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太师府。言子游、季祛病正在跟范蠡说话。门人来报,鹿郢、湛太宰、扈大宗伯、夏大司马、窦大司空五人来访。
范蠡携季子、言子游三人迎出门外。众人寒暄、敬礼、安坐、献茶。
湛舌庸:听说范太师在姑苏搞得不错,一季就给国家上缴了一百万石白米,比以往出的多多了。我等正好也在这里公干,顺便前来祝贺。
范蠡:谢谢诸位大人。我已退休,逍遥自在。鹿郢太子非要我出来帮他一把,无奈,只好勉为其难了。
湛舌庸:听说你完全推翻了“一大二公”,自己另搞一套?
范蠡:严格地说,不是推翻“一大二公”,而是有选择的实行;比如对所谓敌资产业实行“没收”政策,我就取消了。谁是敌人呀?一个人只要老老实实的生活,就不能叫敌人,是吧。
湛舌庸:敌人总是有的,怎么可能都是朋友呢?若都是朋友,这个天下不就早太平啦?敌人的脑门上并没有都写上“我是敌人”四个字,许多的敌人都是暗藏的,需要我们去寻找去甄别。
范蠡:湛太宰的意思我明白,没有敌人时就要善于寻找出敌人——以往不是敌人的人,现在有可能是敌人。
湛舌庸:可以这样理解。
范蠡:国家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寻找敌人呢?没有钱的时候?****的时候?
扈浩进:范太师把国家的政策看得太功利啦。从我的角度来理解,一个明智的政权需要把人民分成几个层次:嫡亲是核心,宗亲是第一圈信任力量,官僚是第二圈依靠力量,良民是第三圈基础力量。剩下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变成敌人。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敌人是永远存在的,只是什么时候采取手段打击敌人,则很有讲究。你刚才说得很对,国家没钱的时候、内外交困的时候,都是最需要打击敌人的时候。
范蠡:如此说来,当政权没钱时,我们就需要找一些既有钱又不顺眼的倒霉蛋,给他扣上一顶“敌人”的帽子,就能把他的私产全部抢夺过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我们的国度里,什么是罪过?有钱是罪过?贫穷才是最好的?
夏若诚:穷,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再穷也能挺过去。
言子游:我是一个闲人,我不应该在大人先生们说话时插嘴。我只是想,要想做到孔夫子所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过于穷,恐怕是做不到的。人心是向上的,任谁也不想总过穷日子。大家说对吧?
窦皋如:言先生说得对。穷日子谁也不想过。问题是,怎样做才能让人们尽快的富裕起来,同时也让国家富裕起来。是“一大二公”好呢,还是姑苏这里搞的“公私兼顾”更好一点?
范蠡:“公私兼顾”的意思就是兼顾国家和个人两个利益。现在是诸侯兼并时期,国家政策的好坏直接影响广大百姓的取向——对个人发展比较宽松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吸引人口,相反则会大量失去人口。人口的多寡最终决定了国家的强弱。说到底,国家利益的实质也是个人利益的集合,我们能够较好的顾及个人利益,也就等于较好的维护了国家利益。二者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现在姑苏府百姓们生活得安居乐业,政府也有能力给国家贡献更多的财富,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扈浩进:我不赞同范太师的看法。照范太师的说法,好像天下是百姓黎民的天下似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都是大王的,大王是上天的代言人。只要大王需要,任何人只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愿意出钱出力,就是反对大王,就是反对国家,就是国家的敌人。敌人就是敌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顺民。
范蠡:扈大宗伯认为国家是大王私人的,是不是?然而儒家认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大王一人之天下,民贵而君轻。大禹帝基于治水的需要,把各部落以军队的形式组织起来,集体治水、集体屯田,集体收获,集体分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那个时期“天下为公”的社会特点;没有私产,没有商品,没有交易,当然也没有人员的私自流动。现在不同了,家家有私产,人人想交易,四海之内人们向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今天在齐国,齐君是你的王;明天到了越国,越王也就成了你的王。所以,现在不能再说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了。
言子游:我很赞同范太师的观点。人之有无罪过,一是由律法来评判,二是由舆论来评判;怎么能由君主一人说了算?倘若这个君主自身认知水平很低呢,倘若这个君主只是个简单的山头主义者呢?倘若这个君主本身就是桀纣呢?所以,是否是敌人,是否是罪人,是有衡量标准的,不是谁的嘴大谁就说了算。民为贵君为轻,就是这个道理。
季子:我也插一句,反对大王不等于反对国家,反对政权也不等于就是反对国家。我们脚下站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家,难道我们要反对自己站立的土地不成?
