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争论不休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一座俯瞰蓝色地中海的小山头上，一幢被繁茂的绿色棕榈树所包围的白色小别墅，在阳光照耀下，熠熠发光。1943年1月，罗斯福、丘吉尔和他们各自的参谋长们正在这里举行会谈。这是战时英、美政府首脑的第四次会晤，也是美国参战以后罗斯福第一次离开美国。会议原准备请前苏联强有力的领导人斯大林参加，但他以苏德战争处于最关键的时刻、无法离开前苏联而婉言拒绝。
当时，整个战争处在一个转折阶段。前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发起了强大反攻，苏德战争的优势已转到前苏联手中；美军在珊瑚海和中途岛遏制了日军在太平洋的前进势头，瓜达卡纳尔岛战役还在激烈战斗之中，太平洋战争的攻守形势已经易位；埃及西部沙漠地带，英国第八集团军在那个一本正经、纪律严明的蒙哥马利元帅的指挥之下，击退了纳粹杰出的指挥官隆美尔指挥下的德国非洲军团；英国第八集团军和北非登陆作战的英、美联军，对突尼斯的轴心国军队，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胜利在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渡过了1941年和1942年最艰难的时期，解放区得到恢复和发展；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政治诱降面前，仍然坚持了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胜利的曙光已经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卡萨布兰卡会议的目的，仍然是讨论英、美的战略问题，即北非战役后，盟军向何处去？
马歇尔坚持北非战役结束后，集中兵力，横渡英吉利海峡，对西欧发起进攻。他相信，这是迅速结束战争的惟一办法。在地中海发动进攻，不管其目标是意大利还是希腊、巴尔干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只能是牵制性的行动，只会进一步分散和浪费力量。
但罗斯福和丘吉尔显然不是这么认为的。罗斯福似乎承认，既然英、美军队已经陷入了北非，这就完全排除了在1943年横渡海峡作战的可能性，在1943年剩下的时间干什么？罗斯福认为穿越地中海进行下一次攻击便成为英、美联军发动地面攻势的惟一途径。
1942年11月11日，北非登陆作战没过几天，罗斯福便写信告诉丘吉尔，现在是探讨“当地中海南岸如全部在我方控制下时所应采取的新步骤”的时候了。罗斯福对下阶段行动的基本设想是进攻西西里岛、撒丁岛、意大利、希腊和其他巴尔干地区，包括使土耳其参战，从黑海进攻德国控制区域的侧翼。沃伦·F·金帕尔：《丘吉尔与罗斯福通信全集》，第1卷，普林斯顿，1984年，第667页。
罗斯福的意见完全迎合了丘吉尔的口味，他马上复电罗斯福，表示，“你说的一切主张……同我们的观战绝对吻合”。接着他又寄给罗斯福一份有关战略计划的详细说明：“第一，征服地中海的北非海岸，并在那里建立为越过地中海进行军运而开辟一条有效的航道所必需的海军和空军设施；第二，利用北非海岸的基地，以最短的时间和用猛烈有效的力量攻击轴心国的薄弱地区。”并建议把西西里和撒丁岛作为主要的目标。
马歇尔指示魏德迈制定出1943年横渡海峡作战的详细计划，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来对付英国人的盘问。魏德迈一连干了72小时，制定出了一个最高水平的作战方案。马歇尔看后表示非常满意。他说：“我们要在卡萨布兰卡（将计划）突然抛给英国人，这就会产生好的印象。”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28页。
魏德迈建议马歇尔，要他小心谨慎，绝对不要把计划中的任何细节透露给任何人，魏德迈特别担心英国事先获悉这份计划的细节，这样英国人会全力以赴地对它进行研究，找出它的缺点和不成熟的地方，并使之付诸东流。
但魏德迈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前，英国已经了解和掌握了美国准备在会议上提出来的所有论点，包括横渡海峡作战的各项细节。英国陆、海军参谋长对美国计划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征求了专家的意见，准备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把马歇尔的计划推翻。
那么，是谁把美国的计划透露给英国人的呢？魏德迈知道这个中间的复杂关系。英国派往华盛顿的代表团团长陆军元帅迪尔爵士，是马歇尔的心腹之交，两人无话不谈，包括国家的最高机密。魏德迈相信是迪尔“把马歇尔给出卖了，他把马歇尔的想法告诉了英国首相和英国军方首脑”。马歇尔当然更清楚这里的问题，他只是哑巴吃黄连，出不得声的苦。此事并没有影响到他与迪尔的关系，他理解迪尔也是为自己的国家工作，马歇尔自己也从来没有暗示过迪尔什么情报可以向国内通报，什么情报只能限于他本人知晓。不过，从那以后，这两位军人在交谈国家机密时，都严格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
