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另外一个重大发现是，此前一再要求严惩南海公司祸首的斯坦霍普先生也曾通过特纳尔——卡斯沃尔公司获取了25万英镑股票的差价收益，但为了遮掩这件事情，他的名字从账册上涉及的地方被擦掉了，或改成了斯坦吉泼。财政大臣艾斯拉比获取利益的方式更为令人发指。他也在作为南海公司董事之一的特纳尔—卡斯沃尔公司开了一个户头，户头上的股票金额为794 451英镑。除此之外，他还建议南海公司把第二批认购单做成150万而不是100万，多出的50万股股票由公司自己控制，不用做任何担保。第三次认购单的交易则更加令人瞠目结舌：艾斯拉比先生7万英镑，老克拉克斯先生659万英镑，桑德兰伯爵16万英镑，斯坦霍普议员47万英镑。
与这份报告同时提交的还有六份比较次要的报告。在报告的结尾，委员会宣布，由于缺少主要当事人奈特先生的配合，调查工作已无法继续开展。
在第一篇报告被印刷出来之后的第二天上午，议会就此进行了讨论，这也是仅有的一次讨论。经过一场充满愤怒气氛的激烈辩论之后，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决议申斥了董事会成员及与他们有瓜葛的议员和政府官员腐化、可耻和堕落的行为，决定给予他们严厉的惩罚。这些人的财产将被没收以补偿因为他们受到严重损失的公众。关于补偿款的发放，议会还要求秘密委员会提交一份议案。
查里斯·斯坦霍普是第一个被审判的人，他自然是想尽办法为自己开脱。他说，在过去几年，他将所有的钱集中存在奈特那里，奈特为他买进了很多股票，但他都按价付款了，没有占一点便宜。但他对在特纳尔·卡斯沃尔公司账户上的股票表示并不知情。他认为这是有些一相情愿的人在未经他本人允许的情况下私自进行的事情，他对此并不负有责任。特纳尔公司应当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对于品行端正的人来说，将25万英镑股票据为己有的斯坦霍普，一定是个不能饶恕的家伙。
然而，还是有人试图包庇他，最终同意宣判他无罪的票数仅仅多于反对者三票。他的亲朋好友们，如斯坦霍普议员，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儿子这时四处活动，他一位一位地拜访那些态度并不坚定的议员，他对每一位议员都详陈利弊，孜孜不倦地劝诱他们投无罪票或者干脆不要出席议会会议。许多昏庸懦弱的乡村绅士被他连绵不绝的各种说辞搞得头晕目眩，最终接受了他的建议。斯坦霍普的无罪判决做出之后，在民众的心里激起了千层浪，许多人表示不满。带有示威性质的集会和骚乱充斥在伦敦的大街小巷，暴乱一触即发。尤其是在即将审判那个比斯坦霍普罪刑名更为严重的罪犯时，空气中的火药味更浓了——人们认为艾斯拉比可能也会受到官员们的包庇，从而逃脱法律的制裁。
而艾斯拉比，人们普遍认为他是罪魁祸首之一。在公众的思想里，即使艾斯拉比天性恶劣，但他所担任的职务和肩负的重任，也应使他在法庭上讲出实情。与斯坦霍普被宣布无罪的同一天，对艾斯拉比的审判开始了。那天，情绪激动的人群挤满了议会周围的各条街道，他们急切地想知道判决结果。关于艾斯拉比最终如何定罪，议会用了整整一天时间进行辩论。通过辩论艾斯拉比知道了一个他不愿接受的现实，已经没有一个人站在他的一边，他的恶行众所周知，没有一个人敢于为他进行辩解。议会辩论的最后结果惊人的一致：艾斯拉比贪得无厌，视财如命，鼓动和促成了为祸深远的南海事件；他还与南海公司的董事们沆瀣一气，将国家的公共信用体系彻底击垮；鉴于他令人发指的罪刑，他将被逐出议会，关进伦敦塔监狱；一年之内，也有可能直到下一届议会开幕之前，他不得出国。他必须如实报告自己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并用他的财产去帮助那些因为他不负责任的行为而受害的民众。
这一判决大慰民心。尽管判决结果做出时已是深夜12点半，但消息还是在顷刻之间就传遍了全城。有些人点燃了房中所有的灯表示庆贺。第二天早上，艾斯拉比被押往伦敦塔监狱。沿途的道路两旁站满了人，他们一边大声辱骂，一边向他投掷石块。人们觉得这样仍不能全部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于是又燃起堆堆大火，围成圆圈边歌边舞，好像是刚刚从灾难中生还一样互相道贺庆祝。伦敦大街呈现出一派节日的喜悦景象。因为斯坦霍普事件而积聚的民愤也在此时得到了宣泄。
