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出屋来，看到爹和叔在说着话，娘站在旁边。
我低着头走到爹一旁，爹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随即又转过身去，对俺叔说：
“昨夜被他们弄去，关在寨北门的阁楼上。南头的麻欢也被弄去了，也是因为他那个孩子扒了人家红薯的事。他俩是一起犯的事。阁楼上的那个门被上了锁，我俩被关了一夜。天明农会的人才去，把我们俩说唠了好大一阵子。又把俺俩拉到集上，当着那么多赶集的，让我俩从集北头吆喝到集南头。这回算把人丢到家了！”
爹的脸很难看。突然他转过身来，一只手抓住了我一只胳膊，把另一只手就举了起来。
我知道，与我算账的时候到了。我没躲，也没拧把，更没嚎叫，准备接受应该的惩罚。
但是，爹的拳头并没能落下来，是叔看事头不妙，及时止住了他。
这时我婶也出来了，三个亲人就一起劝我爹：
“别打了，光打有啥用？看以后咋办吧？”
我叔婶一生没孩子，把我这个侄看得就是儿那么重。逢人都说，俺两门就这一条根，俺这是一门两不绝。我在他们眼中的份量，你是能想得到的。所以，平常有些事俺爹都是听俺叔的。因为爹也知道，在一些大事上，他没俺叔看的远，也没俺叔看得明。
这时就听俺叔说：
“孩子也一天天的大了，就这样天天下地看庄稼，与那些大孩子整天混在一起。吃亏的总是咱，因为人家的孩子比咱大得多。在一起玩儿，不听人家的能行？就拿这次来说，根本就不怨咱！结果还是咱吃了亏。都是邻居的住着，咱又能说啥？啥也不能说，只有咱扛着。就这样，我看以后的事多着呢！现在解放了，我看把他送学校去算了，让老师给咱管管，孬好识两字，也不是瞪眼瞎了。前几天学校的老师不是来找吗？我看咱就把他送学校去，少在家惹事。我听说有几家都要把孩子送学校去呢。”
我娘和婶也都支持叔的话：
“把他弄学校去，让老师狠劲的管管，省得在家惹事！”
我看爹在那没表态。娘和婶就站那，等我爹说话。等了半天我爹才说：
“以前咱没地，种人家的地，慌一年也分不了几个粮食，年年春天都要挨饿。这不是解放了吗，马上就要分地，分了地咱就有自已的地了。咱有了地，还不得好好种种？所以，我想让他跟咱俩好好学种地。能学会了种地，以后就饿不着了。再说，上学识那两字有啥用？所以------”
我叔没让我爹说下去，就打断了他的话：
“现在还没分地，虽说嚷嚷着要分，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分到手？就算能分十亩，二十亩的，还能轮到他种？咱还都年轻着哩，就是能分五十亩，够咱俩种的？问题是，他现在都给咱惹事，咱咋管他？他这么大了，总不能把他拴在裤腰带上吧？所以咱赶紧把他弄进学校去，学不学到东西咱不管，只要不生事就行。”
听他们这么说来，我现在是他们的一个很大负担，甚至是一个祸害。生怕我再生事连累他们，非把我弄到学校里管起来才放心。
这时我看到娘和婶再次表态：
“他叔说得是。快把他弄学校去吧，别叫他再生事了！”
这时我爹只好表了态：
“那好吧，那咱就把他弄学校去。等他能干地里的活了，再让他回来跟咱俩学种地。”
随即转身对我娘说：
“快做饭，吃了饭我去送。”
“让我去吧？”叔也要去。
“你下地干活吧。我去，我得安排老师把他看紧了，别让他在学校也生事。”
就这样，我前后连一句话也没敢说，还差一点没挨一顿，就决定被弄进学校。假设当时要征求我的意见，是不是愿意上学？我说只是假设，因为当时并没征求我的意见。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不愿意去学校。原因很简单，还是怕挨老师的打。你不要信老师不打学生那鬼话，老师哪有不打学生的！不打你，你会听他的？俺卯哥上私塾挨打我见的多了，打得惨着呢！