鹿郢:季先生说得透彻。
湛舌庸:范太师,你反对“一大二公”,为什么还要搞盐铁米丝茶专卖呢?我已经有专卖的规定了,你又另搞一套是啥意思?
范蠡:我主张的专卖是指盐米丝茶的出口专卖和铁、铜制品的国内专卖,跟你的垄断官营是有区别的。
湛舌庸:能讲一讲你的专卖是什么样的吗?
范蠡:我国盛产盐米丝茶,缺乏五金、牛马。为了使我们的盐米丝茶能够远销外国,我主张以国家的力量,组织船队向中原诸国贩运。这样比之私人经营,既可以走得更远,又可以走得更多,而且国家还可以获大利。不反对私营出口盐米丝茶,但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关税。至于金银铜铁锡,由于我国不产或少产,我主张鼓励私营进口,进口后由政府包买,而后制作成金属用具进行专卖;因为当由国家出面进口五金时,往往会与国际政治关系挂起钩来,十分麻烦,私人进口则灵活得多。
窦皋如:我们的专卖其实是专买专卖,官营跟私营是互为借用取长补短的。
夏若诚:据说范太师对法家的治国理念没有好评,可是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是在给国家制定这样那样的规定律条,这些不都是法制吗?
范蠡:法家跟法制有所不同。法制不是法家的专有,任何人在治国时也是要借助法律的。法家主张一切人与事皆已是否合乎法律条文来判断对错,这一点,我颇不以为然。律法只是一种遏制人们私欲膨胀的惩罚手段,是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规则是有限的,而人的行为是无限的。用有限的规则去套用无限的行为,显然难免生硬,难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法家的办法太过于表面化,简单肤浅了一些。尚需以儒道相参用。
言子游:范太师说的好,我们儒家的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从人的自身修养开始的,人知对错,知道礼仪廉耻,然后才能知道信守律法规则。修身在前,守法在后。
扈浩进:范太师崇尚私营,是否就如朱杨所言“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范蠡:我们道家一贯主张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因俗简礼、兼容并包、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依道生法,依法治国、删繁就简、休养生息。朱杨所谓利己的观念,实际是指出了社会前进的推动力问题。一个社会为什么会不断往前进?不断地有新的生产技能方法出现?其推动力就在于人的私欲,就在于人总想用最小的代价获取足够多的收获。朱杨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社会要发展,要进步,首先就是要调动起每个人的积极性。这就是私营的立足点。
湛舌庸:你道家学问虽好,但总的来说,还是不如儒家学说来得实用。
范蠡:儒家学说也有不足。孔夫子说“君子不言怪力乱神”。儒家完全在回避鬼神的存在。鬼神难道真的不存在吗?有句俗话叫做“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其实人之初是痛苦的,人之死是愉悦的,否则为何人之降生会哇哇大哭,人之即死则面带微笑?显然,人更愿意生活在母体的肚腹之中,更乐意去往死后的安乐世界。而这个降生之前、死亡之后的世界,只能是鬼神的家园。我们无法看见的世界,不等于就不存在。孔夫子回避不说,是因为说不清楚;说不清而不说,不等于事情就消失了。不承认鬼神,人将肆无忌惮,必将堕入诡道。
夏若诚:说起诡道,让人不禁想起孙子兵法。孙子是多么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听说范太师最近还反对孙子了?
范蠡:哦,孙子伟大,这一点不假,他的兵法必将开启战争史上的新篇章。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敢断定,孙子也必将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千古罪人。
窦皋如:你怎么能这样说?
范蠡: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下,以往两军对阵,是怎样打仗的?要先礼而后兵,要向对方说明我打你的理由,让你死个明白。这是什么?这是礼,是正义,是仁政,是坦然,是诚实信用。然而孙子是怎么讲的呢?兵者,诡道也。何为诡道?那就是出人意料、没有规矩、没有道理、不讲理由,一切皆以打败你为准则;只要对我有利,无论怎样也不为过,只讲结果,不论手段。作为军事准则,如此也无可厚非;但要是拿来做人做事,问题可就大了。试想,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完全不择手段、不顾礼仪、不讲廉耻、不要良知,那将是一个什么局面?若人人都这样诡道来诡道去,好权谋喜阴谋,尔虞我诈、口是心非,那么,社会就将再无公正,再无坦率,再无诚信了。这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场景呀。
窦皋如:让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样。
鹿郢:依我看,范太师的主张是好的。大王也已经说过,会稽、姑苏各自实行自己的改革,互不干涉。夏伯伯、湛叔叔,就让我试着推行范叔叔的方法呗。若感觉不行,我们一定及时改正。你们看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