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的病时好时坏，在美国那么多年，一直无法完成学业。家公安排他回国管理家业，让毓超早日到美国发展。那时毓超已有两男一女，万事皆备，本可以起程了，但中国的局势这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解放前夕，很多有钱人都离开了中国。家公有美国公民身份，随时都可以走。但他没有出走的打算，他认为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把商店、诊所、田地、钱……都交给新政府，分给穷人，同样是做善事，应该拥护。他觉得自己是放牛娃出生，“卖猪仔”的归侨，相信怎么说栅都不会划到敌人那圈子里去，新政府定还会给他们家留下几亩田地，几间房子。全家人共同劳动，自种自收，自食其力，日子一定还是能过下去。可是家公想错了，这一愿望，竟成了泡影。
家公眼看形势越来越紧，便催毓超赶快到香港，与从美国回来的二哥同住昂哥家中。二哥估计领事馆不可能马上审理毓超的移民案件，决定先回乡下见父亲和家人。待领事馆有了通知，再赶到香港。
毓超送二哥上船回乡下时，虽然看上去他的身子虚弱，但看不出病得很严重。在船上，二哥没叫嚷，也没有呻吟。可待船靠岸时，人们发现他已死了。没想到码头一别，竟成了两兄弟的永诀。
毓超惊悉噩耗，连忙赶回家，安慰父亲、二嫂和家人。二嫂膝下无子，也想过继一个孩子给他。毓超在家呆了几个月，一时工作组进村，斗地主，分田地。
家公出洋时，祖母想给儿子煮一碗粥送行的米都没有，只吃了两块烂山芋饼上路。一个“猪仔”在国外拼命奋斗了几十年，将从国外带回的钱，用来建集镇，开诊所，办教堂，救济难童，修桥造路……自己却过着粗茶淡饭的田园生活，怎能算剥削阶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