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好墓出土的铜爵，正处于以轻薄简率为时代特征的商代早期铜爵，向以浑厚凝重作风著称的商末周初铜爵过渡发展之中间环节。造型匀称典雅，挺拔秀丽，装饰豪华大方，主题鲜明。即便那毫无花纹的三足，也线条漂亮，刚柔相济。
妇好墓中出土平底铜爵三套共28件，它们代表着我国古代平底铜爵的最高艺术水平。平底铜爵发展至此，便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后便是圜底铜爵的一统天下。只是到两周之际，铜爵即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时，才又出现很少的平底爵，却已冥器化，毫无使用价值了。
牺首盖铜爵
商周青铜礼器在当初是人们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物，孔子曾说过“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就是说，礼器和名（名字、名份）不可以借用别人的。秦汉以来，人们则把商周铜器作为瑞祥宝物看待，对于三代“九鼎”的向往自不必说，就连地下出土的普通商周铜器也都被认为是瑞祥的征兆，朝野轰动，甚至还改元纪念。明清皇帝也都很珍视古代青铜礼器，多方搜集，珍藏宫中，其中以清乾隆皇帝最为嗜古成癖。因此，官内藏有大量古铜器，清王朝垮台时，这些古代珍宝便被民国政府没收。后来，运往台湾。
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官旧藏青铜器中，有一件商代晚期的铜爵，样式别致，圆体，平底，通体云雷饕餮纹，其纹样的格局与通常所见的有所不同。而其最为特别之处，是该爵无柱而有盖。铜爵在初创时原本无柱，到商代中期时铜爵已普遍有柱，或单柱叉立，或双柱对植。这件铜爵之所以不设柱，是因为要加盖的缘故（商代晚期铜爵也有既设柱又加盖的，解决柱、盖矛盾的方法，或是在盖上辟豁口，或是让柱从爵口外缘弯曲而上）。盖的下缘与爵的口沿吻合，其前端铸成牺首状，俨然是一头小黄牛的模样，形象可爱。盖背中央设半环形钮，盖面上亦饰饕餮纹。在扳内腹壁上及盖内壁上有相同的铭文，为一族徽及“父丙”二字。通高22.6厘米。
带杯铜卣
我们知道，铜卣是盛酒之器，设有可左右活动的提梁，适于外出时挂在车上，即便用手提携亦不容易使酒溢撒出来。这里选择一件特殊的铜卣供读者欣赏。这件铜卣是早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安阳西北岗的商代王陵中发掘出来的。乍看上去，它似乎与商代晚期常见的铜卣并无什么不同，可是仔细瞧瞧，原来它是一件自带酒杯的卣。从外形看，它细长颈，小口，腹圆鼓，有圈足，提梁很高，通体饰多组云雷饕餮纹，纹道细密纤巧，图案简洁、明快。在它的口上，倒扣着一件酒杯，杯作觚状，杯之内底扣压在卣口上，杯口直抵提梁之双轴近旁。在杯底之上，复又设盖，以环扣连在提梁上。
一望便知，卣口上的觚状杯子，与卣正合成一组酒器，把杯子取下翻转过来使杯口冲上，即可从卣中斟酒而饮。很显然，它是外出游耍或旅行时最为简便而实用的酒器。还有，杯底之盖也非画蛇添足之物，它一来使全器合于铜卣常形，二来，有了它可以使酒杯更稳实地扣置在卣口上。总之，该卣的设计，应该算得上是一项发明。主持发掘工作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曾评论说：“它是这一类青铜器中形状最为优美的一件，……整个器物，包括提梁、盖子和圈足，全部为精美构成的纹样所装饰。器身和长颈为八条设计不同而具有不同纹饰成分的水平饰带所掩盖。……这件器物的形状与纹饰的谐合是一个艺术大师最高技术的成就。”