吃着饭爹还催我快吃，说吃了饭就送去上学，回来还得下地干活呢。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吃着饭，不知道这一次去上学是个啥结局？想到当初那个老掌柜的说我有点傻，爹也说过我有点笨。这又笨又有点傻的我，能学会念书吗？念不好书老师还不是要打？挨了打还不能跑，这是那次大狗哥说的。看来我上学挨打那是一定的了。
总算吃完了饭，爹拉起我就出了门。我与爹都是两手空空，就这样我们向学校走去。说实话，我们还真不知道上学还需要什么东西，先弄到学校再说。
走到结实叔门前，刚好他吃过饭出门准备下地。看我们走过来就顺嘴问：
“你爷俩吃过饭了？这么早干啥去？”
我们只好停下来，爹无可奈何的说：
“我送他去学校。”
“前天不是说，要等到秋收完再送的吗？今天咋恁急？”
“等不得了。他昨天在地里扒人家的红薯，让人家逮住了。昨夜农会的人把我弄去，在北门阁楼子上关了一夜，今早晨又在集上从北头吆喝到南头。唉，这人丢的！把他送学校去，少生事。”
“有这事？今早上我没赶集。那就送吧！等明天我把凯也送去。”
凯是俺结实叔的儿子，他比我小四岁呢。
我这件见不得人的事，就这样被俺爹又宣传了一家。到这里，俺这几家姓王的几乎全部都知道了。所以我对爹很是不满，拉着快走。爹看透了我的心思：
“咋了？知道丢人了？知道丢人就别干呀！”
“大，快走吧。”我拉爹往前走，不让他再停下来。
南坑北岸的柳树下是个大饭场，北边的袁家，张家；西边的陈家，孙家都要聚到这里来吃饭。今天的饭时已将结束，有几个人拿着空碗准备撤离。
就在这时，我们来到了众人面前。
“卓叔，这么早你爷俩干啥去？今早在集上你唱得好呀！嗓音还真不错，街北头能听到街南头。我看你可以登台唱戏了。这怎么着？莫不是你爷俩到集上再唱一出？”
一个端着空饭的年轻人，对我爹大声挖苦着，然后就是一阵大笑。
我认识这人，他叫张会，是坑北张家的老二。看来他今早上赶集了，看到了我爹在集上游街吆喝的情况。其他人也有嘻笑者，也有诧异者。
说实话，我很讨厌这个人，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下揭我这个短。看来还真有好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因为他们今早上没去赶集。于是就听到有人问张会是咋回事？只听张会笑着说：
“这事我也说不清是咋回事？这不是他爷俩都来了吗？让他给咱说说，也让咱长长见识。卓叔，那你就给俺说说，到底是咋回事？”
于是其他人也就起哄，让我爹说说。我爹也只好停下来，站在那笑笑。我当然不愿停下来，强拉着爹的手往前走。结果我没拉动爹，他把我的手抓得更紧了，使我无法挣脱。我也只好乖乖地站在那。
“这回我算倒了大霉了。”爹站在那抓住我的手，很无奈的对大家说：
“昨天夜里，在北门阁楼子上被关了一夜。今天早上又在集上游了一回街。原因，就是俺这个货昨天在地里扒了人家的红薯，被人家逮住了，被人家告了。为这，把全家折腾得一夜都没睡。没法，今天只好把他弄到学校去，让老师给俺管管。”
就这样，大家就议论开了。
有的说，小孩子就扒了一块红薯也不能把大人关一夜呀！一块红薯算什么呀？在地里偷庄稼的多着呢！没见关哪个！
也有的说，这不是解放了吗，要当家做主人呢，还能当小偷？
这时，我看到孬孩就站在人后边挤眉弄眼地对我笑。我一时恼了上来，就指着他大叫：
“就怨你！把我们家弄成这样！”
众人听了，不知怎么惹了这孩子？让他这么大叫。都顺着我的手看过去，看到孬孩正在那奸笑。孬孩是袁家的老四，他爹是个木匠，平时大家都叫袁木匠。晚辈们则叫他袁大爷。当时袁木匠就站在那，于是就问他儿孬孩：
“你咋回事？难道说这事怨你？”
“咋能怨我？是他和老得扒人家的红薯被人家逮住了。”袁孬孩进行争辩。
“不是你让我们去扒的吗？你嚷嚷着渴死了，非让我们去扒人家的红薯。我们不去，你不愿意。非叫俺去！你咋又不认账了呢。”
说着我气得哭起来。爹一看这样，忙拉着我的手就走：
“别说了，咱赶紧上学去。”
