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像胡佛那样受到老百姓讽刺、憎恶的。仅在1932年一年间，被地方执政官从被抵押而逾期未赎的住宅中赶走的家庭达27．3万户，到1933年有100万个家庭无家可归。这些人住在大城市近郊的荒地上用破铁皮、纸板和粗麻布搭起的窝棚中。窝棚称为“胡佛别墅”，窝棚区称为“胡佛村”；失业者手中拿的破口袋称为“胡佛袋”，在公园长凳上过夜的流浪汉身上盖的旧报纸叫做“胡佛毯”；翻过来一个子儿也没有的衣袋叫做“胡佛旗”；饥饿农民吃的兔子叫“胡佛猪”……
许多地方出现了有暴力色彩的抗议运动，首先发难的是农业区。衣阿华州的奶农，为反对政府对牲畜强行进行结核菌检验而大动干戈。挥舞着棍棒的农民，把派去监督这次检验的政府代表打得抱头鼠窜；在动用州国民警卫部队并施放催泪弹之后才被镇压下去。另外一些农民组成了“农民休假联合会”，他们停止到城市出卖农产品，举行“农业罢工”，以示抗议。他们唱道：
让我们来个“农业休假”，
让我们休息一下歇歇身！
我们品尝自己的火腿、鸡蛋和面粉，
让他们去啃他们的银和金。
与农业地区示威活动相呼应的地区是城市，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的“补偿金进军”。1932年春夏之交，两万多名退伍军人和失业者从西海岸向华盛顿进军，要求立即取得原定1945年才发给的补偿金。1932年6月，他们到达首都华盛顿，陆军部长赫尔利命令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指挥骑兵、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用催泪弹和刺刀镇压退伍军人。麦克阿瑟在副官艾森豪威尔陪同下，亲自到退伍军人及其家属的棚区，命令他们退出，并焚烧了棚屋。麦克阿瑟杀气腾腾地宣布，只是由于陆军迅速而有力的行动，“才从一场革命中拯救了美国及其国会”。
罗斯福也许是48个州长中处理经济萧条最积极的一个，但他也像胡佛一样，摆脱不掉向预算的图腾顶礼膜拜。虽然他在1931年1月致议会的年度咨文中强调有必要扩大公共工程计划以提供就业机会，但是费用仍受到州的已减少了的税收的严格限制。可是罗斯福的基本天性——由其父母和皮博迪博士灌输给他的那种高贵者理应慈悲为怀的意识和自己对社会正义的信念——正在使他冲决正统经济学的樊篱。弗朗西斯·珀金斯回忆说，在一次议会上，一个保守的经济学家向州长保证说，让供求法则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克服经济危机，“此时州长冲着这位经济学家说：‘要知道人民不是牛马！’我永远忘不掉他当时脸上浮露出的那种愠怒之色”。
罗斯福在珀金斯小姐召集的一群年轻有为的、在大学执教和研究劳工问题的经济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着摸索，逐渐认识到用一切老办法来解决经济萧条的溃疡是完全无济于事的。他在1931年6月说：“至少必须试验一下新的没有试过的各种补救办法。”100多万纽约人失业，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机构的资金即将告罄，当年冬天仅纽约市一地就需要2000万美元用于救济。罗斯福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将取决于自己处理危机的情况，于是他准备寻找机会采取行动。调查委员会要求他召开议会的一次会议，以通过一项给予证人豁免权的法律，他欣然接受了这一要求。
罗斯福亲自向议会发表演说，提出了一个后来成为新政基本概念的主题。他说政府的职责在于减轻公民的苦难，增进他们的福利。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相反。
国家对公民所负义务是仆人对其主人所负的义务。人民创立了国家；人民通过一致的同意让国家继续存在下去。国家的义务之一就是要照顾那些在逆境中和无别人帮助即难以为生的公民……政府必须给这些不幸的公民以援助——不是作为一桩慈善事业，而是作为一种社会义务。罗斯福指出，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机构无力承担加给他们的重荷，因此他建议由州拨入临时紧急救济署2000万美元，此款用增加州的所得税的办法筹集。但是这笔钱不用于发放救济品，而是给失业者提供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则应给穷困者提供衣食住。救济款的发放应由地方官员在州的三人委员会和一名执行主任的指导下进行。
共和党领导人没有从经济或社会政策方面来反对罗斯福，他们站在纯政治立场上发起进攻。他们企图通过自己的一项计划，此计划旨在不让这位州长控制救济机构。罗斯福拒绝接受反对党提出的法案，因为它把救济管理工作置于（由一个共和党人领导的）社会福利部之下，它还要求在税收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地方资金要永远与州的经费相适应。罗斯福攻击共和党会耗尽州的资源而使其破产的政治分肥计划。这样一来，人们可能会指责共和党人耽误了救济工作和白白多开了一次会。反对党意识到自己已经斗输了，对州长的计划未作重大修改就通过了。罗斯福由于这件事而声威大振；人人称赞这位州长在对付失业方面出力最多。