从卣上的杯子，我们又联想到觚的用途。尽管商代晚期的铜觚口部外侈极甚，形体细高超常，很不适于做饮酒器，而且有的觚上加了流，显然不是饮器，但是，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再结合这件铜卣上的觚状杯来分析，可以断言，商代铜觚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饮酒器——这里指那些口部外侈较轻、形体粗短者。或者干脆说，形似上述铜卣上的这件杯子者。
该卣出土后，一直没有正式发表，后来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时，便把这件铜卣运到台北去了。
联珠饕餮纹高脚铜杯
说到商代的饮酒青铜器，人们当然最容易想到的是铜爵、觚，也许不少人怎么也想不到，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还有一种铜酒杯，竟与我们今天常见的高脚玻璃酒杯和高脚瓷酒杯很相像。
1973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的一座商代晚期墓中，出土一组青铜器，计有鬲、鼎、簋、卣、杯等。铜杯口微侈，腹瘦，喇叭状高足。杯腹上部有三道凸弦纹，下部在两道联珠纹之间，以卷云、双目构成饕餮纹。高足上有两道凸弦纹，夹四个十字形镂孔。杯高21.2厘米，口径14.4厘米，重0.7公斤。现藏扶风县文化馆。
据历史文献记载，今陕西省的岐山县与扶风县之界，是周族的大本营，当初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为了逃避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曾经送给对方若干的兽皮珠宝，仍然没能阻止其对周人的攻掠。无奈，古公亶父只得放弃了祖居的地方——幽，率众渡漆水，踰梁山，来到岐山之下的周原，营建了新的城邑。在周人到来之前，周原一带已经是个与商王朝交往较深的地方，正如《诗经·殷武》所夸的：“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据研究，从纹饰风格分析，可把扶风法门镇出土的高脚铜杯的制造年代推定为商代中、晚期之际，大约不晚于武丁时期。依次推算起来，法门镇高脚铜杯应当是古公亶父占据周原以前，当地原住土著居民制造使用的铜器，其主人，应是商代西方羌戎集团中某个方国的居民。
调温铜方卣
在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南的劳背沙洲有个很大的沙土丘，乡老相传是古代某王侯的陵墓，但人们只是如此传说而已，没人去认真追究这一传说的真伪。长期以来，当地农民常来这里取沙，沙丘便日渐小起来。1989年9月20日，到这里取沙的农民意外地从沙中发现10多件青铜器，正在附近进行考古发掘的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詹开逊等人闻讯赶往现场斟察，有关部门随即组织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结果证明这是一座商代后期的大型墓葬，墓中出土文物十分丰富，共约1900多件，其中青铜器480多件，玉器1072件，陶器356件。这一发现不仅轰动了整个文物考古界，也在舆论界激起强烈反响，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在青铜器中，有一件铜卣堪称国宝。该器为小口，细长颈，方形腹和圈足，扁带状提梁，提梁两端各铸一龙头，呈口吞提梁状。卣口上有盖，盖面雕一蟠龙，龙尾盘卷勾连提梁上的小钮，颈、腹均饰纹道纤细的饕餮纹，圈足上有镂孔。在卣腹的四面中央，各有长方形透孔，从外表看是相互交叉的十字透孔，而在卣腹内部，则是两根交叉的方形管子。这一设计在我国目前所见所有青铜酒器中尚属绝无仅有，其用途，是用来调节卣内酒的温度。不难设想，当把盛酒的卣放进热水或凉水之中，热水或凉水不仅从四周包围了卣腹，而且还通过管道纵横穿过卣腹，这样便可以更快更好地提高或降低酒温，以适于冬、夏不同季节饮酒。另外，该卣还设置有双层底，内底封闭，外底有十字镂孔，据揣测，很可能是用作盛炭火为酒升温。
