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曾国藩说：“思与学不可偏废。”学与思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相依相伴，相互促进。在学的过程中，一般说来，是不可能不思考的，就连简单的背诵，也是自始至终在进行思考活动，停止了思考也就停止了学习。既然如此，还有没有学而不思的情形呢？这就要看所说的思的内容和要求了。伴随着学的思考是时刻在进行着的，比如词句的含义，篇章的结构，全文的大意，这些都需要通过思考才能得出，但这仅是一种初步的或粗略的思考，更深一层或更广一点的思考是否也同时展开了呢？是否如孔子所说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呢？
曾子在《大学》中提出了“格物”、“致知”，这就是叫我们要善于思考，善于纵深思考，善于拓宽思考，善于联系实际而思考。所谓“格物”，就是穷究事物之理，所谓“致知”，就是认识明确，通过穷究事物之理，而达到认识明确的目的，这是学习和思考共同完成的任务。其中的学习只是为完成这个任务搭好了一个平台，戏还得靠思考去展开去完成。而且，认识一旦明确之后又怎么办呢？总不能获得了一支好箭只是放在手里搓来搓去，而不射出去吧。所以曾子接着就提出了“诚意”“正心”的问题，要我们端正态度，瞄准方向，不能只是搓搓玩玩而已，而要准备射出去。紧接着又提出“修身”，这第一支箭先要射自己，射穿一个“旧我”，使其仆地，而跃出一个“新我”。进而提出“齐家”，一家仁则天下仁，一家让则天下让，这个新我首先要将自己的家治好，使自己的家成为千万个家的榜样。最后提出“治国”、“平天下”，治理国这个最大的家，使整个天下都得到太平。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这一系列的思考，才算发挥了学的最大效益，展示了思的最大功能。
世间的书读不完，世间的理也思考不尽。但根本的道理，人们修身处事必须融会，治国平天下更要贯通。比如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人生？如何看待他人？如何看待自我？如何看待成败得失？如何看待昨日和明天？归纳起来，就是天人之道、盈虚之道、交互之道、功效之道、明强之道、平实之道、安危之道、磨难之道、宏阔之道。懂透了这些道，处事修身就能居高临下，治国平天下就能心明眼亮。否则一知半解，或全然不知，就只能事事处处是个糊涂虫。曾国藩主张自立自强，但同时强调“强从明出”，他指出：“处人处事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
人能善思明理，无论如何发愤修身、勉力自强，也不会误入歧途，更不会走火入魔。
环境越是复杂，思考越是要缜密。以功效之道为例，功不同效亦不同，这好理解，功相近效大不同，则令人费解。曾国藩说：“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焦烂，命也。”这就牵扯到命与性的问题上来了。
所谓命，就是天，就是许多客观因素的总和。曾国藩说：“祸福由天主之，善思由人主之。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显而易见，在功与效之间，往往还隔着一个“天”字，人尽性，天助力，效乃出；人尽性，天不助，效则不出。因此，人在尽性的同时，还要设法借助天的力量，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就像孔明借东风一样，其实并无迷信的意思，有的只
是识天的智慧，能观测三天之内的气象变化罢了。这在今天已是寻常事，可在三国时却极为神秘。人类社会在不断前进，人们掌握客观世界规律的本领也在不断增强，但完全掌握则一万年以后也是不可能的事。曾国藩功效之道懂得透彻，他所作出的努力多数成就了功业，也有少数努力并未完全成功，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功效关系有着辩证的理解。他能清醒地认识到：“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因而，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从不因此而悲观，而无所作为。他曾劝导弟弟说：“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
吾兄弟但从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更不必问及矣。”境界何等之高，心态何其之平！看来，若要修身，必须善思；若要善思，也必须修身啊。
天人之道
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者，人谋居半，天意居半。
【译文】凡要干大事，远识是主要的，才能是辅助的；凡要成就大事业，人
的谋略占一半，天意占另外一半。
【简析】天人之道是古往今来哲学家讨论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不信天神，但也有主客之说。客体包括范围极广，天、地、人事皆是。不过客体的天与天命的天，不尽相同，客体的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天命则为一切客观因素的总和。
