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李长科
我的母亲是个童养媳。
记事起，母亲抖抖索索、边哭边忙家事的瘦弱形象，就似一根心头针，不时刺痛着我。
母亲娘家姓曹，赤贫，子女多。在这样的家庭，女孩子就是躺着占地方、坐着占碗筷的。母亲八岁便被送去给地主家放牛牧羊，报酬是每日一顿永远也吃不饱的饭。如果牛羊没吃饱，饭也有可能就换成了一顿毒打。
十二岁那年，母亲被送到了扬州双桥童家套李家——也就是我祖父母家做了童养媳。
那时的童家套，与解放前许许多多农村一样，普通农户的日子是一穷二白。战争，让原本就已经在饥饿边缘挣扎的日子，又添了盘剥、恐惧。很不幸，祖父母家世代都是租地过活的农民，穷、封建；新家，并未能给母亲带来温饱与关爱。
祖父母共生育了七名子女，六男一女。父亲李有仁是家中长子。在我印象里，父亲一辈子从未与人争吵，但也从未开怀笑过。父亲自己不爱说话，对我们子女，嘱咐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多做事，少说话。”祖父母在的时候，李家是一大家子一起过的，全家三十多口人，就靠种菜卖菜的微薄收入过活。作为家中长子，父亲一直觉得对家庭有无可推脱的责任，一心想着用自己的忍让和勤恳，把全家人维系在一起。
那时的扬州，市面没有临近的镇江热闹。为了让自家的菜能多卖几个钱，父亲叔叔们需要把菜担到几十里外的镇江市场去卖。卖菜的日子，父亲天不亮就得起身。担着百斤以上的菜担子，连走带跑走上十几里路，到江边换上摆渡船过江；下船还要再跑上几里路，才能到市场。返程也是靠双脚，往往卖完菜回到家就已天黑。睡不上几个时辰，第二天的劳作又等着他了。
长年吃重的劳作，加上营养不良，印象中父亲要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不到四十，腰杆子就弯了。父亲的肩膀是不能看的，老茧长好了又磨破，时间一长，肩头就变成了一块黑紫色的凸起。同样不能看的还有父亲的双脚；不论寒暑，父亲从来没有双像样的鞋，脚上老茧龟裂交错，很难分得清肉色。时隔几十年，我都老了，这些影像，还是历历在眼前，令我伤感不已。
即便父亲每日里辛苦，家里还是经常揭不开锅。母亲十七岁时，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家里甚至连包裹孩子的包袱布都无钱置办，母亲只好用自己的围裙包了一下。没有月子，没有营养餐，生产后的第二天，母亲就被要求下床干活。
祖父祖母并非心狠之人，可贫困之家百事皆哀。人人出苦力，尚且生计穷困，让一个劳力闲着，那是不可想象的。寡言的父亲，为了大家庭的和睦，也无法对妻子付出应有的体恤。势利的妯娌，欺负母亲娘家无人；加上母亲拙于辞令，不懂讨好长辈，在家中全无地位，受尽排挤嘲讽。“童养媳的苦是真的苦”。懂事后，每次听母亲回忆过往，常常能听到这样的开头。开始，母亲会抹眼泪，后来就渐渐只剩下一句叹息:“这就是命啊！”再后来，哥哥们相继死去，母亲脸上变得没了表情，眼睛里也是空空的。
母亲生育了十五个孩子，从来没有做过一次月子。营养不良，加上当时的中国农村，根本就没有什么医疗卫生条件可言，母亲的十五个孩子中有九个，早早夭折。
我是一九三二年四月初三生的。出生时，上头已经有了三位哥哥和两位姐姐。大哥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上海当学徒，没多久又被拐子拐走，多年没有音信。直到大哥十八岁，村里邻居在杭州意外地碰到了，将消息带回上海堂叔家。堂叔托人找到大哥时，大哥正在杭州的机场做学徒。回家也没有更好的出路，大哥决定继续留在杭州。家里人也觉得日子久远，只要知道下落，总归是可以再见，可不想，这次未见，再见就是阴阳两隔。
没多久，家里收到了大哥写来的信，说是病了。家里人也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病，加之路费维艰、家计所累，没能及时去探望。半个月不到，竟然收到了大哥由于医治不当往生的消息。失散多年，未及团聚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的悲痛可想而知。父亲坚持一人到杭州接回了大哥的遗体，让大哥在家乡安葬。