该卣形体秀丽，纹饰纤巧，其用于调温之设施，最令人叫绝。据实测，卣高27.8厘米，口径7.3厘米，现存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卣是盛酒之器，《诗经》中已经提到，江苏省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宜侯矢簋”上也记载说周成王赏赐臣下“鬯一卣”。
四鸟铜方罍
铜罍是商代中、晚期流行的一种酒器，一般皆为圆体，无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商代晚期铜罍，却作方体，有盖，极珍稀。
这件铜罍原本是清代皇家藏品，敛口，出肩，腹肥浅，方形圈足，圈足四面正中各有一个方孔。罍肩设一对牺首，作为罍耳，可供搬罍时把持。正方形罍盖以子母口结构与罍口咬合，盖面尖隆，四角各高浮雕一只伏鸟，用作盖钮。四鸟皆头大身小，遍体羽纹，头上有兽耳一对，形象奇异诡秘。盖面雕饕餮纹和夔纹，颈有两周凸弦纹，肩饰一周夔龙纹，腹雕大型饕餮纹配饰夔龙、蝉纹，圈足亦饰饕餮纹。通高27.3厘米。
在传世文物和考古新出土的商代铜器中，方体器远不及圆体器的数量多，而方罍可以说非常少见。1976年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曾出土一件形制特殊的铜器，发掘者称其为小方缶，其形状与台湾故宫所藏四鸟方罍相仿，只是无盖和圈足，这种铜器以前虽曾见过，但十分稀罕，推测其渊源，或与方罍有关。
可见，出自清官旧藏、形制奇特，且至今保存良好的四鸟铜方罍，实为商代青铜酒器中的珍品。
龙虎铜尊
1957年6月，安徽省阜南县朱砦区常庙乡农民徐廷兰在月儿河（小运河）打鱼，一网在河中心撒下去，收网沉重异常，像是网住了许多鱼，可是拉上来一看，网内却是翠锈斑驳的古铜器！真是有心种花花不发，无心栽柳柳成行，这位农民兄弟鱼没打到多少，却在水流湍急的河中心意外地收获了8件商代青铜器。消息传开，人们议论纷纷，打鱼却捞起了古铜器，成为乡人关切的奇怪事。安徽省博物馆闻讯后派人前往调查，原来，是很早以前由于河道变迁，把商代的墓葬冲毁，墓内铜器被冲进河心。后来还查明，这个地方发现古铜器并非仅此一次，早在抗日战争期间，该乡白庄农民张殿春即曾发现过13件古铜器，计有铜鬲12件，每件重约.3.5市斤，铜鼎一件重约140市斤。这些文物面世后立即散落到地方官僚豪绅手中，张殿春自己只落得2件。
徐廷兰发现的8件铜器均属商代晚期，计有尊、爵、觚、斝各2件。其中的龙虎尊，最为著名，被文物考古界视为珍宝。
龙虎铜尊为圆体，大侈口，细高颈，高圈足，器高50.5厘米，口径45厘米，重约20公斤。该尊保存完好，铸工极精，尤其是其装饰最受人称道。看过照片您会发现，尊的肩部以圆雕和浮雕结合，塑造了三条蟠龙的形象，龙头探出肩外，阔吻巨口，双目大睁，额上有双角。龙身凸出在尊肩表面上，身姿蜿蜒卷屈，龙背雕方菱、三角纹，龙身附近饰云雷纹。尊腹以三道勾云状扉棱为界，把尊腹分成三个纹饰区，每区内均饰虎食人图案一组，虎头居中，高浮雕，左右两侧各有虎身，弓颈沉腰，粗尾上卷，前后肢屈曲呈伏地欲跃状。虎身为浅浮雕，虎头下有一人，呈蹲坐姿势。双手平举齐肩，人头已被含噬在虎口中。人体两侧各有饕餮纹。圈足上除了三个十字镂孔外，亦饰饕餮纹。
该尊的纹饰布局工整对称，疏密得当，神韵奇妙。其含义，看似清晰明了，实则神秘莫测。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兽角形铜觥
本世纪30年代，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在安阳西北岗发掘了一些商代王陵，出土若干珍贵文物，其中第1022号陵墓出土的一件铜器（以往有人称为铜角），非常引人注目。
该器作兽角状，稍弯曲。口沿下有一周夔龙纹。一侧附小贯耳，可系绳悬挂。口上有盖，盖面隆凸，亦饰一周夔龙纹，中央有伞状小钮。