祸福由天主之，善思由人主之。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入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
【译文】祸与福是由天来做主的，善与恶是由人来做主的。由天做主的，人就无可奈何，只得听任；由人做主的，就能做到一分是一分，撑得一天是一天。
【简析】古代科学不很发达，许多客观因素一时不可知晓或不可预测，而决定事情成败的往往是这些不可知因素在起作用，所以只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如果说古代天意占了六七成，今天科技进步极快，天意还要占四五成，即使未来科技更发达，天意也会占一定比例，二三成罢了。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份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译文】我们这些普通人只有在增进品德、修炼学业两桩事情上可以靠得住。说到增进品德，孝顺长辈、友好兄弟、培植仁心、行事得宜就属于这方面内容；说到修炼学业，做诗文写字就属于这方面内容。这两桩事，可以由本人做主。有一尺的收获，我就得到一尺的效益；有一寸的收获，我就得到一寸的效益。今天进了一分的品德，就好比积赚了一升谷；明天修炼了一分学业，又好比节余了一文钱。品德学业并增，家中财产就一天天兴隆，至于功名富贵，就要由命里安排，自己是不能做得一点主的。
【简析】儒家主张有为说，鼓励人们进德、修业以尽人性，这样得尺则我之尺，得寸则我之寸，人性在与天命的较量中就会多几分筹码。
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吾兄弟但从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更不必问及矣。
【译文】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常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的人并不就是最后成就名声的人，成就名声的人并不就是享福的人。我们兄弟只从积劳二字去用力，不去过问成名二字，更不要去过问享福二字。
【简析】事业越大，人谋越难驾驭。这就要有思想准备，不然一旦落差太大，精神上就难以承受。所以曾国藩力劝沅弟要有“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胸怀。
仕途巨细，皆关时运，余持此说久矣，然亦只可言于仕宦，若家事亦虽有运，然以尽人事为主，不可信运矣。
【译文】仕途上的大事小事，都与时运相关，我持此说已很久了。但这话也只可对仕宦而言，若是针对家事，虽有时运的关系，但应以尽人事为主，不可以相信命运。
【简析】家事有亲情维系，彼此协作，可以办成一些像样的事，虽有天灾人祸相扰，但在正常年份，其影响力还是小于人事，因此人事可以作主。官场险恶，人员关系复杂，朝廷在动哪根筋，为臣者除个别近臣亲信外很难掌控，因此仅靠人事难以作主，皆靠时运。
事会相薄，变化乘除，吾尝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然吾辈自尽之道，则当与彼囊也者，赌乾坤于俄顷，校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
【译文】事机相交，变化乘除，我曾将功业的成败、名誉的优劣、文章的精工笨拙，一概放到“运气”这个袋子中。久而久之，更加相信这种说法不可改变。但我们这些人自我努力的途径，当与袋子在一瞬间跟乾坤赌一赌，在锱铢间较量一下先后，终究不会令袋子独胜而我独败。
【简析】曾国藩是刚毅倔强之人，明知运气能囊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却还要赌乾坤较锱铢，为囊中探出一二之物来，其志何其坚，其意何其诚！
思人心所以扰扰不定者，只为不知命。陶渊明、白香山、苏子瞻所以受用者，只为知命。吾涉世数十年，而有时犹起计较之心，若信命不及者，深可愧也！
【译文】想想人的心境之所以扰攘不定，只因为不知道天命。陶渊明、白居易、苏轼等人，他们生活得安闲舒适的原因，只因为知晓天命。我经历世事有几十年了，但是有时还生出斤斤计较的心态，这是因为相信天命不够的缘故，真使人深深地感到惭愧啊。
【简析】人既要尽性，又要知命。尽性以示其价值，知命以显其胸怀，这样就进退裕如了。
人定亦可胜天，不可以适然者委之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日：“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译文】人定也可以胜天，不可以完全交给天数。如知人上的睿智，与朋友之间的投契，君臣之间的遇合，原本有定数，然而也可以积累诚意去得到，所以说：“看似属于命运的，也有人性在起作用，因此君子不全信命运这个东西。”
【简析】在正确的天人观指导下，还是积诚而致之，不当无为者。这样人在世上才不枉走一遭。
盈虚之道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故古诗“花未全开月未圆”之句，君子以为知道。
【译文】太阳过了中午便要向下走，月亮到了月中盈溢后便要一天天亏缺，所以古诗中“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句子，君子认为这是悟出了大道。