祸不单行，一家人还未从大哥去世的伤痛中缓过来，二哥又意外生亡。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放牛、放驴，捡干草、拾粪，将将会走路，我们就必须会做这些事儿情。我家是种菜的，肥料就是大粪。农村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地，哪里够用，都是需要用驴子，从扬州城里拉回来的。大哥早年就失散，二哥就是老大，早早担负起了与父亲一同养家的重担。记事起，二哥就常带着我一起进城拉粪。早上不吃饭出门，挨家挨户倒粪，装满一驴车才能回来。作为奖励，长辈偶尔会各给我们足够买一根油条的钱。父亲告诉我们收满了粪才能花，二哥和我从不敢违背。
从扬州城返回童家套，要经过三元桥，那附近有个烧饼店，我们会在这里买上一人一根油条。家里的驴子，也和我们一样瘦小，不忍心吃独食呀，一根油条，自己吃一半，也要留给驴子吃一半。这是我们难得的享受，半根油条，不敢放开嘴吃，小心翼翼，抿着、唆着，吃完能走个一里地。两个孩子，全身补丁衣裤，鞋子破破烂烂，拉着毛驴臭粪车，一前一后，与驴子一起吃油条的情景，怎么看来都有些滑稽，但却是我童年里特别美好的记忆。现在想起来，仿佛还能回味起那油条的香味来。
二哥走的那年，才十三岁，是去镇江卖菜途中出的事。那时候长江上摆渡用的是木船。那日风大，人多又挤，木船抗风浪性差，船到江心，风浪一打，晃得厉害，二哥担着重担，一个不稳掉下江去。同船的渡客慌乱中，试着用长竹竿相救，不小心一竿子下去打到了二哥的头。人是捞上来了，受惊受凉加上头上受了伤，回家来只是眼看着不好下去。兵荒马乱，糊口活命已是不易，求医问诊无钱无门。二哥，也就这样走了。
后来，三哥也没能留住，是掉到屋后的河里淹死的。
两三年的光景，三位哥哥相继离世，家里愁云惨雾。接连的打击，让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双眼也渐渐看不清了。眼泪总有干的时候，可母亲的表情却似被眼泪冲刷走了。没有怨恨，没有悲伤，当然，也不会有喜悦，就是那么呆呆的，木木的，还有刻进骨肉里的认命。母亲没有文化，她对生活的所有愿望就是一家人好好的，可是在那样的岁月中，这也成了奢望。
大哥离家早，我印象不深，二哥三哥是与我相伴长大的。他们出事那年，我才七岁，相当长的时间里，让懵懂的我有些不知所措。哥哥没了，玩伴没了，倚仗也没了。原来我是“万事还有哥哥”的小儿子，三位兄长相继离世后，我一下子从老四变成了长男，连寡言的父亲，对我也变得格外关注。为了让我将来不用像他一样做一辈子的泥腿子，父亲送我进了私塾。
家里的光景常是三餐不继，学费三不五时交不上，我自己也是好动的个性，对塾里老先生没完没了的诵读，实在没有兴趣，断断续续上了五六年，终究不成才，勉强混个识字。
第一次想到要离家是十二岁那年。一次，母亲因为琐事与邻居争吵，本是农妇间的家常事，母亲多说了几句，话不太好听。父亲是凡事都忍让的人，一辈子没与人争吵过，母亲与邻居吵架，父亲觉得脸上挂不住，居然对母亲动了手。我已是母亲的大儿子，一心想要保护母亲，心里急得直跳脚，可也不敢忤逆父亲，越想越难过。三个哥哥已经不在了，我应该是母亲的依靠。可留在家，除了种菜，便无其它出路。一定要出去找出路，一定要为母亲争口气，将来让谁也不敢欺负她。看到母亲被打得惊慌失措，我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
经历了一个个孩子的早早离世，加之兵荒马乱，母亲已如惊弓之鸟，认定了孩子好赖只要在眼前就安心；对我要离家闯荡，第一个坚决反对。
赶巧上海的姑妈回乡探亲，父母提起了我的问题，姑妈倒是赞同我的想法，觉得应该出去闯一闯。并且答应父母，可以介绍我到上海的杂货店做学徒。为保路途安全，让表哥回家的时候，顺带将我带到上海。有姑妈引路，加上上海又有一些亲戚在，我又执意要去，拗不过，母亲勉强同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