1931年年底正式成立了临时紧急救济署——很快就被报界简称为T·E·R·A·，成为新政机构简称中最早的一个。救济署由协助筹集罗斯福竞选资金的杰西·斯特劳斯担任署长，他又挑选了年轻的哈里·L·霍普金斯担任执行主任。霍普金斯招募了一批能干的工作人员，对最严重的灾难发起了坚决的进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1932年初，纽约州至少有150万失业者，而且人数还在每日增加。不久救济署就向全州大约10％的家庭提供救济，每月平均大致23美元。救济金额虽说微不足道，但饥饿现象总算得到了控制，而且比起其他地区的标准来，这里的救济还算是慷慨大方的。在底特律，每人每天平均只能得到6美分的救济金；在伊利诺斯州南部的煤矿工人每两个星期的救济金是1．5美元。
人们很快就看到2000万美元的救济拨款太少，1932年3月，罗斯福要求增拨救济款项，他宣称不应让任何人“无衣、无食、无住”。州议会增拨了500万美元，使得救济计划得以维持到11月1日，届时将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发行3000万美元的公债，形势的严重性迫使罗斯福放弃了自己对赤字财政所抱的厌恶之感，他还修正了自己对各州的信念，赞成瓦格纳参议员提出的、尚待国会批准的关于由联邦提供7．5亿美元失业救济金的建议。他宣称：“当州一级无法履行这项义务时，联邦政府就有提供援助的积极责任。”
这时我们发现罗斯福的政治见解和措施与胡佛后期推行的政策大同小异，但一个积极主动，大张旗鼓地宣扬；一个消极被动，小心谨慎地辩解，于是两个人在公众中的形象都被夸张了。罗斯福在救济工作方面，远比其他州成绩显著。民主党中的史密斯、考克斯·戴维斯等人在大萧条中也转变了不合作态度。此时，罗斯福的声望在全国无人能比，那种舍我其谁的王者之气，令其竞选对手沮丧不已。
罗斯福在1930年再度当选州长后，生活出现了短暂的安宁期。在私事方面，他感到身体健康，足以应付一切挑战；家庭生活格外安宁：埃莉诺工作勤奋，劲头十足，事业顺利；儿女们无论工作、还是学习各得其所。罗斯福怀着家长慈爱的心情，享受着事业、生活、亲人所带给他的欢悦。
他的战友路易斯·豪此时正松开衣领，任凭衬衫前襟洒满烟灰，他躺在摇椅上构思着将用吉姆·法利的名义向报界发表声明：“我不知道罗斯福先生怎样逃脱被本党提名为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即使无人将费举手之劳把此事提出来。”路易斯·豪得意自己的“杰作”，吉姆·法利给罗斯福打电话，此时的州长竟满不在乎地说：“吉姆，你怎么说都可以。”
罗斯福不愿公开出面争取提名，这并非不好意思，而是因为他知道竞选总统候选人提名犹如踮着脚尖通过雷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招致毁灭，而给他威胁最大的人物就是艾尔·史密斯。因为他觉得罗斯福冷落他，所以对罗斯福怀恨在心，并且他自信地认为，他的资历和威望足以战胜罗斯福。
1931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民主党将要获胜，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罗斯福与史密斯长期潜伏的矛盾公开化了。当时罗斯福提出一项要求拨款2000万美元重新造林的方案（亦称第三号公民复决案），史密斯正想寻找事端与罗斯福比试一下威望，于是对这项修正案进行恶意攻击，说修正案是给木材业的赠品。
史密斯的攻击激烈程度使罗斯福深感意外，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艾尔竟如此激烈地反对第三号公民复决案，真是怪事！我不禁想起他当州长时，我对他提出的所有政策，几乎全都赞同，在8年中我只反对过一两项。然而，为了党的团结，我却没有开口……”这一修正案最终通过了，证明罗斯福在州内颇有实力，但罗斯福对史密斯的敌对情绪颇为忧虑。
豪厄尔当时告诉史密斯说，如果他支持罗斯福当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一定可以在1932年获胜。“他妈的，我不能支持他”，史密斯说得斩钉截铁，但为了党的利益他会支持对党“最有利的那个人”。
史密斯大着嗓门指责罗斯福，说其不肯告诉自己竞选总统候选的事，在禁酒问题上支吾搪塞。他们的政治友谊又因为政治破裂了。史密斯参加竞选使其他竞争者也跃跃欲试，其中有里奇州长、曾任陆军部长的牛顿·贝克，众议院议长约翰·加纳，这些人都摆好阵势，准备在罗斯福动摇时坐享其成。
罗斯福还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受到加纳的主要支持者、报界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攻击。1931年和1932年之交，赫斯特赞成选举“美国至上”的总统。赫斯特发表观点说罗斯福在1919至1920年间曾主张加入国际联盟，因而不适于做总统候选人。如果说史密斯出于个人动机攻击罗斯福，他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击败史密斯，而对付赫斯特可就困难多了。他被认为属于民主党，报纸有数百万美国读者。赫斯特说国内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债务国不还债造成的。