【简析】如果说天人之道是第一大道，那末，盈虚之道就是第二大道了。天人之道说的是认识论，盈虚之道说的是辨证法。此道包括范围甚广，盈亏之道、阴阳之道、刚柔之道、祸福之道几乎皆是。
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
【译文】天地间的法则，没有对称就不能成立，所以立天的法则是阴与阳，立地的法则是柔与刚，立人的法则是仁与义。
【简析】曾国藩的哲学思想，源于宋明理学，周子、程子、朱子对其影响极大，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哲学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所以曾国藩能讲出“天下之道，非两不立”的话，绝非一时之想。
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
【译文】事物到了极点就会发生变化，挽救浮华的莫过于质朴。长久疲沓之后，用猛烈来振作一番，他的用意应该就在这里吧！
【简析】事物对立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转化。曾国藩的长处在于不仅懂得天道、地道、人道，还能运用对立转化的观点来治学、治军、治政，他最终成为学问家又成为政治家，与其学道致用有很大关系。
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译文】天地的道理，是要刚柔并济，不可偏废。太柔就容易萎靡，太刚就容易折断。
【简析】曾国藩秉性偏刚，但经过长期的修炼，变得以刚为主、有刚有柔了，这是他德性修炼成熟的一大标志。不仅曾国藩如此，任何有修养的人都会如此。
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人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
【译文】刚不是指的暴虐，而是指雄强矫健而已；柔不是指的卑弱，而是指谦虚退让而已。办事为公，就应当雄强矫健，争名逐利，就应当谦虚退让；开创家业，就应当雄强矫健，守成安乐，就应当谦虚退让；外出应对人事，就应当雄强矫健，回家与妻儿子女享受家庭之乐，就应当谦虚退让。
【简析】刚为盈，柔为虚。何时须刚，何时须柔都应心中有数，这才叫做修养；否则，当刚不刚，当柔不柔，或者刚则暴虐，柔则卑弱，就不叫修养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译文】天的运行是刚健的，君子把它作为榜样而自强不息。地的态势是柔顺的，君子仿效它而容纳万物。
【简析】曾国藩认为，应该从天刚地柔中学习修身之术：从天刚中学习自强不息的刚毅精神，从地柔中学习厚德载物的宽容品质。
吉、凶、悔、吝四者相为循环。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
【译文】吉、凶、悔、吝四种现象互相循环。吉，并非只有祥瑞才可以说得上，只要作事举措都得宜，没有世人非难神鬼谴责，这就叫做吉。越过这一点，就是吝了。
【简析】吉与吝也是盈与虚的问题，可以互相转化。如何常保吉态，就得行事措之咸宜，否则人非鬼责，凶吝即来。
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译文】在遇到吉利的时候，常会因忘乎所以而走向凶危；在遭到凶危时，就又会因为警惕自省而走向吉利。因此，君子只知道警惕自省。有警惕自省的意识，于是保守它的欠缺，而不敢去追求圆满。小人却常常追求圆满，圆满一旦达成，耻辱和凶危也便随之而来了。多数人常常有缺陷，而我一个人经常圆满，天道的屈与伸，难道能这样不公平吗！
【简析】吉凶转化各有条件，吉而吝之，即转化为凶，凶而悔之，即转化为吉。因此，高明的人就要看重一个悔字，搁下一个“全”字。
用兵人人料必胜者，即伏败机；人人料必挫者，中即伏生机。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
【译文】出兵打仗，人人料定必胜的，其中即潜伏着败机；人人料定必受挫折的，其中即潜伏着生机。庄子说两军相对，有哀戚之容的一方将取胜。
【简析】胜、败也会转化，骄者会转胜为败，哀军常转败为胜，这是普遍真理，毋须怀疑。这话说给在前线带兵的沅弟听，极有警戒作用。
交互之道
大凡办一事，其中常有曲折交互之处，一处不通，则处处皆窒矣。
【译文】办某一件事情时，其中常有曲折交错的地方，一处不通，就处处都受阻。
【简析】交互之道讲的是事物之间的联系，也是辩证法中的重要课题。事物之间既有联系，就有制约，此为彼之前提，彼为此之必经之道，所以一处不通就会造成处处皆窒。
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外重而内轻，其为蔽也久矣。
【译文】用瓦片作赌注的人心里灵巧，用钩带作赌注的人心存恐惧，用黄金作赌注的人心中慌乱。投入的外物愈贵重，那么内心就愈容易不稳，这种状况在赌局中存在已久了。
【简析】这里借用庄子的话，说的是赌局，指的则是治军治政的大局。投入愈多，寄望愈厚，心里愈难以平静，本可以理解，但恰不能如此，只有保持平常心，厚望才有可能实现。
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暖①，则为小人。
【注释】①晻暧：(yanai)昏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