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摸着石头过河
马歇尔的宣誓就职仪式，原本定在1947年元月20日，但那时马歇尔夫妇正在芝加哥城，碰巧下着大雪，且特别寒冷，航班停开。马歇尔夫妇只得乘火车到华盛顿，结果宣誓就职仪式晚了一天。
马歇尔担任国务卿，正是美国对外政策处在一个最重要的转折时期。从经济上讲，美国早在19世纪末就已成了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但是，从政治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战后，随着经济、政治、军事势力的膨胀，美国成为左右国际事务发展的霸主。轴心国刚刚被打败，激烈的武装斗争转入战后和平时期，美国的对外事务已在进行调整和转变，由原来的洲际主义转向全球主义，到处插手干涉，企图按照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念来建立起全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但形势并不容乐观。随着共同敌人的被打败，美、苏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已经由战时的盟友转为公开的对抗。前苏联战后的势力也得到大大的扩张，中东欧一大片国家为其控制。社会主义在亚洲声势浩大，汹涌澎湃。欧洲被分割为两个相互竞争和对峙的集团，一个被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称之为“冷战”的局面已经正式形成。美国的欧洲朋友，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到处都是被战火摧毁的工厂、村庄和房屋，饥饿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战争期间，罗斯福对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给予了相当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在打败日本以后，中国能够成为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盟友和伙伴，以维持美国的利益，但中国的形势，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愿望发展。国民党政府自恃兵强马壮，挑起了内战，中国重新又陷入战争之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鹿死谁手，尚不可测。
马歇尔作为国务卿和内阁首席阁员，如何在这纷乱的世界中驾驭好美国对外关系之舟，引起世人的广泛瞩目。
一般说来，杜鲁门选择马歇尔接替贝尔纳斯担任国务卿，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是合适而恰当的人选。他在战时担任了6年陆军参谋长，战后又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调停国共两党分歧。有着与总统、国会和世界上一些重要国家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且办事认真，享有廉洁奉公的声誉，大家相信他会娴熟自如地处理外交事务。
其实事情也并没有那么简单。马歇尔在军队管理岗位上积累起来的经验，并不能作为他指导外交领域行动的向导。国务卿与陆军参谋长处理问题的手段和方式方法，虽不能说是截然不同，但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马歇尔对国务卿和外交领域的工作，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不少原来的老同事、老部下纷纷写信给马歇尔道贺，但也有不少人，在表示祝贺的同时，也向马歇尔提出了善意的忠告和经验。其中，马歇尔的老上司、担任过国务卿和陆军部长的史汀生的来信，意味深长，言词恳切，他在信中说：“你会发现，它（国务卿）并非一件美差，你会怀念陆军部的工作，那里井然有序，下属人员忠心耿耿，各项指示精神能深入贯彻到基层组织。而国务院的工作任务，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组织纪律性，这是必然的，但你不要以为，只要制定出严格的组织纪律就会克服这一缺陷，这实在是大错特错的事。在国务院，你将远比主持总参谋部工作更有孤掌难鸣之感……
“外部世界的各种突发事件，会像炮弹一样向你袭来，其频率之快，甚至会比战争年代的陆军部更甚。菲兰德尔·诺克斯（1853～1921年，美国政治家，1909年曾任国务卿）过去常说，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意外事件，消息都会在4小时内送到他的办公桌上……这些突发事件包罗万象，深不可测，其程度要比我们战时在陆军部所经过的任何一次都大。”伦纳德·莫斯利：《马歇尔》，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23页。
史汀生的信，向马歇尔提示了国务卿工作的性质，与陆军参谋长比较起来，国务卿工作更加复杂，各种“突发事件”殊难逆料。而在管理上，又不可能像陆军部那样，做到纪律严明，一丝不苟，国务院是一个比较松散、自由得多的机关。
史汀生还告诫马歇尔，在与新闻界打交道时更要小心。在陆军参谋长的岗位上对付记者，大可采用“军事机密，无可奉告”来解围。但在国务卿的岗位上，这样的话是不起作用的。一些专跑“最新消息”的年轻记者，会时时跟随着，特别是有重要国际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总是希望能从国务卿的嘴里套出某些新闻，好独家刊出，以抬高他们自己的身价，引起轰动效应。