为了进一步安抚民心，议会又将特纳·卡斯沃尔公司的乔治·卡斯沃尔爵士驱逐出议会，关进伦敦塔监狱，并命令他赔偿25万英镑的损失。接下来，议会开始讨论秘密委员会的报告中涉及桑德兰伯爵的那部分内容。由于他素有名望，议会想尽办法为他洗清罪名。有关他的指控主要是他曾强行勒索过约翰·布伦特爵士。因为这项控告关系着一位德高望重的议员兼枢密顾问官的名誉，所以议会费尽心机想要找到一些证据表明约翰爵士的话不足为凭。这位贵族的许多朋友都站出来为他说话，并提醒说如果这位爵士有罪，将会使保守党在政治上占尽优势。在最后的议会表决中，以233票对172票的多数宣布桑德兰伯爵无罪。但是，全国人民并不这样认为，这件事也招致了人们的巨大愤怒。大量的群众走上伦敦街头集会，幸运的是最终没有造成骚乱。
在这一天，老克拉克斯撒手人寰。根据议会的日程，第二天他的案子就要开庭审理，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死事出有因，多半是畏罪服毒自杀。但也有人觉得他并非死于自杀。事实上，在五个星期之前，他在财政部担任秘书的儿子由于身染天花不幸殒命，老年丧子使他这些天来一直沉浸在悲恸之中。他之所以不惜自毁声誉，忘却忠义，不顾一切地聚敛钱财，就是为了他这个宝贝儿子。但随着罪行的暴露，他的内心已经变得异常脆弱，精神压力也越来越大，恰在此时，他的儿子离世，所有的一切令他难以招架，最后突发中风而死。在他死后，他的150万英镑遗产被充公，用于救助不幸的受害者。
幻梦终结
董事会成员的案子基本上已经审理完毕。为了补偿因他们的行为而受到伤害的公众，议会没收了他们的许多财产，累计达到了240万英镑。根据每位董事的具体情况，议会允许他们保留一定的财产，以便保证他们的生活需要。其中，约翰·布伦特爵士有约18.3万英镑的财产，议会允许他留下5000英镑；约翰·费洛斯爵士的财产是24.3万英镑，最终留下1万英镑；塞奥多尔·简森爵士拥有24.3万英镑，保留5万英镑；爱德华·吉朋拥有10.6万英镑，保留1万英镑；约翰·兰伯特爵士拥有7.2万英镑，保留5000英镑。其他犯罪较轻的人，得到了较为宽大的处理。
爱德华·吉朋受到了严厉的惩处，他的孙子历史学家吉朋在他的《我的生活与写作》一书中，对当时议会的行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承认自己可能不是一个十分客观的记录者，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一个事实：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会出于自己的立场而对事件做出并不十分客观的记录。但从兼听则明的角度来考虑，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叙述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他写道：“1716年，我祖父受众人推举成为南海公司的一名董事。根据他财产账目的记录，在履职之前，他已经拥有了6万英镑的财产。但是，当1720年的那场灾难来临时，他30年的劳动成果几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我很难从一个评价者的立场去评价南海事件，还有我祖父和他的董事兄弟们究竟是否有罪，因为我既不胜任，也可能带有偏见。但那些玷污道义、冤冤相报的粗暴而武断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当今时代的平衡法的谴责。整个国家的人们从黄金美梦中醒来，就争吵着要找到为这个举国上下疯狂行为负责的人，就连议会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那些董事们犯有严重的罪行，但当时的英国却没有针对这些行为的法律。上议员莫乐沃斯的言辞虽然未被采纳，但它却催生了一个刑罚法案——一个具有追溯性的法律条文，用以惩罚那些潜在犯罪。董事们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议会通过命令的形式给他们的名字加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可耻记号。他们被强迫发誓，上交自己的所有财产，而且绝对不能转移或转让。”
