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沈德符在所著的《万历野获编》中，细致描述了镇抚司监狱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惨况：镇抚司狱虽名为“诏狱”，但居住条件比“三法司”监狱恶劣得多。其监室建于地下，墙壁坚实，厚达数仞，隔音效果极佳，即使隔壁惨叫呼嚎，旁边房间却悄无声息。监内人每欲买一物入狱，必经数道检查，食物往往被扣留。而且规定监内不得自己燃火，虽在严冬之际，犯人也只能吃冰冷的食物。犯人家属一概不得入内探视，只有在镇抚司拷讯之时，与亲人遥望而已。另据《明史，刑法志》载：官民被捉入镇抚司狱之后，其家属即被通告期限。如在规定期限内不能交纳足够的金银，犯人就要受“全刑”。所谓“全刑”分五大类，即械、镣、棍、拶、夹棍。当时人称全刑为“五毒俱全”，犯人受刑之时呼叫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可以说，一入“诏狱”，九死一生，而且诏狱之事严格保密，家属往往不知死期。因此每当犯人一入诏狱，其家人往往远望狱门稽颡哀号，焚香祭祀，令人惨不忍睹。明代诏狱之残酷实为中国封建帝王滥施淫威的一个突出体现，“荼毒之下，何狱不成？”如此看来，锦衣卫及“诏狱”之设就不仅仅是对封建刑法系统的破坏，而在本质上是封建帝王及其爪牙实行恐怖统治的一个得力工具。
明宪宗成化年间是厂卫制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成化十二年（1476年），时有妖人李子龙以擅“左道”驰名一时，在朝野上下有众多的信奉者，就连宦官鲍石、郑忠等人都奉之若神明。在后者的帮助下，李子龙有机会深入内宫，到万岁山等处观望。据称有行刺宪宗的不轨企图，被锦衣卫校尉发现，立即下狱伏法。这件事被明宪宗知道后，惊恐不已，由此整日提心吊胆，疑神疑鬼。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深居内宫的宪宗十分想了解外廷臣民的动向，因此命太监汪直率锦衣卫校尉数名乔装改扮，出宫伺察。
这种小规模又偷偷摸摸的侦访不可能有多大的实际作用。宪宗于第二年正月索性建立了又一个专门机构——西厂，以汪直为首，其成员则从锦衣卫中选拔出来，只是所领缇骑（即锦衣卫校尉）的数量是东厂的一倍以上，势力远远超过锦衣卫。它把锦衣卫与东厂的职权来个“大包干”，“大政小事，方言巷语，全部记录上报”“至民间斗詈鸡狗的琐事，也从重处置”。也就是说，西厂不仅有权四处侦访官民的“不轨”言行，而且还可以进行拘留逮捕，施用重刑。将特务与法庭、监狱的职能合为一体，其造成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冤死相属，廷臣莫敢言”，“罗织数起大狱，臣民惕息”。汪直与西厂的势力一时间甚嚣尘上。汪直每次出府，随从爪牙极多，扬扬得意，横行霸道。公卿大夫相遇于道，都躲避惟恐不及。西厂随意逮捕朝臣，经常不向宪宗奏请。无法无天，莫此为甚。更为严峻的是，西厂侦缉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北京城内，手下校尉遍布朝廷内外、大江南北，诸王府及边防重镇也都成为其监视及滥发淫威的所在。
物极必反。西厂将朝廷及“三法司”置于一边，擅权专断，这种特殊的权力实际构成了对专制王朝致命的威胁，一些正直的大臣忍无可忍，上疏反映了这一严重状况。当年五月，大学士商辂在奏疏中言道：“近日厂、卫伺察过于繁琐，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陛下完全听信于汪直，汪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中外骚然，安保其无意外之变。”宪宗起先看到这一奏疏时，大不以为然，勃然大怒道：“一内竖（即太监）就能危及社稷吗？”命太监怀恩亲传旨意痛责商辂。商辂据理力争，毫不妥协道：“朝臣无论大小，有罪皆须请旨收问，而汪直竟敢无旨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是我朝北边大门，守备不可一日离职，而汪直却在一日内械捕数位守备大员。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也逃不过汪直之手，甚至皇帝身边近侍，汪直也敢私自调换。汪直不黜，国家安得不危？”这一席话落地有声，句句在理，怀恩深受震动。回宫之后，如实向宪宗作了汇报。宪宗似乎如梦初醒，下令撤销西厂，命怀恩当面斥责汪直。西厂内尉校皆被遣还锦衣卫。然而，西厂不久又死灰复燃，仍由汪直主持。