爹拉住我往学校走去，听到后边人们在七嘴八舌的议论着，也听到了袁木匠在责骂他的儿。
我和爹走到了学校大门前。
这里原来是大地主孙炎亮的家。解放了，把地主赶了出去，就成立了学校。
这一溜并排有好几个高大的门楼，分别是几家大地主的。他们都姓孙，据说还都是一个大家族。这一排大门外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往西就是寨墙上的小便门。出小便门下坡就是惠济河，过了河上岸就是鹿邑县的孙楼村。这个很大的广场是这几家大地主的生活活动场地，平时农俱车辆的出入都要在这集散。还有几个大粪坑，坑周围还有很多拴牛马的木桩。但是这里不是打麦场，地主们的打麦场都在寨东南门里那一片。学校的大门是中间那家地主的大门，这是俺集最大的地主妖道的家。地主妖道被赶到河坡里那两间茅草屋里，那原来是一个小酒作坊，其他的房都塌了，只剩那两间房还在那站着。
学校的大门是一座又高又宽的门楼，双扇木门都用铁皮包裹，开关起来很是灵活，但它又是那么坚实可靠。门下有一高高的木质门坎，就是大人出入也需高抬腿脚才能迈过，像我这样的孩子只能说是爬过去。
进了大门我们来到院内，爹小声告诉我说，这原是妖道家的前院，并说后边还有两重院，最后边原有一座楼，去年八路军来被烧掉了。我看到这个前院就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堂屋，东西屋一应齐全。我们上了几个台阶走进高大的堂屋，这里是老师的办公室。看到宽广的屋内放置了几个乌黑发亮的八仙桌，桌周围都放置了几个太师椅。我知道这原来都是地主家的东西，现在都归了学校。
一个八仙桌边的太师椅上坐着一男老师在那看书，看我们进来就站起打问：
“老乡，你有事？我是校长，我姓徐。”
“徐校长，我们要上学。”我爹对校长说。
“上学，那好哇。上学好。”校长看看爹身后的我，问我爹：
“就是他？几岁了？”
“十岁了。”我爹回答校长。
“没上过私塾吧？”
“没上过。”
“好，那就上一年级吧。”徐校长说：
“老乡，你可以回去了。我送学生去一年级教室。”
我爹连说‘中’，‘中’。
就这样，我们一起走出了老师办公室，爹独自走向了学校大门。而我则跟着徐校长走向了一年级教室。
当时的砖桥集小学共占用了三家地主的房屋，中间是妖道的，西边是孙炎正的，东边则是大肚子老密的。为了办学校，把三家相邻的院墙都推倒了，所以现在学校是一个很大的院。但是三家相邻的不只是那些院墙，而更多的是那些房屋，最后把这些相邻的房屋都保留了下来。所以学校的大院就成了一个很大的迷宫，道路曲曲折折，有些地方就是一个胡同相通，而有些地方则又是从一个小房内穿过。在院内穿行如同走进了一个迷魂阵，不熟悉的很难找到回来的路。
徐校长领着我转了好几圈才来到一年级教室。这也是掌柜家的大堂屋，门外也有几层台阶。
我跟着徐校长也进了屋，看到屋里一排排的长条几后都坐着学生，老师正在前边带着学生念书。我们的进来使得老师和学生的念书声都停了下来。全班学生都瞪大了双眼看着我们。
“徐校长，你有事？”站在前边的老师向校长打招呼。
“张老师，你班又来个学生，他小名叫王正。家里还没给他启大名，先这么叫着。等他家把大名启好了再改。”
徐校长回过头来对我说：
“这是张老师，要听老师的话。张老师，给他找个位置。”
徐校长安排完，就转身出了教室。
张老师把我领到最后一排，指着一个空位说：
“你就坐这里。”
按老师的安排，我就坐在了那张条几后边的长凳上，开始了一生中十七年的学生生涯。
当时的砖桥集小学只有一到三年级。每班的学生都不足30人，我去的一年级连20人都不到。
学生到学校要求上学，老师会问你要上几年级？因为学生上几年级是有学生自巳挑选和决定的。也就是说，你要上几年级都可以，反正就那三个年级。并且上学的过程中你可以随时升级。
就拿我为例，我小学的轨迹是这样的：一年级我上了两个月，感到可以了，于是乎就把那两本小书一提，走进了二年级的教室，找个位坐下来，我就是二年级的学生了。老师来上课，看多了一个学生，你只需告诉这位老师，我叫什么，是刚从一年级升级过来的就行了。