“而刑罚法案忽视的是，即使是狱中的在押犯都应享有申诉的权利。就这样，他们的申诉请求被拒绝了。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并不依靠证据，也不在意任何申辩。开始时，有人提议授予每位董事保留八分之一的财产的权利，以使他们安度晚年。但有人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反对者认为，每个人犯罪的情况并不相同，对有些人来说，这样的比例太轻了，而对有些人来说又太重了，不能够使犯罪和惩罚实现真正的对应。因此，应当区别每个人的犯罪轻重，具体行为区别对待。并没有通过一次庄严、公正和冷静的审查，而仅凭一次草率从事的会议，一个并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投票结果和几个最卑鄙的秘密委员会成员，就主宰了33个英国人的命运和名誉。在这种情形下，委员们的任何一句恶意的言论，或是一次沉默的投票，都可能受到人类天性中的乖戾或是个人间的敌意的影响。伤害因侮辱而生，而侮辱又因玩笑而生。在这种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情形下，20英镑的津贴似乎是在玩笑中被拿走了。”
“在一份言语暧昧的报告中，某位董事曾经与某个项目有牵连，而一些平民百姓恰恰在这个项目上折了本，凭这些就可判决他有罪。另一个人获罪的理由更是荒谬至极，只因为他说了一句要用金子喂马。还有一位在当时处在高位的财政部官员，因为傲气而被定了罪，据说在接受询问时他拒绝回答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们关于个人隐私的提问。凡是不参加法庭辩论的董事们都被定罪，即使他们未经申辩也在所不惜。同时，还武断地做出了没收财产的决定，董事们的所有财产全都被席卷一空，以填补政府亏空。即使这样愚不可及的措施也得到了全能议会的许可。”
“我的祖父从未想过能够获得比公司其他董事稍轻一些的处罚。他恪守保守主义原则的性格和他与保守党之间的亲密关系，无疑招致了当权者的憎恶。他的名字被列入了一份秘密报告中。纵然他的才能尽人皆知，但也不能成为他得到宽恕的理由。在第一次对南海公司董事会成员采取行动时，吉朋就被关押了起来，最后判决更让他臭名远扬。他发誓会向议会呈交所有的财产，除了继承的遗产以外，总值约为106 543英镑5便士6芬尼。吉朋曾经获得的两笔津贴，各为15万英镑和1万英镑，也被算入没收财产的范围。在这片被劫掠一空的废墟之上，我的爷爷，拖着他年迈的身体，凭借着议会留给他的技能和一点存款，建立了一座新的命运大厦。16年辛苦付出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相信，这第二座大厦比第一座更让人感动呢？”
在董事会成员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后，立法机关着手第二项工作——恢复公共信用。这时，人们发现沃普乐先生的计划并不十分完美，而且公众已经对他颇有微词了。
1720年底，人们知道了南海公司的全部股票本金数目，总值为3780万英镑，其中的2450万英镑将分派给全部股东，剩下的1330万英镑则由公司以法人的身份占有和支配，这也是他们导演这出闹剧所获得的全部收入。他们从中拿出800万英镑作为一般所有者和认购者的红利，红利按每100股33英镑6便士8芬尼派发，这个做法已经是相当宽厚了。议会还进一步规定，曾经向南海公司借款的人，如果已经向南海公司实际转付或抵押股票，那么南海公司就不得再提出偿付和追索的要求。但是，借款人还要加付借款总额的10％。在股价处在高位时，南海公司通过这种方式借出了110万英镑，而现在股价已经跌落到正常水平，所以他们只能收回110万英镑。
但是，想要彻底恢复公共信用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企业已和伊卡鲁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神。——译者注的处境相同，它们飞得太高了，以至于阳光烤化了粘接翅膀的蜂蜡，它们也从云端跌入了深海，在猛烈的波浪中挣扎求生，这时才恍然明白它自己只能生存在坚实的大地上。从此，它再也不想飞上天空了。
这次危机之后，在国内贸易再度繁荣的时候，又几次出现了过度投机的迹象。一个项目的成功就会引发一群相似项目出现。在商业世界中，公众的双眼总是盯着成功的行为不放，不失时机地进行模仿，这种只关心利益而忽视风险的做法，往往把人们带进危险的深渊。
1825年，又是一个令英国人恐慌和难忘的一年。与当年南海计划中出现过的公司一样的泡沫公司东山再起。这些骗子们又像1720年一样，利用人们的贪婪诈取了大量财富，但当命中注定的报应来临时，他们还是走了霉运。
另一次可怕的事情发生在1836年，相似的阴谋几乎又一次带来灾难，但幸运的是，在灾难到来之前，人们猛然间惊醒，总算是有惊无险。直到1845年，南海阴谋始终都是英国历史上因为商业投机行为而造成大众恐慌中最著名的事件。这本书首次发表的时间，大约是在铁路大恐慌（约1845—1846年）来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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