与之形制相仿者，传世文物中有一件，载于《西清古鉴》，系清官藏品，定名“兕觥”。兕觥之名，屡见于《诗经》、《周礼》和《左传》等先秦典籍，如《诗经》之《七月》云“朋酒斯飨，……称彼兕觥”，《卷耳》云“我姑酌彼兕觥”，《小雅》、《周颂》皆云“兕觥其觩”。据《说文》：“觩，兕牛角，可以饮者也”，“觥，俗觵”，东汉学者郑玄说：“觥用酒，其爵以兕角为之”（《周礼·闾胥》注），《诗经·卷耳·释义》说：“觵，罚爵也，以兕角为之，字又作觥。”总之，古代的觥本是用兕牛角雕制的一种专门用于罚酒的酒器。因此，宾朋宴饮之事常与觥相关，如把酒令称“觥令”，把酒筵上司酒者叫“觥使”、“觥录事”，把饮酒叫做“觥酌”，把大型饮酒器称之为“觥船”。据宋代陶毂《清异录》记载，荆南节判官单天粹，喜欢豪饮，每当宴请亲朋便“强以巨杯，多致狼狈”，故人们开玩笑说：“单家酒筵，乃觥筹狱也”，把强迫亲朋用大酒杯（觥）喝酒的单天粹的酒筵叫做“觥筹狱”，虽有夸张，却也表明了觥的容量大。
我们看安阳商代王陵中的这件铜觥，活生生兽角状。大家知道，犀角坚致，且有解毒泻火、安神定惊之功效，适于制作酒杯。据可靠材料，商代确实有犀角杯。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记录说帝乙、帝辛时曾猎取犀牛，1929年冬，殷墟出土3个大兽头骨，其上刻有。“获白犀”，已故学者丁山先生考证说这是帝乙猎获的犀牛。商人猎犀，一取其皮为战甲，二用其角为酒杯。《韩非子·喻老》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鉶，必将犀玉之杯”，也说明当时确知用犀角制杯，且为极奢侈之物。《殷墟古器物图录》著录一件犀角杯，“影文至精”，是商代制造使用犀角酒杯之确证。然而，犀角毕竟有限，且犀角杯难以与其他青铜酒器配套，故而人们便仿照犀角杯制作了铜杯——铜觥。
以兽角做酒杯，古今中外均有例证。如我国东周铜器上，往往刻有宴饮图像，其酒杯常常做兽角状，可是至今尚未发现东周的兽角形铜酒杯，证明铜器图像中的酒杯是兽角，兽角易腐烂保存不了很久。汉唐学者考证古时以犀牛角为酒杯，上文已提到过了。我国现代诗人艾青1950年在《牛角杯》诗序中记道：“在格鲁吉亚共和国，我们得到一件珍贵的礼物，是镶了镂花的白银的牛角杯。按当地风俗，敬酒时斟满牛角杯，不喝完不能放下，因牛角杯底是尖的”（《艾青选集》第二卷）。由此我们悟到，古人之所以要把罚酒用的酒杯（无论什么形状）统称为觥，可能就是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是用犀角、牛角等制成酒杯，用来罚酒，一旦酒杯在手，必须喝尽，不然无法放下酒杯。
从上面的叙述来看，安阳西北岗的铜觥，有可能是一种专门罚酒的杯子。
该器早年曾往英国伦敦展览，现存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神兽吞人铜觥
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着一件极为珍奇的我国商代晚期的铜觥，觥体高31.4厘米。
该觥造型特殊，装饰诡奇，神秘莫测。觥有四足，口微敞，前部连短流，流下以浮雕、平雕相结合，铸出一只怪鸟，鸟喙下勾，环目有眉，角、耳俱全，鸟胸前挺，两爪粗壮，搭在觥之前足上，鸟腹雕一回首卷尾夔龙。觥体后部，雕饰一大型兽面纹，硕角勾屈，方耳，浓眉凸睛，口大张作吞咽状。觥之后腿雕作人形，凸颊瘦腮，高鼻凸吻，双手交叉抚腹，下身被一条蟒蛇缠绕，蛇头上窜与人肩齐，人头上部已被兽口吞没。
觥盖雕饰多种动物，前部为一大型动物头，双角盘卷，横眉棱目，巨口露齿。盖背雕伏龙，龙头探在兽额上方双角之间，龙角呈槌状，龙身饰三角纹、菱形纹。盖之后部雕饰一大型兽面，大耳，巨角，皆立体雕塑而成。盖之两侧各刻有回首奔虎、扬鼻象头和张口小夔各一。
觥把以立雕手法铸成兽衔怪鸟状。兽只见头部，张口衔鸟。鸟勾喙圆目，卷翅翘尾，双腿粗壮，而且其腿爪的形状很奇怪：一卷身夔龙正在吞食人的一条小腿，而人之腿脚适作鸟之腿爪。
四足方体大铜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