他认为，这样一来，就会“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董仲舒为中国封建社会找到了“儒术”作为最合适的上层建筑，以儒家思想代替汉初的道家思想作为整个政治的指导思想，并且为汉代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独尊儒术”的政治统治和文化教育方针。
董仲舒关于上述几个建议的思想，不但影响了汉武帝的政教政策，而且影响了两汉及后来各封建王朝的政教政策。
2董仲舒论人性、教育对象与作用
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董仲舒一方面认定帝王“受命于天”，另一方面又借假天威，谏劝帝王治国理民要“承天意以从事”。“天道”表现为阴阳，阳主生，阴主杀，阳为主，阴为辅。因此，帝王按“天道”的法则来统治人民，就应当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他又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认为人性也是由“天”决定的。
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的思想，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上下两种人的性都不能真正叫做性，只有中等人的性才可以叫做性。这种性三品说的实质，是把人区分为三等，是一种由神意决定的阶级论。上等人就是圣人，他们的性不仅生来就是善的，并且是超过“善”的，人类社会“善”的标准和具体内容就是由他们制定出来的。上等人是不多的，只包括统治阶级的最高阶层，包括帝王和那些制礼乐、定法度的当权人物。下等的斗筲之人是指封建社会中最贫苦、最“低贱”的劳动人民，他们的性生来就是恶的，根本上不算是人性，简直把他们排挤在人性之外了。圣人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斗宵之人则是愚昧的，不能受教育的。除了上下两种人以外，其余的都是中民，这指的是地主阶级。中民具有善质，但必须受了教育之后才能成为善性。所以董仲舒的教育对象就是这个中民等级的人，贫苦的劳动人民是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的。
董仲舒把中民之性，即把地主阶级的人性当作一般的人性，他所说的性就是指中民之性而言的。他认为性只是质材，它的本身还不能说就是善，必须“待教而为善”。这就是说，性只是具有教育的可能性而已，受了教育之后，这种善的可能性才能变为现实性。他说：“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这就从地主阶级的先天特点肯定了地主阶级受教育的可能性，又从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肯定了地主阶级受教育的必要性。
他批评孟轲的性善说，认为孟轲既然说人性已善，那就没有教育的必要了。这一点，他比孟轲进步。但是董仲舒又认为，人同时具有“贪”和“仁”两种性，这又陷入了善恶二元论，这是他企图把孟轲的性善说和荀况的性恶论结合起来的结果。他认为天有阴阳，所以禀之于天的人性也就是有善有恶。他又认为性属阳，是善的；情属阴，是恶的。人生来就具有性和情两个方面，也就是具有善和恶两种性。他虽然说“情亦性也”，但又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这又似乎陷入了性情二元论。这样他把性当作是善的，实质上维持了“正统”儒学即孟轲的性善学说。他把情从性划出来以后，便进一步主张扬性抑情了。他以为天道是禁止阴的，所以人也应该“损其欲而辍其情”，这就是说要发展善性而抑止恶情。这种思想为后来宋明理学家所发展，而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董仲舒吸取了荀况的性恶论思想，认为万民的从利就好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不用教化去提防它，那就不能停止。他从这一点来强调教育的必要性，并把教育当作防止恶性发展的工具。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像制陶和冶金一样，可以随意铸造，并把国家的治乱兴废都归于礼乐教化，这又未免夸大了教育的作用。
3董仲舒论知识和教学
董仲舒认为天在创造人类时也赋予人以封建道德。所以“天道”寓于人心之中，天心和人心相通，认识了人的本心，也就认识了“天道”。人通过内心反省，就可以体会“天意”。人的知识就是经过“内视反听”的内省过程得来的，进而达到“明善心以反道”的境界，所以他说：“道莫明省身之天。”“内视反听，故独明圣者知其本心。”这种不通过感官只通过内省体察就能获得知识的观点，和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求在我”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具有神秘的唯心主义的色彩。
董仲舒认为只有圣王才有可能“发天意”“承天意”，人们学习的内容就应该是他们所制作的诗、书、礼、乐和封建的伦理道德等知识，至于自然知识那是不应该学习的。他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是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他具体规定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教材。他说：“《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各有自己的特殊作用。
董仲舒要求学习儒家的“六经”。他说：“《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但他又认为，“六经”各有所长，《诗》长于质，《礼》长于文，《乐》长于风，《书》长于事，《易》长于数，《春秋》长于治人，所以学者应“兼其所长”，不要“偏举其详”。这种“兼其所长”的教学观点还是可取的。
在学习上，他提出了“多连”和“博贯”的方法。他以为，只要“连而贯之”，就可以推知天下古今的知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但是联系和贯通，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在教学上往往可以用来加强理解，融会贯通。在学习范围上，他认为不能太博也不能太节，太节就会使得知识暗昧，太博又会使人厌倦。这种思想也有一定的道理。
董仲舒要求教师尽量达到“圣化”的境地，“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他从锻造教师自身素质开始，进而论及教学应该适时，应该注意受教育者的才性，要能从容引导，不急不缓。这比较符合教学一般规律，也是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教学原则的具体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