丘吉尔老谋深算，为卡萨布兰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组织了一支精干的代表队伍，统一了思想认识。他要他的参谋长们准备回答：“一切可能会问到的数据。”同时，在同美国同行的讨论中，不要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而是要耐心细致。
与此相反，美国人在会议上却是各说各的。当然在礼仪上，英国人对马歇尔表现得毕恭毕敬，无论会内会外，都对他是笑脸相迎，即使他们不喜欢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英国人也力戒与他争执，对他提出的在太平洋的作战计划表示都予以支持。
马歇尔的意见被孤立起来。1月18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北非战役结束以后继续进攻西西里岛的决议，马歇尔被迫放弃自己的主张，赞成多数人的意见。会后，他做了一些解释，作为自我解嘲，读来不能不令人感叹。马歇尔说：做出进攻西西里岛的决定，是因为英、美在北非战役结束后，有大量可供动用的部队，这样就可以节省作为考虑问题先决条件的船舶吨位。夺取西西里，不仅可以夺去敌人借狭窄海峡的海面在地中海袭击盟国船只的基地，而且可以使盟国获得一个基地，为地中海的航运建立更加宽阔的空中保护，对西西里作战的另一个考虑是有可能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3页。
金将军对英国人很反感，他不仅同他的军事上的对手争辩，而且对丘吉尔似乎也不尊重。在华盛顿军界内他是一个知名的酒鬼，他因此也吃过不少苦头，包括在他那漫长的军旅生涯中军衔晋升方面的影响。战争爆发后，他立誓在战争期间不喝烈性酒，但低度酒是免不了要喝的。他没有想到，低度酒喝多了照样出事。他带了不少葡萄酒去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一次喝完酒后，说话语无伦次，情绪冲动，正好撞上了丘吉尔，便毫无拘束地把他对英国人的不满给倒了出来，弄得场面非常尴尬。英国人为了讨好他，争取他对地中海作战的支持，便一笑了之。但丘吉尔的亲密顾问伊斯梅将军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金的评价：“他性格倔强傲慢，态度生硬冷漠，几乎到了无礼的程度。起初，他对英国，特别是对皇家海军的所有事情表示不能容忍和怀疑，但他对美国陆军几乎也是同样的态度。”
英国人带着胜利的喜悦离开卡萨布兰卡，魏德迈对会议的结局感到垂头丧气，他抱怨英国人又在搞“边缘”行动，他们的军事计划人员，不是在进攻战略的制定方面，而是在军事外交手腕方面，比美国人“精明老练”得多。他们用大量的计划人员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助手拿着讨论前就准备好的方案，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扑来，以确保他们不仅达到目的，而且迅速达到目的。同时，大有希望继续担任在战略上左右这场战争的进程的角色。魏德迈继续说：“我们输得精光，我们不是来开会，我们是来听会，我们被别人征服了。”
回到华盛顿以后，魏德迈写了一份措词强烈的备忘录说：“我们再不能让他们这样钻我们的空子了。”马歇尔没有答复，但无疑是吸取了这次教训。
除了军事问题外，北非登陆作战之后，在寻找什么样的法国代理人来管理法属北非殖民地的问题上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甚至造成了一片混乱。此事虽然马歇尔没有直接责任，但间接责任是摆脱不了的。马歇尔的看法比较单纯，以为军人可以与政治分开，同时，他对自己选择的战地指挥官非常信任，主张法属北非的行政问题也交给艾森豪威尔自行决定解决。因此，除了要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尔建立总部后尽可能同地方当局搞好关系外，没有再给这位盟军总司令下达具体指示。在挑选什么样的法国人来管理北非的民政事务方面，他听之任之，对当时法国最优秀和最孚众望最有资格代表法国人说话的领袖人物，怀有罗斯福、丘吉尔同样的偏见，这证明了马歇尔在这一问题上缺乏远见卓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他对北非战役的冷漠厌恶态度。
1940年6月法国沦陷以后，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戴高乐将军飞往伦敦，创立“自由法国”运动，举起了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旗帜，号召法国海内外的一切爱国志士，团结在他的周围，共同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戴高乐的抵抗精神得到一切公正舆论的肯定和赞扬，他成了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和法兰西民族的象征，在维护法国利益方面，毫不含糊，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妥协让步，这使罗斯福和丘吉尔感到十分恼火，指责他自负傲慢、自以为是。马歇尔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影响，不同这位“自由法国”的领导人打交道。这一点有些让人难以理解。其实，戴高乐除了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外，还是第一流的军人。20～30年代他就正确地理解到了坦克、飞机这些新式武器装备给战争带来的革命，提出了他的机械化作战的理论，单凭这一点，马歇尔也应该给予戴高乐信任和尊重。因为他对部下那些桀骜不驯、以强凌弱、冷酷无情而在军事上确实十分优秀的军人总是能够予以谅解的，如乔治·巴顿将军，马歇尔就多次包庇、袒护了他。