重掌大权的汪直先后将反对他的大臣排挤出朝，一时间被迫致仕及免职的大臣达数十位之多，西厂的缇骑又开始横行肆虐。宪宗此前罢西厂之时，仍然宠幸汪直，密令其暗出刺事，故而西厂复开似乎在情理之中。势倾中外的汪直更加蛮横狂妄，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有一位宦官阿丑善诙谐，时常在宪宗面前粉墨表演。一日在宪宗前装扮醉汉模样，旁人故日：“某官至。”阿丑毫不理会，肆骂如故。又报：“圣驾至！”阿丑依然酣态十足。旁边宦官最后道：“汪太监至。”阿丑顿时惊慌失措，醉态全无。观者不免问道：“圣驾至而不惧，而畏惧汪太监，是何道理？”阿丑话中有话道：“吾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一旁观看的宪宗表面上微微一笑，但在内心中极为不快。汪直通过操纵西厂肆意妄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全然不把宪宗放在眼里。这种皇权旁落、太阿倒持的状况，是任何一位帝王所无法忍受的，从此宪宗对汪直充满了戒心。
必须指出的是，在西厂创设之后，东厂及锦衣卫依然继续着它原来的特务使命，暴横荼毒也不次于西厂，而西厂的最后罢撤就和其与东厂的矛盾有关。明清史专家孟森曾特别讲到反映东厂恣横的一件事：东厂官校在侦缉云南官校左升私事之时，供状所言牵涉通政使兼工部尚书张文质。对于这样一位朝廷重臣，锦衣卫官校们毫不顾忌地将其打入锦衣卫监狱，甚至连宪宗都不知道。工部尚书被擅自抓走，那工部内务如何运作？左通政何琮等人情急之下，以张文质执掌工部印玺为由，联合上书请求宽释。这时宪宗才知道张文质被逮之事，立即下令予以释放。锦衣卫官以“擅捕大臣”，罚俸三月，而对东厂特务却置而不问。孟先生感慨道：“厂与卫为一体，大臣系狱而帝不知，知之则处分仅及卫官，所处分仅止停俸三月，其时士大夫所被待遇可知矣。”
一次，有一位强盗越皇城进入西内，东厂校尉将其擒获，太监尚铭向宪宗邀赏请功，宪宗十分高兴，赏赐甚厚。汪直闻而大怒道：“尚铭是吾所提拔之人，怎敢背吾以邀功！”尚铭闻听后，担心汪直报复，就秘密向宪宗汇报汪直种种不轨之事。当时汪直正任大同监军，在朝诸臣趁机上疏揭露西厂之罪恶，宪宗也开始厌恶汪直，遂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下旨撤废西厂。没有西厂爪牙护持的汪直也就无法宣泄自己的淫威，再加上宪宗的疏薄及其他内官的倾轧，这一切都宣告了汪直末日的到来。次年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对汪直的罪恶进行了总清算：“汪直与王越、陈钺（汪直的两位得力爪牙）结为腹心，自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南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渐成羽翼，可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为奸臣结党怙势之戒。”汪直因此而被罢黜。
从根本上说，“厂卫”的设立是基于专制帝王谋求一种彻底钳制臣下的“超级”权力的心理需求，因为无权的近侍及由王朝法律制约的刑法机构——“三法司”都无法满足他的这一需要。正是这种专制帝王强烈的、近乎变态的需求，导致了有明一代“厂卫”的兴盛不替。每一位君主都无意将其完全撤废，正如他们对宦官的宠幸一样，这些皇帝都从“厂卫”机构中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都没能摆脱这一变态心理的束缚，因为即使是在专制皇权异常发达的封建王朝中，帝王也不可能为所欲为，全无顾忌。制约的因素相当之多，包括道德伦理观念以及王朝法令，这种种制约往往是通过大臣的劝谏表现出来的，而这种劝谏式的反对常常使帝王处于极为难堪尴尬的境地。而“厂卫”的滥施淫威，正是帝王们得以自我解脱的极佳手段。我们可以发现，越是品性与行止有缺陷的皇帝，越是依赖与宠幸厂卫及太监，他们甚至用“厂卫”爪牙与外朝大臣相抗衡。
明武宗（年号正德）即位后，太监与厂卫的横暴更为突出，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武宗本人特好逸乐，丝毫不把朝政放在心上。大臣们总结他的特点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武宗对朝臣的频频劝谏非常反感，故而命太监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此时西厂又设），开始了对正直朝臣的凌虐与迫害。唯一目的就是压制言论，以便武宗能肆意玩乐。刘瑾与“厂卫”鹰犬荼毒之日，也就是武宗玩乐最为痛快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