至于，那些一进学校就上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学生，都是上过私塾的。他们在私塾里学过‘三字经’，‘百家姓’什么的，甚至学过什么‘论语’，识字很多。但对‘算术’是一窍不通，甚至连十个洋字码也不会。所以他们上学主要是学‘算术’。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地主子弟，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上得起私塾。
再说当时的课程只有两门课，各个年级都是一样。一门是‘国语’，另一门是‘算术’。学生来到教室来上课，一般都没有课本。全班也只有少数来早的几个学生有书，绝大部分学生都是听老师念，学生跟着学。我来到一年级教室在座位上坐下来，当然也是两手空空。不要说是书，作为学生的必备工具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四样皆无。
无奈，回家让卯哥照老师的课本抄了几课‘国语’，娘用针线钉成几页纸的小本，卯哥又在小本封面书写上‘国语’二字，下边又写上我的大号王清滨，这就是我上学的第一本书。那本‘国语’书，你能想象得是什么样的吗？让我告诉你。它的第一课就是一个字：人。第二课三个字：一个人。第三课七个字：一个人有两只手。第四课八个字：两只手有十个指头。
至于‘算术’那玩意儿更简单，根本用不着要书。说实话，我根本没看过那本‘算术’书，不知道它是啥样的。学的就是十个洋码号，后来虽说又学了加减乘除，那也没啥，用小木棍在地上划也能算对。不一定要写在本子上。那时的主要作业，就是用毛笔写大字和小字。所以后来我就有了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正而八经的做起了学生。
原来以为上学是很难的事，没想到上学是如些的容易。所以一年级我上了不足两个月，‘国语’的书就能背能写，‘算术’的书不但能写十个洋字码，就是那加减乘除也已不在说下，（我说的这都是个位数的，至于那十位数的，当时尚没听说过！）你说我还能在一年级学吗？肯定不行！于是乎，提着我那两个小纸本子，升二年级去也！
随着土改的进展，穷人们逐渐看到了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所以学校里穷人的孩子也一天天多起来。到土改的第二年，很多二十多岁的男人都走进了小学教室，甚至于有些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当时学校的政策是来者不拒，上几年级自选，升降级可随时进行。
这就是，解放那年的学校，穷人学校的开始。
再说，我的上学是带着一大块污点进学校的，这块污点几乎陪伴我终生。
背着书包上小学，邻里长辈们看见我，总会笑着问我，是否还记得扒人家红薯的事？
待六年，我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中学，邻里长辈们也会笑着问我，忘了扒人家红薯的事了吗？
再等三年，我同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高中，还有邻里长辈问我，忘了扒人家红薯的事了吗？
再等三年，我同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家重点大学，还能问我扒人家红薯的邻里长辈们，在那个年月，已剩无几也！
再等五年，我大学毕，参加工作------
再等五十年，我向孙子们讲，爷当年扒人家红薯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