1942年夏天，当马歇尔在伦敦与英国人讨论战略问题的时候，有一天，他接到通知，说戴高乐将军将在克拉里奇旅馆来看望他。作为“自由法国”的首脑，虽然还未被正式承认为法国流亡政府的领袖，但戴高乐表示，马歇尔应该去见他，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参谋长。马歇尔知道，戴高乐当时正同罗斯福、丘吉尔闹别扭，他便放出口风，如果戴高乐想要见他，必须先提出申请。
戴高乐生了几天闷气，终于强压住自尊心，请求约见。会见安排在克拉里奇旅馆。马歇尔派往伦敦的联络官马克·克拉克负责安排了这次会见，他建议上了一瓶香槟酒，这样也许会使气氛融洽一些，很有可能马歇尔和戴高乐两人会高举酒杯，为两国的友谊干上一杯。
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采取了严密的措施，不让戴高乐知道正在讨论中的英、美战略计划，但戴高乐通过自己的耳目，已经闻讯英、美将在当年的晚些时候在北非采取某种行动。他会见马歇尔的主要目的，是想争取让“自由法国”也参加对北非的作战行动。但马歇尔同他海阔天空，就是绝口不提战争的问题。
戴高乐忍不住了，对马歇尔说道：“将军，我代表‘自由法国’，我是来了解在下次盟军的联合行动中，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的。”马歇尔没有回答戴高乐提出的问题，也没有做必要的解释，这是对戴高乐将军明显的怠慢、不尊重。戴高乐受到了侮辱，他站起身来，告辞走了，酒杯里的香槟一滴未动。马歇尔在这里重犯了罗斯福、丘吉尔所犯的错误，并将为此付出代价。
北非登陆作战时，戴高乐所领导的“自由法国”被晾在一边。在选择北非的军事民政领导人时，马歇尔又置之不理，任凭艾森豪威尔作出决定。他本来也有责任向艾森豪威尔推荐能真正代表法兰西利益并受舆论赞美的戴高乐将军的，但他没有这样做。结果，艾森豪威尔首先选中了达尔朗。
达尔朗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无耻之徒，在法国战败后极力讨好德国人，与之狼狈为奸，被他们自己的同胞所唾骂和抛弃。美国人从一堆垃圾中捡起这个“烂苹果”，受到公正、正义舆论的同声谴责和批评，进而，使人们怀疑起英、美两国的作战动机，推测在适当的条件下甚至可能直接与纳粹合作，美国政府处于十分尴尬和难堪的境地。
达尔朗不久被法国的爱国者刺杀，无形中为美国人解了围。为了恢复公众的信心，必须选一位历史清白、具备优秀品质的法国领导人，在大多数普通居民的舆论视野中，这个人便是雷诺政府中硕果仅存的英雄戴高乐将军。马歇尔错上加错，任凭艾森豪威尔挑选吉罗将军来取代达尔朗。
吉罗高傲自大，但缺乏才华，他在法国人民的心目中，形象不好，与当地阿拉伯人的关系处理得更僵，他们见到他时“就想给他一枪”，美国人把他弄到北非来以后，先只好把他隐藏起来，生怕哪个勇敢的阿拉伯人真的一枪毙了他。但马歇尔、罗斯福、艾森豪威尔都把他当作优秀军人和法属北非法国人的最佳领袖。后来事实证明，美国人再一次选错了对象。吉罗仍然不能为公众所接受，不得不让位于戴高乐将军。马歇尔等人从内心感到这是一个不幸。但他们都从来不去想一想，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放下架子，平等地对待戴高乐将军，从顺应民心和潮流出发，起用戴高乐，本来是可以避免许多麻烦的。
横渡海峡作战，是一个继续不断地引起争论的问题，而且与第二战场的开辟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1942年，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曾访问伦敦和华盛顿，要求英、美在1942年就横渡海峡作战，以减轻前苏联红军所承受的巨大压力。1943年第二战场开辟问题，仍然是影响前苏联同西方英、美盟国之间关系的晴雨表。
卡萨布兰卡会议确定北非战役结束后，英、美联军进攻西西里岛，但对于盟军占领西西里岛以后的去向问题尚未解决，丘吉尔老是放心不下。关于远东和太平洋的作战问题，美国并未严格遵守“先欧后亚”的原则，从1942年开始美国在部分地方转入积极进攻。1943年将展开大规模反攻，丘吉尔对此深感不安。1943年2月，他派外交大臣艾登访问了华盛顿，4月，他又要求马歇尔和霍普金斯同他一起去北非看望艾森豪威尔，去听听战地指挥官的意见，看在预定的西西里岛战役结束以后，应该向何处去。丘吉尔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要把英、美军队继续拖在地中海，坚决避免横渡海峡作战。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的要求。相反，邀请丘吉尔及参谋长来华盛顿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