起先，罗斯福对赫斯特的攻击不予理睬，但随着舆论压力的增强，他被迫向赫斯特暗示说，他反对美国和国际联盟发生任何联系。难缠的赫斯特却在1月31日的《纽约美国人》公开答复说：
“假如罗斯福先生愿意声明他不是国际主义者，他应当把这一点公开告诉大家，而不是对我个人讲……他应当公开声明，说自己的观点已经改变，主张保持先辈们为祖国争得的独立性，现在反对加人国际联盟或国际法院……如果他担心对选举不利，当然也就没有勇气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可同时又想私下做好人——对谁都是好人，更正确地说是对一些人是好人而对另一些人是犹太人的话——那么，当然，他既得不到公众的信任，也得不到个人的信任。”
另一位报界“无冕之王”——评论家沃尔特·本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攻击罗斯福。他说罗斯福回避明确的声明，因为他“属于只要不是迫不得已就不要明确说出自己观点的战后新一代政治家”。
这位评论家极尽嘲讽之能：“问题在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位非常容易冲动的活动家，没有牢牢掌握国家事务的能力，也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是个愉快的人，热衷于慈善事业，然而绝不是各方面的危险对手。他过于喜欢做一个愉快的人……富兰克林-罗斯福绝不是一名十字军骑士，他不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不是富人的敌人。他只是一个尽管不具备条件，却很想当总统的愉快的人。”
这两人一唱一和，攻击、嘲讽配合巧妙，而且许多言辞切中要害，令罗斯福恼恨不已。豪对罗斯福说：“这是致命的打击，你要在竞选运动开始前公开发表声明，因为他们必将掀起轩然大波。”2月2日，罗斯福在纽约向“保护农业社”发表了答复赫斯特的演说，言辞巧妙地改变了自己以前的观点，却又不损伤自己的脸面，他宣称：
“今天的国际联盟已不是伍德罗·威尔逊所设想的联盟。当时美国如果参加，它也许不是这样。这些年来，国际联盟的主要作用已经不把世界和平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而只是讨论欧洲各国政治困难的会议场所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应参加这种讨论。这些年来，国际联盟并没有沿着它的创始人所期待的途径向前发展，而且它的主要成员国也没有做出安排，把用于武装力量的巨额资金转向合法贸易、平衡预算和偿付债务方面。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并不能按照美国的基本信念去达到防止战争和解决国际困难的最高目的，因为这些事实，所以我不赞成参加。”在盟国债务问题上，他指出：“欧洲欠我们的债，我们不欠他们的，因此，不应在欧洲，而应在我国召开债务国会议，并签订协议。”最后他说：“美国的崇高理想要求我们严格遵循华盛顿的原则，在国际舞台上保持我们的自由，同时愿意向贫困的人们提供指导。”
他的这次演说在国际主义者和威尔逊的崇拜者中引起小小的风波，但没有产生什么威胁，而赫斯特从此开始支持他做候选人，并在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
1931年初，豪和法利创立了一个掩护竞选活动的组织——“罗斯福之友”，向争取提名公开迈出了第一步。他们在麦迪逊大街比特莫尔饭店对面设立了一个办事处，里面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竞选州长的班子。他们以这个拥挤的场所操纵着一架政治机器，其目的无非是控制民主党。他们在充满纷争的党内各派成员之间巧妙地施展权术，小心翼翼地笼络着每一个人。在南方，罗斯福得摆出保守派的姿态，与艾尔·史密斯在禁酒问题上的那种“主张泡在酒里”的立场保持一段距离；在东部，他采取自由派姿态，并不反对滴酒不沾；在西部，他则是进步主义的白衣骑士，高举着标榜农业救济和公营电力的大旗。
豪和法利深知个人接触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因此他们发动了一次通过写信和打长途电话的宣传活动，使自己能与全国各县的民主党组织主席保持接触。这有点类似于豪早在两年前为罗斯福争取再次当选州长参议员而搞的写信活动，只不过更为先进罢了。
每逢喜筵嫁娶，吉日良辰，都送去赫然有罗斯福签名的热烈祝贺信。邀请前来奥尔巴尼和海德公园做客的请柬被分送给关键的政治家，以期他们在面晤州长后能受到影响。次要人物则收到附有签名的照片。表明罗斯福竞选能力的小册子和新闻公报充斥全国。
有关各地政治家和政治情况源源不断地涌到麦迪逊大街豪的零乱的办公桌上，情报被整理到一张张粉红色卡片上，对每一个对手的强点和弱点做出了坦率的估计，在豪的卡片上如实地描绘着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面貌：
琼斯·杰西
体斯敦，得克萨斯
有钱
休斯敦《纪事报》拥有者
彻头彻尾为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