马歇尔宣誓就任后的第一项重大外事活动，是赴莫斯科参加英、美、法、苏四国外长会议。在他尚未宣誓就职时，他收到了比德尔-史密斯的一封信。史密斯是马歇尔的老部下，战争期间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现任美国驻苏大使。他认为马歇尔是在一个倒霉和糟糕的时刻接任国务卿的，他对马歇尔将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表示同情：
“谨此向您表示真诚的祝贺和同情，能再次在您直接领导下工作实属快事，他们肯定是在赛跑的最后一段把接力棒交给了您。迄今已经举行的会谈，不过是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真正重要会谈的开场戏。除非我的估计大错特错，我看您得为这次整个会谈作出巨大的忍耐和自我克制。”伦纳德·莫斯利：《马歇尔》，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24页。
马歇尔对自己新职务的困难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告诉记者，他的职业是军人，处理军事领域的事务他比较熟练，但对于外交方面，这是一项新职业，他还得重新学习，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边学边干，尽力避免摔跤和跌倒，犯善意的和愚蠢的错误似乎在所难免。
新闻记者们对马歇尔的坦诚，给予较好的评价。
在美国那样的社会，大凡一个重要部门的主要领导人更换时，其他一些处于次要地位的官员也会跟着替换。马歇尔就任新职时，不喜欢全面更换工作人员。所以，他要求贝尔纳斯时期的主要工作人员都能留下来，为他这个新任国务卿效力。
他首先找到贝尔纳斯的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希望他能留下来。马歇尔告诉艾奇逊，他是国务卿的主要助手和参谋长。他要艾奇逊放开手脚，大胆负责。马歇尔表示，国务院无论大小事务，都先经过艾奇逊的处理，当艾奇逊不能拍板而呈送上来由他自己决定时，必须附上艾奇逊的意见或建议。马歇尔特别强调，他希望艾奇逊能够坦诚相待，不徇私情，不要怕丢了面子而缩手缩脚，尤其是对他国务卿本人，不要有丝毫的顾虑。
艾奇逊是一个性格傲慢的人，他对人冷淡，好挑刺儿，常常使人感到恼火和尴尬，很不容易与人相处。他1893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父亲是当地圣公会的主教。他先毕业于耶鲁大学，后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以后成为了华盛顿一家大律师事务所的成员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总统初期，曾出任财政部副部长，因不同意总统金本位政策而辞职。后来到了1942年他又担当公职，出任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贝尔纳斯当国务卿时，他任副国务卿。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他与马歇尔合作愉快，两人彼此尊重。艾奇逊很少对人予以恭维和赞扬，但1957年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同意用录音磁带录下了他对马歇尔的评价。他赞赏马歇尔的管理能力和方法，说马歇尔第一次使国务院的管理有了可循的规则，人人责任明确。而以往的国务院管理往往是权职不分，副国务卿被晾到一边是常有的事。他还说马歇尔虽然是军人出身，但并不以军人的眼光看待和处理外交事务，马歇尔也懂得公众领导的各种形式和方法。在思想领域里，他是最不军事化的人。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政治家：1945～1959》，纽约，1987年，第147～148页。这一番话出自其他人之口，不怎么显眼，但出自艾奇逊之口，就有点不同寻常了。
威尔·克莱顿是贝尔纳斯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他本希望早日离开国务院，去寻找一个更加赚钱的工作，马歇尔也劝他留了下来。
马歇尔担任国务卿时期另一位得力助手和至交是罗伯特·洛维特。他是律师出身，但对飞机特感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密切注视着欧洲各国的飞机发展情况，他是美国一家飞行俱乐部的成员，后在海军里混过，并被海军授予飞行军衔。亨利·史汀生担任陆军部长以后，便请洛维特当了主管空军事务的助理部长。战争期间，他与马歇尔非常熟悉，尊重马歇尔的才能和人品。但洛维特到国务院来供职，并非是马歇尔挑选来的，而是艾奇逊推荐的。首先是作为克莱顿的助理，而后被提升为副国务卿。洛维特为人谦恭，在公众场合举止保守、有节制，善于同国会山的各种人物打交道，得到杜鲁门的信任，但没能像艾奇逊那样与总统建立起融洽的关系。他与马歇尔则互相配合默契，关系和谐，洛维特后来回忆说：“我是他的知己，我们相处有如兄弟。”
马歇尔担任国务卿后，国务院内专门设立了一个政策研究室，专门为国务院制定外交政策提供建议和咨询。该机构的头头乔治·凯南，也是马歇尔所倚重的几个重要顾问之一。他1904年出生于威斯康星州，1925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两年后进入外交界。他是著名的前苏联东欧事务专家，能流利地讲数国语言，包括俄语在内，他因1946年对前苏联问题发表过长篇报告而闻名于世。
在国务卿任内，就像原来在陆军部里当军官和参谋长一样，马歇尔知人善任，对下属充分信任和支持，颇获好感。查尔斯·E·波伦，是马歇尔的另一高级顾问，他与凯南同为前苏联东欧问题专家，其外交生涯与凯南一样长，在他那内容丰富的回忆录《历史的见证》一书中，称赞马歇尔是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国务卿之一，是他最最崇拜的人。查尔斯·E·波伦：《历史的见证》，纽约，1973年，第259页。
