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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那天,福生妈妈给买了一条牛仔裤,一件花格子衬衫,里面是一件短背心,十分时尚地敞着怀,并用一个假期时间留了长发,梳了个分头,也不知从哪搞到的啫喱水,三七分头,油香四溢。
福生分到了六班,我到了二班。
一位个子不高的男老师把我们领到了教室,这就是我们的老班。初中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教学班在楼上,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踏进叫楼的场所,大大的教室,明净的窗户。还有来自各个学区的同学。
我个子小,自然坐在第一排,一个叫王信的坐在我的旁边,这是自由搭配的。王信个子和我差不多,黑乎乎的,很瘦。
交了学杂费,认了教室,假期继续。
开学了,班主任还是那个个子不高的老师,小个子老师站在讲台上,双手摊开,放在讲桌上。
开场白是:“你们,就是一块棒槌地(玉米),几天不见,就跟施了化肥似的,都疯长”
我们一阵哄笑。
“下面,大家就开始初中的生活了,这堂课,同学们先相互了解一下,下一节课,我们再强调纪律”。
教室里像在熬粥。
我和王信的话少。王信闲着没事,就托着下巴看扶在讲桌上的老师,一边看还一边咧着嘴笑。
老师看到了,低下头,也笑着问:“你笑什么”?
“我叫王信”,王信把“笑”听成了“叫”,我们前排笑了。
看到老师说话,大家一下子静了。
老师有点尴尬,“我不是问你叫什么,是问你为什么笑”。
“我是沙坡学校的”,全班哄堂大笑。
可能紧张,老师说得又快,王信又把“笑”听成了“学校”。
老师根据高矮重新调桌,我与望泉同桌,在第二排,报到时认识的王信在我们后排。
望泉自小得了婴儿瘫,治疗还算及时,但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无法独立行走,走路要拄一对小拐。
班委选好了,我做了生活委员。
我们三个约好,上英语课以后要用英语对话,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只记得当时从小学升到初中,心里最神秘和期待的科目就是英语了。
初中开学之前,几位初中老师把培训班的信发到学校,假期进行英语培训,10天50块钱,因为太贵,我没有报。有一个同学是营子村的,去学习了。这位同学也在第一排。
第一周只学26个字母,元音、辅音,一个英语句子也没教,这让我们三个大眼对小眼,26个字母怎么进行英语对话?学完字母,之后是简单的词组。
中国人么,最先学的是五星红旗,fivestarredflag
他起来念,非常流利,让我们好生羡慕。
不用多长时间,我们深刻地发现,培训班,包括现在的各类培训班,真的管用么?
一个假期,我的同学被培训完了大半本课本内容,到了学期末考试,他的成绩仍然一般,被我们这群没上过补习班的小个子甩在了后面,而且他学习也算认真。
培训班的作用是什么?是揠苗助长?违背了一个学生成长的天性?或者培训班是分等次的,知识性为最无用的,培养兴趣和智力的算高明的?
一些东西,先会了,代表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四年制试用课本接下来要学whatis连读what’s,我怎么也学不会,老师让念what’s,我嘴形跟不上节奏,
“whatis”,
“再念”老师说,
“whatit’s”;
“再念”!
“whatis”
反复六七遍,最后老师把我叫上讲台念,加上紧张,仍然没有念对。
同学们笑了,王信和望泉急坏了。
每次我要念的时候,都在下面张着嘴巴小声
“what’s”
“what’s”
我也知道是
“what’s”
但不知怎么的到我嘴边就成
“whatis”
“whatit’s”了。
这是我学英语最尴尬的事。
老师叫刘平,生气了,一巴掌拍到我头上,力量很大,我从进台边上掉到了讲台下面,“嘴巴不好使还是舌头不会拐弯!”。
然后,余气未消,手中的粉笔头又扔到我头上。
但这种仅有过一次,一直到初四,我的英语成绩都非常好。
后来上了初四,就能接触到篇幅较长的英语课文了,老师让翻译课文,我都是班里少有的几个能突破原来英语单词意思把英语句子翻译出来的学生之一,每次同学们的羡慕,我脑海里总是被老师打的那一次。
王信非常聪明,上政治课,背诵政治概念,几乎都是和我、望泉一起背诵完。
这在小学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每次老师要背诵课文,背诵概念性的东西,我都是班里第一个能背诵的,甩下同学几条街的。
班里背诵速度和我差不多的有七八个,有的速度比我还要快。一个班要五十多人,我们那一级有12个班,学习的竞争要何等激烈。
我们吃饭一块,学习一起,成了齐头并进的好朋友。
期中考试,望泉班里第二名,我第五名,王信是十五名,成绩都说得过去,而且全进了全级前100名,望泉全级第八,我全级35。
王信小学时成绩差些,很调皮,调皮是有些来历的。
与王信同村的人都叫王信作“小九”。
这是一个美妙的故事,王信的父母与我的爷爷奶奶差十几岁,遵从上一辈“生男孩,传香火,立子嗣”的教导,王信的父母在生育上,一发不可收,先是生了八个女儿,生育周期太长,就到了80年代,那时,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开始实施了。
王信的父母有着坚强的毅力,先生海南岛,后生吐鲁番,再生少林寺,一生八个,全是女娃。一对夫妻也从青葱黑发,生到了华发初生。
最终,老来得子,生了个儿子。
前面八个姐姐,王信排行第九,父母还有村里人都叫他小九。他上学初一的时候,王信的外甥已经读初三,周末,姐姐想九儿了,时常会见到他的外甥来接舅。
对话经常是这样的:“小舅,你都多大了,还玩这个俄罗斯方块,快别玩了,我们回家,我娘想你了”
“不不,我就玩,我再玩一会儿嘛”
“唉,真是拿你没办法,那再玩五分钟”
王信小学成绩只是中游,被我和望泉一带,居然成绩能排到前20,已经很不错了。
后来,初中毕业了,曾经与我们初一的班主任聊过,12个班,那么多学生,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二班能那么多学生进全级前50名,前100名。
是偶然和无意的,排桌被安排在一起的个子小的一拨足有七八人,学习氛围好,都对学习有强烈的渴望,聚在一块就成了一种连动的影响,互相比超,谁也不服谁,是一种小气候,这种气候形成了,会影响和带动很多人。
成绩一下来,王信高兴得不知怎么好,拽着我和望泉到他家玩,我和望泉连连摇头,他家在镇的最南端,那么远的地方,太远。
就此作罢。