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个点上说来，我的话是有些吸引力的，我感到很了不起，我成功的驾驭着孙霞，让她把话匣子打开来，证实了我大部分的想法。她以两眼发着亮光，毫无犹豫的方式告诉我说，改革开放之初是一个点石成金的年代，每个人都以为可以很容易、很快乐地发现其自身的发财之道，但其实赚钱哪有那么容易。
就算是像岳南生这么厉害的角色，不管他怎么做，总是会碰上恶运想要让他面临的状况。而从一名初学者到成为一名合格的动画师，常欢和胡济天的生活无不充满了怒骂、贬抑和不幸。
当然，石静瑶更尝到了一种锥心的痛苦。
孙霞又说自己和他们相识在二十三年前，说得连她自己都快失落了。
她说那一年大家都在上海制片厂快乐的卖命干活，偏偏常欢和胡济天却像困兽一般，被一个叫做鹤卷的日本导演给折磨得不成人样。于是他们开始拟定跳槽计划，想要追随朱老师去深圳做发财梦，最后三个人都被抓进了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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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上海，静安分局。
朱老师、常欢和胡济天都被隔离侦讯。
下巴有着青色胡碴的支队长，缓缓为自己冲泡了一杯浓茶，然后拍了拍上衣灰尘。他可是有一箩筐的问题要问，却故意拖泥带水的开启存证用的录音机。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我简单说吧，鹤卷还躺在医院，右胳膊骨头断成了三截，根据目击证人的指控，他是被你打伤的。好了，朱先生，你有什么话要说就尽管说吧。”
白炽灯下，朱老师显得又苍白又脆弱，他的神经太过紧张，只能麻木望着支队长。虽然，他知道他所被指控的罪行其实是不存在的，支队长就像在虚幻之中存在着，而小佩的证词更不是真的，但一切似乎已确凿有物得令人绝望。
在内心百口莫辩的想了想之后，他始终保持着死人般的缄默不语，脑细胞似乎一粒粒的枯朽了。然而，支队长的审讯很有技巧，用词也极富文学修养，而且他知道不吓唬吓唬这些人是不会从实招供的。
支队长说得一厢情愿，出神入化，最后他语带警告的说，这是一起涉外案件，如果朱老师那副死脑筋再不清醒过来，不如死掉算了。
自首，或许是个明智的选择，支队长成功地让朱老师如此考虑着。
自首可以申请交保候审，如果能博得被害人的谅解并达成赔偿协议，乖乖的配合司法部门的调查；一旦上了法庭，只要再把一幅认罪悔恨的感人态度搬出来，那么，他就可以抽身而出，有望得到缓刑。
就是不用坐牢了。
朱老师的内心隐忍着，头脑跳跃着，眼光飞腾着。他渴望重拾尊严，最要紧的是决不能被围困在他人的想象里。他必须在深圳的战场上获得荣誉，那里有自由自在的新鲜空气，以及大量真实的金钱。他再也不要留在上海，不想再为现在忧虑了，眼下的现实该当如何就如何吧。
就在支队长捕捉到朱老师的充满希望的眼神，并为他点燃第三支红双喜香烟时，朱老师便俯首认罪了，坦承是他一个人干的。
不过，此案尚未完美侦破，被害人鹤卷声称当时他的腕表在现场丢失了，但支队长遍寻不着，朱老师似乎真的对此事一无所知。虽然那只腕表并非价值连城，但在当年的中国十分罕见。鹤卷说腕表的型号是DW-5000C，是日本卡西欧公司，于一九八三年推出的第一款抗重力冲击腕表，G-SHOCK。
由此可见，或许这并非朱老师一个人干下的，若果真如此，那么，背后主谋是谁，谁又是帮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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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老到的支队长不动声色，突然扔出一张相片，那嗓音嘹亮。
“你见过这只鸡吓咳腕表吗？”
相片上的腕表十分前卫，深深印着英文字G-SHOCK。
相片上看起来应该是戴在鹤卷的手腕上，影像被复制放大处理，以至于有些模糊，但表面上的刮痕倒是清晰可见，貌似秋刀鱼形状。
常欢孤独的坐在侦讯室中，椅子的四只脚高低不平，坐起来非常难过。但他的眼神刚勇而无畏，脊骨仍是像钢筋那么的硬挺。
“没有。”
“好。昨天回到家是几点？”
“跟平常一样，大概八点多吧。”
“常欢先生。不要回答这种大概的话，到底是几点？”
常欢今年才刚满十九岁，头一次被人称呼为先生，这荣耀使他有种真正长大成人的感觉。
“八点半左右，到底是几分几秒我不记得了。”
“那时你家里还有谁在？”
“我母亲。”
“只有你和你母亲在家吗？”
“嗯，大多时候都是这样。”
“后来呢？你一直待在家里吗？”
“不是，我后来上济天家去了。”
“哦？你去他家做什么？”
“拿东西去还给他。”
常欢显得很不耐，这些问题他已经回答过无数遍了，支队长看他这样，便刻意把音调提高：“你家在哪？距离胡济天家有多远？你把什么东西还给他了？把这些再交待清楚点。”
常欢无法像平时对待鹤卷那样的反驳支队长，在这里他可是个嫌疑犯。把椅子扶正后，他开始生动叙述：
“我和济天都住在静安寺后面，中间只隔了几条巷子……”
说起昨晚，胡济天骑自行车将他送到家门口时，天色已暗，直到胡济天的身影消失，他才发现那瓶昂贵的茅台酒竟然还拎在自己手中，多难闻的味道啊！
他的家并没有多余的陈设，眼前却是一片拥塞。他沉寂在一堆杂乱之中，深深觉得一个人是不能离金钱太远的，想起他即将要告别这间只有六平米大的斗室，便莫名兴奋了。
但毕竟说别人是比较容易，昨天他才对胡济天讲得头头是道，而现在，一股对于母亲的愧疚感不禁油然而生。追随朱老师离乡背井的决定，让他有许多的话想对母亲说，偏偏筒子楼无时无刻都会传来邻居的斗嘴争吵，或是音乐噪音，总是不能把话说个痛快，几次欲言又止。
终于拖到不说不行的最后一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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