像许多政治家一样，马歇尔对于照着事先写好的讲稿发表演说很不习惯，相反，在不拿讲稿的情况之下，他对自己熟悉的问题能够讲得条理清楚，逻辑严密，令人信服。战争期间，他在国会就陆军拨款等事宜举行听众会需要他演讲时，他总能把极其复杂的问题用简洁的语言表述得明明白白。但担任国务卿以来，在这方面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他的助手们告诉他，作为美国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他讲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甚至遣词方面的细微差别，都会受到世界各国外交界人士的密切关注。他们都企图从字里行间来发现美国的内外政策是否有了变化，一个极小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一场国际性的混乱。马歇尔虚心接受助手们的忠告，每次演说都是照着讲稿念，虽然听上去显得干巴巴的，但也避免了不经意中的说漏嘴。他的前任贝尔纳斯先生是因为喜欢即兴演说并且常常说漏嘴而吃了亏。
马歇尔以为他的新职要到3月初去出席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时才会遇到很多麻烦，但是麻烦在2月21日似乎就早早来临了。这一天，他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去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建校200周年校庆，同时接受荣誉学位。那天下午，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打电话到国务院，说是有一份重要的备忘录要亲自交给国务卿。艾奇逊建议把文件内容非正式地告诉他，这样就可以有所准备，等马歇尔回华盛顿后就可着手研究处理。
马歇尔回到华盛顿的办公室，英国大使就匆匆送来两份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先生的照会，声称：英国经济困难，无力再承担支持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的责任，如果没有外面的援助，两国的情况就很危险，希腊有可能被游击队夺取政权，土耳其则会在前苏联的压力下放弃亲西方国家的政策，整个中东就成了前苏联的势力范围，英国要求美国去填补真空。
当时，冷战正拉开序幕，乔治·凯南1946年2月的长篇电文广为宣传，其观点为大多数美国政治家所接受，认为前苏联对西方一直不信任，总觉得是处在一种包围之中，不能和平共处，没有一种安全感，前苏联必须用不断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方式来寻找安全的保证，希望有朝一日最终消灭西方的传统生活方式，凯南建议美国必须对前苏联采取遏制的政策。在举国一片恐苏的潮流下，任何反对前苏联扩张的宣传和主张都会受到欢迎，而不管这种宣传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究竟如何，况且，美国一直觊觎着在巴尔干和土耳其扩大影响，英国的主动撤退，正好给了美国一个好的机会。
马歇尔要求工作人员马上进行更具体的研究。处理中近东事务的国务院官员，召开了包括凯南和波伦在内的研究会议。大多数与会官员认为这是美国插手中近东事务的绝好机会，决不要放过。但也有官员提出，美国不应重蹈英国的覆辙，而应该把金钱和武器节省下来，跟前苏联作战略性的摊牌，在是否援助希腊、土耳其的主张上两种观点虽然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都是遏制前苏联。
驻希腊的美国外交官也写回报告，建议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第一，联合希腊所有各党派，极右分子，但共产党除外；第二，政治改革以及税收改革；第三，财政和经济援助；第四，军事援助。
马歇尔采纳了对希腊和土耳其进行干涉的主张，这是比较普遍的意见，他与艾奇逊一起向杜鲁门总统汇报，艾奇逊作了主要发言，建议杜鲁门：“紧急行动起来，给予希腊——以及在较小规模上给予土耳其——以一切可能的援助。”迪安·艾奇逊：《身临创新：我在国务院的年月》，纽约，1969年，第219页。
杜鲁门然后把国会山的头面人物邀请到总统办公室，他请马歇尔向他们介绍了最近在希腊和土耳其发生的新情况以及国务院建议美国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马歇尔把形势描绘得非常严峻，他说：一场极其严重的危机在希腊——某种程度上也在土耳其——发生了。这场危机的发展，如果美国不加以干涉的话，那就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全球安全利益。马歇尔坦率地说：美国涉足希腊和土耳其的内部事务，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和友情的冲动，更主要的是出自美国的切身利益。他特别强调了前苏联可能趁此机会在那一地区的扩张，“如果希腊真的陷入内战，就大有可能成为一个受前苏联控制的共产主义国家。土耳其将被包围……前苏联的统治势力可能就此越过整个中东直达印度边界。这对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马歇尔进一步指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制止这场危机，他要求国会两党采取一致立场，支持政府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